【2021年第2季度全球宏观经济季度报告 · 东盟韩国】区内疫情再起，对我国经贸有潜在影响

2021年第2季度，新冠病毒Delta变异毒株对东盟经济产生显著影响和新的挑战，体现为区内较为开放的经济体如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疫情加重，呈现2020年未有局面。相比之下，韩国经济则较为稳定。受疫情的影响，东盟整体制造业PMI在6月重新跌至荣枯线以下，为49.0；韩国第2季度制造业PMI保持强劲，为54.2。从东盟国别数据来看，马来西亚和越南6月PMI急剧下行。区内通货膨胀压力初现，金融市场总体表现平淡。东盟疫情对中国经贸的影响值得关注，本报告从中国补位东盟贸易可能性的视角对这一影响展开探讨。

2021年第2季度，新冠病毒Delta变异毒株给东盟经济带来新挑战。在变异毒株之前，东盟区内疫情状况总体好于全球，区内主要经济体受疫情冲击影响较小。4月之前，新冠疫情病例较多的国家是印尼和菲律宾，2021年第1季度末，累计确诊人数分别为1,511,712和747,288人。其他东盟国家的疫情总体较平缓。由于印尼和菲律宾的经济以内需为主，国内消费占GDP的规模约七成，因此，经由贸易渠道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小。然而，2021年第2季度起，受变异毒株冲击的影响，东盟的疫情形势变得严峻起来。首先是疫情病例本就较多的印尼和菲律宾，疫情走势没有好转，反而进一步恶化，印尼单日新增病例数从3月末的8000例左右上升至6月末的20000例左右，且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菲律宾的确诊病例持续在5000-6000例之间。其次是泰国和马来西亚这两个疫情本已经平复的经济体，单日新增在6月底达到5000-6000例的高点。泰国在一季度时单日新增不超过100例，马来西亚每日新增病例与也基本稳定在1000例左右。由此可见，第2季度以来，泰国和马来西亚这两个较开放、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活动的经济体也面临着此前未有的疫情冲击。最后是越南，越南在2020年及2021年第1季度受到疫情冲击非常有限，这也使越南成为2020年区内正增长的经济体。但是越南受到这次Delta变异病毒的显著冲击，其单日新增在5月9日首次超过百人，此前有预期称其疫情有望于5月底得到控制，然而事实的情况是到6月末时，越南的日增仍在400-700人之间，累计确诊病例过万。疫情冲击导致许多工业园区和工厂关停，隔离限制带来出货效率下降，对纺织品和电子产品的供应量产生的影响尤为显著，部分订单回流至中国。

2021年第2季度PMI受疫情影响回落。受疫情的影响，东盟整体制造业PMI在6月重新跌至荣枯线以下，为49.0，结束了3个月持续在荣枯线之上的局面；韩国第2季度制造业PMI较上季度略微下降，但整体依然保持强劲，为54.2。从东盟国别数据来看，前述受疫情冲击的经济体6月制造业PMI出现显著下行，其中以马来西亚和越南的下行最为剧烈，马来西亚6月的制造业PMI仅为39.9，远低于4月和5月的53.9和51.3，越南6月的制造业PMI也仅有44.1，同样远低于4月和5月的54.7和53.1，泰国5月和6月的制造业PMI分别为47.8和49.5，也处于荣枯线之下。这表明，对于区内的开放性前沿经济体而言，本轮Delta疫情的冲击已明显导致经济强劲复苏的中断。

区内通货膨胀压力初现。2021年第2季度，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的影响，区内通胀中枢有所抬升。马来西亚的CPI同比增速较高，4月和5月分别达到4.7%和4.4%，不过，其核心通胀率仍保持在0.5%至1.5%之间。越南的通货膨胀水平也有所上升，4-6月大致在2.4%-2.9%之间，不过相较于其过去的通胀水平，目前的通胀水平并不算太高。上季度通胀水平较高的菲律宾，本季通胀水平已有缓和。目前，区内的通胀水平走势将取决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本轮疫情冲击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如果内需的复苏中断，则价格水平不会快速提升，如因疫情造成产能不足，则可能因为供给侧紧张而导致通胀抬升。

