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中弹身亡，是一起因“邪教害人”而酿成的悲剧，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日本社会现存的一些问题。
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为国会参议院选举造势演讲中遇刺中弹身亡，成为日本战后政治中最大的恶性事件。从凶手供述的作案动机看，这是一起因“邪教害人”而酿成的悲剧，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日本社会现存的一些问题。
一、安倍遇刺 暴露出日本地方安保问题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安倍遇刺归咎于警方安保工作的不足，并敦促日本国家公安委员会和警察厅官员“去解决那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并研究其他国家的案例”。的确，安倍遇刺事件暴露出了日本政要安保存在的诸多问题。 我们知道，日本政要（包括现任首相、议长、部长和最高法院院长等高官）的安全是由日本警视厅安全警察（Security Police简称SP）负责的。理论上讲，日本卸任首相并不在安全警察部门的保护名单之内。但由于安倍既是日本最长任期的前首相，在执政的自民党内影响力很大，同时仍是众议院议员和执政的自民党高层，因此安倍卸任首相后，仍配备有专门的安全警察，尽管安保级别和警卫数量不如其在任之时。虽然日本官方一直没有透露一共有多少名特警负责安倍的安保，但特警保卫力度应该是比较好的。安全警察也称特警队，队员是从东京警视厅所管辖的4万名警察中筛选出来的，属于警察中的精英分子。被誉为“日本第一女保镖”的石田萌美即是特警队的一员，曾为安倍担任保镖。除警视厅外，地方警察本部均有负责安保的部门。越到基层警局安保力量就越薄弱。通常而言，日本首相如果到基层，安全警察会提供近距离保护，其他后勤保障则由当地警察局的安保部门负责。有分析认为，假如活动是在警力充沛的东京大都会地区，在安排更多特警保卫的情况下，安倍遇刺应该是可以避免的。但因为是临时变更出行计划，而且是在外地，因此，安倍的安保主要由奈良当地的警员负责，很可能只有一名特警出勤。安倍遇刺暴露出现场的地方警员缺乏对周围情况的认识和把握能力。从警员的分布看，安倍身后只有少数几名警员，暴露出很大一块空间。山上彻也在安倍身后三米左右的距离，向安倍连开两枪。持有危险品的嫌疑人接近安倍到如此近的距离，足见安保工作之松懈。从现场保镖的反应来看，刺客开第一枪后，保镖没能迅速扑倒安倍并用身体护住以阻挡后续攻击，这给刺客提供了足够的时间和机会打出第二枪，安全警员的专业水平更令人存疑。安倍遇刺事件暴露出日本安保体制存在的诸多问题，日本国家的“安全神话”也随之破灭。因此，岸田首相呼吁动用举国之力，重新构建安全体制。在安倍遇刺后，日本便提升了对政治人物的安保等级。7月9日议会选举前的最后一个竞选活动日，岸田首相在山梨县举行演讲时，安保力量明显加强了，不仅约10米就配备一名警员，现场还设置了金属探测仪，这是前所未有的。此后，日本政府会以此事件为契机，加大安保体制的重建，进一步强化正在日益削弱的安全警察力量。在日本近现代历史上，政治刺杀事件屡见不鲜。日本历史上有六位首相死于刺杀事件。1909年10月，伊藤博文在卸任首相职务八年后遇刺身亡；1921年11月，时任日本首相的原敬在东京车站遭右翼铁道工人刺杀身亡；1930年11月，有“狮子首相”之称的滨口幸雄遭右翼团体“爱国社”成员枪击，次年死亡；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时任首相犬养毅被海军部右翼激进军人暗杀身亡；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中，两名前首相斋藤实和高桥是清遇害身亡。安倍晋三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七位遇刺身亡的首相。前几位首相的遇害均发生在日本社会极度动荡、经济和社会不稳定、社会矛盾严重激化的时期。“二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发展，日本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入了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时期。虽然针对日本政客的暗杀事件仍时有发生，但频度较“二战”前明显下降。此次安倍晋三遇害，则发生在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时期。我们知道，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虽然出现过短暂地好转，但总体上处于“失去的三十年”中，表现为财政状况不断恶化、社会阶层逐渐固化、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等。近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等因素影响，日元持续贬值，物价居高不下，更加重了国民的生活负担，使国民的不安和不满情绪不断集聚。因不能适应社会而爆发不满的犯罪不断发生。在日本十大最凶残的社会杀人事件中，除了发生在1938年的“津山三十人惨案”和1988年的“东京•埼玉连续幼女诱拐杀人事件”外，其余八件均发生在“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导致犯罪率不断上升，且犯罪正呈现美国化的趋势。日本正在与“世界最安全的国度”渐行渐远。三、被“统一教”成功洗脑 日本女性信徒成邪教牺牲品安倍被刺杀的直接诱因缘于犯罪嫌疑人山上彻也对“统一教”的刻骨仇恨。“统一教”原名“世界基督教统一神灵协会”，1954年成立于韩国。在本土扎下根后，“统一教”的触手就伸向了全球各地。截至2012年其创始人文鲜明死去之时，在全球拥有超过300万信众，传教机构遍及194个国家和地区，是名副其实的全球化邪教。“统一教”日本分部成立于1959年，有60万名信徒。2012年，文鲜明去世的时候，有超过3.2万名日本信徒前去吊唁，捐了超过38亿日元的丧葬费。据统计，截至2021年，“统一教”已经从日本民众的身上卷走了至少1237亿日元（约合60亿元人民币），其中一个家庭曾向“统一教”捐赠20亿日元（约合9760万元人民币）。“统一教”在日本渗透程度之深由此可见一斑。日本的女性信徒是“统一教”的最大受害者。“统一教”对女性信徒操控是通过在培训中不断“洗脑”实现的。据统计，在1993年10月到12月期间，就有5万名日本女性在韩国济州岛参加培训，每人培训费1万美元。在“洗脑”过程中，教徒先通过算命测字的方式，让日本女人意识到自己的命不好，而命不好是因为其祖先有罪造成的，因此必须“赎罪”。当日本女人开始在“洗脑”中愧疚后，教徒就会向她们兜售印章、罐子、人参浓缩液等所谓的转运物品，每一件都是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日元。当一个日本女人彻底被“统一教” “洗脑”，便会开始她的“赎罪婚典”。因为按照“统一教”的“教义”，这个世界上的男女，可以通过跨越国界的结合，诞下“没有原罪的孩子”。男女结婚不是因为爱情，而是为了实现“更伟大的事业”。据统计，1988年，在“统一教”所指定的6600对婚姻中，有2639对都是日本女人嫁给韩国男人；在“统一教” “包办”的婚姻里，“韩国丈夫+日本妻子”的数量超过了三分之二。在出嫁之前，这些日本女人已经向“统一教”捐了至少几百万日元的经费，而为结婚，她们还要再交200万～400万韩元的结婚费。这些日本女信徒投入的日元，成了“统一教”实现全球布局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山上彻也的母亲就是因为痴迷“统一教”而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她入会后，不仅卖尽了自家的不动产，捐出了超过1亿日元的“善款”，还多次飞赴韩国参加“集中培训”。就这样，一个原本相当富裕的日本家庭被败了个精光。她的父亲在与她断绝关系后郁郁而终。她的大儿子自杀身亡，小女儿选择离家出走，二儿子山上彻也则决定向“统一教”复仇，代表千万个被“统一教”所拆散和榨干的、原本幸福快乐的日本家庭扣下了扳机，而安倍晋三则因为与“统一教”关系密切成为山下报复行动的“牺牲品”。
（本文发表于《现代警察世界》2022年第9期。）
往期精彩回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