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向英】关于苏联解密档案的几个问题

从20世纪90年代起，俄罗斯大规模解密了苏联时期的档案，引发世人关注。档案解密工作持续至今，总体来说是依法进行的，但是存在立法前的空档期和执法不严等问题。虽然档案解密过程中存在纰漏，但海量档案的解密仍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一方面，苏联（俄罗斯）国内由于档案解禁，历史研究领域出现了空前活跃的景象；另一方面，解禁档案推动了海外“苏联学”研究。在众多的一般性档案中，最令人感兴趣的非苏共中央档案莫属。除了本国档案和对外交往的文献资料，苏联档案中还包含一部分特殊档案，如“特别档案馆”藏有德意志第三帝国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史料和德国占领当局在欧洲没收的文件。近年来，俄罗斯还解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红军和海军档案文件、苏联驻东德军事管理机关的活动档案、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军事档案馆以及外交部资料库独有的“机密”历史文件。中国学界对苏联档案做了一些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对档案的利用和解读还不够，此项工作尚有待加强。

档案开放是信息共享的重要方式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和地区根据自身情况，确立了不同的档案开放制度，大多规定档案内容应在30年或50年后公开，国家内政外交、军事以及涉及个人隐私的档案不在此规定范围内。苏联档案大规模解密发生在俄罗斯独立后。数量极庞大、内容极丰富的档案为苏联史乃至世界史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同时解密过程中的一些乱象增加了档案分析和研究的难度。

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和50—60年代曾开放过一些档案。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发生了有关档案合理使用的大讨论。1986年10月，在全联盟高等教育机构社会科学系负责人大会上，当时的苏共中央书记利加乔夫（Е.К.Лигачев）呼吁对档案的可用性做出“合理且平衡的决定”。1986年12月，苏共中央书记处通过了一项决议，成立政府特别委员会，处理扩大档案获取渠道的问题，包括与发展情况有关的统计数字问题。该委员会由苏联科学院院士谢·列·齐赫文斯基领导。根据政府特别委员会的建议，到1987年5月，苏联14个部委的767 195份档案从限制使用转为公开存放，国家统计局有92 589份文件可公开使用。1988—1991年苏联解除了许多档案的访问限制，但涉及民族和宗教运动、侵犯公民权利等敏感问题的文件仍被限制使用。

苏共失去权力后，党的档案和国家档案如何存放保管就成为一件大事。尽管苏共宣布解散的同时出台了俄联邦总统第82号令“关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和第83号令“关于党的档案”，但苏共中央机构的档案归档是分散的，为档案的转移和保管增加了难度。档案的保管工作由苏共中央总务部负责，具体由总务部档案馆（七部）执行。总务部档案馆被认为是统一档案馆，但只保存了苏共中央书记处、苏共中央各部门、苏共中央党的检查委员会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文件。苏共代表大会、中央全会和中央政治局的文件都在政治局档案馆（六部）。总务部没有给档案命名，也没有档案材料的概要，档案组织的缺陷增加了档案保管的难度。

苏联解体以来，苏联档案访问管理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1992年1月俄联邦颁布了《俄罗斯联邦国家秘密保护法》（«О защит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секре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5月，按时任总统叶利钦的指示，成立了总统档案特别委员会，由时任俄政府副总理米哈伊尔•波尔托拉宁（Михаил Полторанин）领导，负责解密苏联共产党最高当局、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文件。5月29日，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发布《关于开放档案文件及其使用规则的暂行条例》（Времен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О порядке доступа к архивным документам и правилах их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以下简称《暂行条例》），规定“公众可从俄罗斯档案馆获取文件，俄罗斯人和外国用户享有使用文件的平等权利”，首次设定了国家机密文件30年和个人文件75年的限制开放期限。在《暂行条例》中，“开放性”成为俄罗斯最高立法机构涉及档案解密立法的指导思想。6月23日，叶利钦总统签署法令，废除以“大规模镇压和侵犯人权”为由限制档案使用的有关规定。在波尔托拉宁的领导下，1992年5—10月，大约5 000份精心挑选出来的档案文件被解密，集中披露苏联共产党的思想和政治控制、对反苏斗争和异见分子的镇压、苏共与国外左翼政党的联系及对他们的财政支持等。仅在1992年，国家级和市级档案馆就公开了260万件档案。1992—2005年，近1 000万件国家和市级档案馆里的档案被解密。

