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旭 徐秀军】全球公共产品赤字及中国应对实践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冲击深刻反映了日益严重的全球公共产品赤字问题。全球公共产品赤字既表现在器物、制度和理念层面，也表现在三者之间的互动与协调。从器物基础、制度建设和理念逻辑来看，全球公共产品赤字主要源于霸权国实力下降与大国供给竞争、国际制度非中性与非强制性以及民主衰退与零和思维。同时，不同类型公共产品的相互支撑与掣肘也对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带来重要影响。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已逐渐成为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供给者和全球治理的重要贡献者。近年来，中国着力建设“一带一路”、倡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应对全球公共产品赤字贡献了全方位的中国方案。全球公共产品赤字现象及中国应对实践表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对不同类型全球公共产品之间的协同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崛起国不仅能够成为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者，甚至还能够成为发挥引领作用的供给者。但是，崛起国供给全球公共产品应发挥自身比较优势。
在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贸易与投资大幅萎缩之际，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与投资出现逆势增长。这一事实一方面反映了日益严重的全球公共产品赤字问题，另一方面表明了中国在全球性危机面前拥有独特的应对之道。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在国际社会对全球公共产品的需求上升时，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为何未因此得到相应增加，而中国是如何有效地应对这一问题的？本文通过探索当前全球面临的现实问题背后的全球公共产品赤字成因，考察了全球公共产品各构成要素之间在空间上的共存性和逻辑上的融通性。在此基础上，文章以“一带一路”为切入点系统梳理中国应对全球公共产品赤字的努力，并进一步讨论中国未来参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
全球公共产品赤字是一个整体性问题：第一，供给质量和数量不足是全球公共产品赤字的表征；第二，造成供给不足的直接原因在于现有的供给机制落后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现实发展需求；第三，供给赤字的深层原因在于主导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的国家偏向于将全球公共产品其视作护持霸权的私有工具。基于此，本文从器物型、制度型和理念型三个类型全球公共产品的内在逻辑关联及具体赤字成因出发，深入分析这三类产品存在供给赤字的具体表现，并从中国参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实践来探索三者之间的共存性和融通性。
这三种类型的划分并不意味着三类产品之间相互排斥。相反，这三类全球公共产品存在空间上的共存性和逻辑上的融通性，它们之间的彼此支撑或相互掣肘共同决定了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赤字的表现及其成因。
当前，器物型、制度型和理念型三个类型全球公共产品均存在较为明显的赤字，且三者之间相互掣肘，导致全球公共产品赤字进一步扩大。从器物基础看，全球安全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导致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交织，全球发展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导致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问题依旧严重，而对气候、公共卫生以及对全球公地（global commons）等问题的治理同样存在较为明显的供给不足。从制度建设看，现有的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在应对部分旧问题与新挑战时不仅广泛存在效率赤字，如行政效率低下、机构臃肿和时间成本高昂等效率问题，且部分国际机制面临较为严峻的效果赤字，功能和作用往往无法达到预期。从理念构建看，西方民主国家治理失序所导致的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侵蚀了支撑全球公共产品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主义思想根源。崇尚对抗和强权政治的理念破坏了大国合作的信任基础，造成全球公共产品难以通过大国合作来供给。
从互动维度看，各类型全球公共产品赤字展现出很强的联动性。以WHO为中心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在应对疫情进程中存在资源不足、规则约束力低、权威下降和规范失效等问题，且三种类型全球卫生公共产品赤字相互作用，共同造成了当前全球抗疫进展困局。同时，疫情影响已经溢出公共卫生领域，对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因此，我们在思考应对全球公共产品赤字的方案时，不仅要清晰界定赤字的多维表现，更需要深入挖掘各个维度赤字的相互影响，以提升应对各类型赤字的方案之间的协同性。
在应对全球公共产品赤字的实践进程中，中国投入了大量物质资源，积极参与全球安全公共产品供给，使发展成果尽可能多地惠及各方，在器物层面提升了全球公共产品的质与量；中国积极维护多边主义，努力推动国际机制改革与转型，并参与创建制度型全球公共产品，从制度层面提升全球公共产品的合法性；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共商共建共享”的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在理念层面解决当前全球公共产品全球性和公共性不足的问题。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供给这三类全球公共产品的进程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将三者在空间上的共存性和逻辑上的融通性纳入考量，形成了一套器物型、制度型和理念型全球公共产品协同供给的安排。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最具代表性的协同型全球公共产品。中国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的实践早于“一带一路”倡议。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就开启了对外援助的征程。但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供给的全球公共产品主要集中于安全和援助等器物层面，而非制度和理念层面，且三个层面的互动关系并不明晰。随着以经济实力为代表的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升，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在国际制度建设和理念贡献上加快了步伐，三个维度间的协同性显著增强。