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力】国际社会进入多种文明竞合的长周期

在文明竞合长周期内，各大文明体都会形成自己的世界秩序主张，而且倡导并致力于构建具有自身文明特色的地区与全球秩序。对崛起中的中国来说，应该倡导与构建基于中华文明的新型礼治体系。这个体系是开放性的且与现有的国际体系相兼容。

世界正在进入各种文明共存与竞合的长时段。不同文明体之间既竞争又合作成为国际格局的新特征，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文明难以继续像过去五百年那样主导世界事务。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崛起中的中国结合自身的文明特征提出的世界秩序主张。

1945年后美国取代欧洲成为世界的领导力量。美国联合欧洲，吸收其他文明体参与，制定了二战后的世界秩序。冷战结束后，国家间竞争的重点是经济与社会发展。进入新世纪后，国家间竞争的特点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越来越强化对自身文明的认同，世界转入不同文明体之间竞争与合作交替的时期，这是一个长周期。

2008年华尔街制造的金融危机殃及全球，也让美国中下层群体深受其害。美国新孤立主义加速回潮，所谓特朗普主义就是典型表现：强调美国利益与本土利益第一，不愿承担太多的国际义务与责任，选择性参与一些国际事务，并要求盟友与伙伴国承担更大的责任与义务。美国越来越像一个普通大国，充其量是国际事务的协调员，而非世界的领导者。

2006年起，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量的贡献一直排名世界第一；2009年，抛开中美两国，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总量超过了发达国家。以平均购买力平价计算，2013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发达国家；有研究表明，2050年世界前三大经济体为中国、印度与美国。这表明，非西方世界崛起是总体趋势，其对国际格局的影响也必然相应上升。

1894年美国工业产值超越欧洲达到世界第一，50年后美国成为世界领导者。经济实力居世界第一并不意味着就能成为世界领导者。世界领导者需要具备综合条件：教育、科技、人才、军事实力、文化影响力等，都必须名列全球强大国家之列。此外，还需要在外交上提供一整套新理念。

对美国来说，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以及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在很多方面颠覆了欧洲列强与后起国家（典型如日本）的理念与做法，并为美国争取到国际道义力量。美国的一些主张如民族自决、反对秘密外交、公海航行自由、贸易平等、言论自由等，欧洲列强与日本等国家虽反对或者排斥，却不得不逐步接受。以珍珠港事件为契机，美国摆脱了孤立主义。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与战后国际体系的主导构建者。进入新世纪，孤立主义在美国抬头并出现特朗普主义，标志着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走向了文化内卷。

欧盟实质上是一个“新教—天主教国家俱乐部”，不大愿意接纳来自其他文明的国家，2015年后对外来移民的态度日益保守，对自身文化身份的强调越来越明显，这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丹麦、瑞典等国家普遍都有明显表现。莫迪政府戮力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厄尔多安政府对突厥国家联盟的推动，也是其文明内卷的典型表征。

亨廷顿认为，文明间的冲突是冷战后国际格局的突出特征。这显然是把支流看作了主流。文明间既竞争又合作才是冷战后国际格局的主流，这在新世纪越来越明显，并成为本世纪国际格局的主要特征与基本面。

在文明竞合长周期内，各大文明体都会形成自己的世界秩序主张，而且倡导并致力于构建具有自身文明特色的地区与全球秩序。对崛起中的中国来说，应该倡导与构建基于中华文明的新型礼治体系。这个体系是开放性的且与现有的国际体系相兼容。

新型礼治体系的文化依归是中华文明，道德伦理与行为准则都遵循“礼表仁里”，即“立于仁，行于礼”。经济层面，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大幅度缩小了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并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在制度层面，实现了对国民的高度组织，完成了与现代性相适应的社会分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在人际关系处理与国家治理上，“礼表仁里”依然具有强大的力量，深刻影响着民众的道德伦理与国家行为。在处理对外关系上，中国重视以国际法为标志的国际规则，也重视国家间“以礼相待、友好往来”。

现有的国际秩序是西方主导下建立的，国际规则主要体现西方的价值观与利益，显然有不合理的成分，理当因应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做出必要的调整。即便如此，中国也反复表示自己的发展不是要替代谁，而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平心而论，中国无意也难以另起炉灶，构建起一个与现行国际体系不兼容的地区与全球秩序。历史与现实都为此作了注脚。历史地看，天下体系讲究“和而不同”“礼不往教”“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因此不谋求全球扩展。现实地看，中国长期坚持“不结盟外交”。新时代中国外交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总目标，其内涵兼容于现有的国际体系，“一带一路”倡议、“伙伴外交”等外交实践也是一种开放性的外交实践，“亚投行”、“金砖机制”都是开放性的机制，在亚洲地区倡行“开放的地区主义”。

美欧延续其历史传统，致力于新建、强化排他性的“俱乐部”，安全领域是如此，经济领域亦如是，因此才有奥库斯的面世、北约东扩与俄乌冲突、TPP与IPEF的酝酿。这些显然不是在推进全球的合作与发展，而是在分裂世界、制造对抗，却将之包装为“维护和平与稳定”、“保护价值观与生活方式”。

只有继续致力于构建开放性的地区秩序，才有可能获得周边国家的呼应与支持，从而构建起具有自身文明特征的地区秩序。只有倡导有利于世界的价值观，才能成为具有全球吸引力的国家，“一带一路”才能成为真正的世纪工程，“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目标才能得以实现。

（本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网”2022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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