2021年第2季度，股票市场继续呈现涨跌不一的态势。和上季度较为类似，五个区域代表性股指在2021年第1季度涨跌不一。马来西亚吉隆坡指数和新加坡海峡指数季末较季初出现下降，变动幅度分别为-3.3%和-2.5%，印尼雅加达综合指数基本与上季度持平，变动幅度为0.25%。韩国综合指数上涨5.6%，高于美国标普500指数本季度涨幅。菲律宾马尼拉综合指数虽然上涨最多，为6.3%，但是由于其上季度的跌幅为-10.5%，2021年上半年总体仍呈现下跌态势。

2021年第2季度，东盟六国和韩国货币相对美元总体保持平稳。除了泰国之外，区内主要货币在本季度的变动不大。泰铢贬值约2.1%，反映疫情冲击的影响。相对于过去一年及一季度的汇率变动，第2季度东盟和韩国货币的变动幅度明显缩小。

东盟疫情对中国经贸的影响值得关注。疫情之下，中国的出口能够逆风而行，其主要原因在于对于全球市场供给的补位效应。从下图可以看出，中国的出口市场份额在2020年不降反升，这得益于中国疫情应对的得力和复工复产的快速进行，相反，欧盟和美国的出口市场份额有所下降，这对应着这两个地区疫情严重带来的产出能力下降。在这个全球市场蛋糕分配的思路下，当疫苗接种次第推开，美欧经济复苏之后，中国因为疫情而获得的市场份额就会相应的回撤，继而这部分出口也将下降。

东盟本轮疫情的出现可能延缓这一下降态势，因为中国的补位效应有可能从欧美转向东盟。从2019和2020年的数据来看，东盟的出口市场份额在2020年时没有下降，反而略有上升，反映疫情冲击并未影响其向国际市场的供给能力。这意味着，东盟在2020年的情况和中国类似，中国和东盟均向国际市场供给商品，中国的补缺主要补的是欧美发达市场之缺，而非东盟供给之缺。当疫情冲击在中国和欧美之间存在时间差时，中国对于欧美市场份额的补缺，实质上取决于中国和欧美产品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程度。而当现在疫情对东盟经济产生冲击时，如果东盟国家的供给不能跟上，中国的补缺效应是否明显，也就取决于中国和东盟产品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程度。

如何衡量中国与欧美产品及东盟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程度？本文通过引入竞争压力指数来度量这一竞争程度。根据樊纲、关志雄和姚枝仲（2006）的研究，竞争压力指数可以通过以下这个图形象地进行表示。在图中，假定曲线A和曲线B分别代表A国和B国的出口技术分布曲线，曲线的高度表示出口额，两国分布曲线相交的阴影部分表示两国在这些产品上都有出口，因而在这些产品上呈竞争关系。相交的面积越大，说明在同类商品上竞争越强。由于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规模不一样，同样的交叉面积对不同国家的影响可能不一样，比如，如果B国在某一产品的出口规模远超A国，则该产品上B国对A国的竞争压力要远高于A国对B国地竞争压力，因此，在相交面积的基础上，其相对于B曲线的面积就可被视为A国对B国的竞争压力。

下图展示了中国与欧盟、美国、东盟以及东盟当中的泰国、马来西亚和越南的竞争压力指数。可以看出，中国对于东盟的竞争压力指数，显著地高于对于欧盟和美国的竞争压力指数；这种竞争压力具有非对称性，东盟对于中国的竞争压力小于欧盟和美国对中国的竞争压力；在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东盟国家中上述两个特征则更为显著。这表明，中国和东盟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程度更强，换而言之，中国在疫情冲击时对东盟市场的补位也具有较强的基础。

从对美双边视角也可以佐证这一潜在补位可能性。从美国的视角来看，中国和东盟是美国逆差的重要来源，以2020年的数据来看，美国对中国和东盟的逆差占美国对世界总逆差的34%和17%。下表统计了美国来自于东盟的逆差当中规模最大的十类产品及它们的来源国（以降序排列，因而最下面的是逆差规模最大的）。从产品类型上来看，逆差的产品主要集中于各类机器设备和机械产品以及服装、鞋类、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国别来看，主要是在越南，包括了6个品类，泰国有2个品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各有1个品类，除新加坡之外，都是本次疫情较严重的东盟国家。通过比照美国逆差中的中国产品，我们发现，这些产品除了医药品（来自新加坡）之外，也都是中国对美的主要顺差商品，均能够排进美国逆差中中国的前十大产品。因而，从双边层面看，中国的潜在补位能力也同样是较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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