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发展动能不足的背景下，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主动对接参与国的基础设施发展需求，吸引了越来越多国家和组织参与到亚投行等合作机制中，提升了中国发展经验的全球影响力。这也从侧面揭示了“一带一路”倡议下，三个维度供给模式的互动关系。首先，器物发展催生了制度建设和理念供给的必要性。“一带一路”倡议以基础设施发展为重点，是基于中国对自身发展经验和比较优势的清醒认识，同时也为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同时，统筹合作项目，尤其是大规模基建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催生了制度建设需求。其次，制度建设推升了器物供给水平，并为发挥理念影响力提供了载体。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等制度不仅为共建项目提供了多元融资选项，还为各参与主体提供了稳定的收益预期，有助于提升器物产品的供给水平。而中国所倡导的“合作共赢”“多予少取，只予不取”等义利观以及“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的开放态度也通过制度建设得以展现，提升了“一带一路”相关合作理念的吸引力。最后，理念建构指引器物增长和制度变迁向更为合理的目标迈进。“共商共建共享”成为相关制度设计的行为规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一带一路”器物发展朝着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目标迈进。换句话说，“一带一路”合作平台把单一领域、单一目标和单一维度的供给实践融合起来，形成一个全球公共产品的协同供给机制。
在论述全球公共产品的构成要素及其互动关系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个关于全球公共产品赤字成因的系统分析框架。由于全球公共产品既包含经济增长和物质改善等器物及其所需条件、又包含以制度形式存在的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还包含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各类规范与知识，因此本文将全球公共产品细分为器物型、制度型和理念型这三类具有空间上的共存性和逻辑上的融通性的全球公共产品。在对三种类型公共产品赤字的具体表现和现实成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厘清了三类全球公共产品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指出供给全球公共产品、克服供给赤字所需要的协同性思维。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已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能够统筹器物、制度和理念等多方面因素的协同型全球公共产品，是中国应对全球公共产品赤字最具代表性的实践。首先，“一带一路”合作的直接目标是推动各国共同发展，这不仅反映在中国积极与沿线国家共享自身发展经验、资金和技术红利上，还催生了对合作机制和理念创新的需求；其次，“一带一路”合作是一种逐步机制化的合作，它强调参与主体在战略规划上的对接，并依托亚投行等国际机制进行筹资，以提升器物供给水平和合作理念的影响力；最后，“一带一路”合作的最终目标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理念和智慧在器物发展和制度建设中的反映。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三个维度的公共产品不仅不互相排斥，相反在逻辑上存在很强一致性，三者相互支撑相互构建，不仅发挥了中国在现阶段的比较优势，还充分展现了全球公共产品“收益能够惠及到所有国家、所有人民和世世代代的产品”的概念内涵，更体现出新时代中国应对全球公共产品赤字的大国责任和道义担当。正因如此，在疫情冲击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仍取得较好进展，并给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本文通过分析全球公共产品赤字及中国的应对举措，并在对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过于依赖于霸权国的观念和理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得出三点启示：第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对不同类型全球公共产品之间的协同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不仅可能造成单一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赤字，还可能全方位加深已有的其他赤字，最终造成各种类型赤字的相互掣肘，并放大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应对疫情经验说明，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唯有一套一揽子解决方案才能够帮助全球尽快走出困境，重回正轨。同时，在疫情大流行导致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频发时，“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能够推动中国同沿线国家经贸往来的逆势增长，就是因为“一带一路”是一个融合了器物发展、制度建设和理念沟通的协同型全球公共产品。
第二，在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的进程中，崛起国不仅能够发挥作用，甚至还能够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关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既有讨论虽未将崛起国完全排除在供给体系之外，但多数观点仍然将霸权国视为主导性的供给方，并不认为崛起国可以在供给全球公共产品中发挥引领作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进程恰恰支持了本文的判断：美国作为霸权国在面对全球公共产品巨大赤字时不仅未能积极应对，反而输出了许多公共害品，造成全球卫生公共产品赤字进一步扩大；面对霸权国的缺位，中国不仅在防控疫情上向世界供给了疫苗等卫生公共产品，还扮演了世界经济“稳定器”的角色，引领全球重回发展轨道。由此可见，尽管全方位应对全球公共产品赤字离不开霸权国的参与，但这与崛起国在部分议题上发挥引领作用并不必然矛盾。
第三，崛起国供给全球公共产品应发挥自身比较优势。一方面，崛起国基于自身禀赋和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合作既是基于自身发展状况的务实选择，又能够提升国际合作供给的有效性，是跨越“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可能方案。另一方面，崛起国从自身比较优势领域发力供给公共产品可以避免与守成国展开正面竞争。中国向全球贡献基础设施公共产品就是立足自身发展经验和比较优势的具体实践。然而，即便崛起国表露出合作意愿与能力，守成国基于自身霸权护持的需求，在与崛起国的互动中往往倾向于选择竞争而非合作。在美国主导下，七国集团（G7）推出与“一带一路”倡议存在功能重叠和潜在竞争的“重建更美好世界（B3W）”倡议就是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