苏联档案大规模解密迫切需要立法加以规范。1993年7月7日，叶利钦总统签署第5341-1号文件《俄罗斯联邦档案全宗和档案馆立法纲要》。该纲要共7章25条，规定了一般情况下档案解密期为30年以及档案使用办法由俄联邦国家档案局规定等，在俄罗斯档案史上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确立了文献到期应予公开、非有专门立法的档案均需普遍共享的原则。当天，俄罗斯联邦最高委员会通过《在俄罗斯联邦档案全宗和档案馆立法纲要行动中引进秩序的决议》（现已失效——笔者注），为新档案法的制定与实施打下基础。此后，俄罗斯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档案保管、解密和使用的法律法规，其中包括1993年7月21日颁布的第5485-1号俄罗斯联邦《国家秘密法》，1995年2月20日俄罗斯政府颁布的第170号《关于批准解密和延长苏联政府档案文件保密期限的命令》，1998年12月28日俄罗斯联邦检察长办公室颁布的第93号《在俄罗斯联邦检察机关和机构中进行档案登记的指示》（2003年10月21日修改），2002年2月11日出台的第19-ФЗ号《对联邦法〈关于文件的强制性备份〉的修订和补充》（2008年3月26日修改）等。除俄联邦档案馆外，俄联邦财政部、司法部和最高法院等部门都先后出台过档案保管和使用的相关规定，文化部也出台过对“文化财富的进出口”进行规范和限制的规定，等等。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机构和相关法规并非全部沿用至今，一些机构被取消了，一些法规被修订或作废，但它们都在某一历史阶段发挥了作用。

1994年9月，俄罗斯组建了苏共档案解密委员会，作为保护国家秘密跨部门委员会的一部分。时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的克拉萨夫琴科兼任委员会主任，俄罗斯电视广播总局局长雅科夫列夫和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馆长皮霍亚任副主任，成员包括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别洛泽罗夫和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馆长柯罗特科夫等人。苏共档案解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重新审议1963年以来苏共秘密文件及其分级，并于1994—1995年有组织、分阶段地将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内的档案原件移交给俄联邦国家档案馆。总统档案馆藏有1917年以来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和苏共中央的文件以及苏联解体前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央主席团及其下属机关的文件，还有苏联历届领导人的个人档案。该馆曾是苏联管制最严格的档案馆，将档案移交给国家档案馆是向公众开放迈出的第一步。2001年7月14日，根据保护国家秘密跨部门委员会的决定，批准第75号《苏联共产党文件解密程序规定》，确定了苏共高层和中央机关档案的解密程序。该规定共14条，其中第4条第2款规定，文档的解密可以是完全的，也可以是部分的 ；第5条第2款规定，保护国家秘密跨部门委员会有计划地开展文件解密工作，并按照俄罗斯联邦总统、俄罗斯联邦政府、国家杜马和联邦议会的法规、命令与指示进行。在最高苏维埃讨论将苏联共产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接收移交至国家保管委员会（Комиссия по приему-передаче н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хранение документов КПСС и КГБ СССР）时，大家的意见并不统一，但叶利钦访问美国后档案解密被视为民主化指标而迅速推进。可见，苏联档案解密不完全是技术性的，而是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

二、解密档案的史料价值

在《真理报》的一次采访中，俄联邦国家档案局沙巴诺娃（Т.Е.Шабанова）透露，截至2001年1月1日，在各种载体上的文件存储量是5.494亿个单位，这就是俄联邦国家档案全宗的概念。俄联邦国家档案局直接管理的档案有2.011亿个单位，分布在直属国家档案局的14个联邦档案馆、88个联邦主体档案管理机关及其下属的240个国家级档案管理机构和2 400个市级档案馆中。这些文件大多数为纸质（占97%），也有其他媒介的，如电影、照片、可读文档、电话录音和缩微格式的原稿等。纸质文件中最多的是管理文件（占78%），其他包括人事文件19%，科学技术文件2%，个人文件1%。多年来，上述比重在俄罗斯联邦档案结构中相当稳定。所有档案中最有价值、信息最丰富的有3 980万个存储单位（占总量的20%），集中在14个联邦档案馆和1个分支机构中，包括俄联邦国家档案馆、俄罗斯国家古代法档案馆、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俄罗斯国家文学艺术档案馆和俄罗斯国家电影照片资料档案馆等。自2013年12月起，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俄罗斯国家当代历史档案馆、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俄罗斯海军国家档案馆、俄罗斯国家文学艺术档案馆、俄罗斯国家科学技术文献档案馆、俄罗斯国家科学技术档案馆萨马拉分馆解密的联邦档案和文件目录均可在“俄罗斯档案”门户网站上查到。解密档案数据库包含解密的档案和文件的标题、存放地点和卷宗、档案来源和解密时间等信息，但没有档案和文件的具体内容。

除了党和国家的文件，苏联档案中还包含一部分特殊档案。1946年3月在莫斯科建立的“特别档案馆”（现为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的一部分）藏有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史料，包括德意志第三帝国安全总局、秘密国家警察（盖世太保）、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帝国一些部委、帝国办公室、希特勒个人办公室、德国陆军总参谋部、德国帝国工业党行动总部的文件以及德国占领当局在欧洲没收的材料。“特别档案馆”于1992年开始向研究人员开放。1992—2002年，2 000多名来自俄罗斯和其他26个国家的研究人员使用了该馆档案。俄罗斯科学院斯拉夫研究所出版的《俄罗斯档案文件中的东欧》一书，就使用了“特别档案馆”中的材料，该书首次披露苏联在东欧国家参与建立新政治制度的过程。其实，不仅“特别档案馆”中的文件引人注目，几乎所有与苏联外交有关的文件都是外国政府和研究者特别关注的。比如俄联邦国家档案馆关于1939—1940年苏芬战争历史的文件，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苏联-挪威、苏联-蒙古国、苏联-奥地利关系的历史，1944—1956年苏联、西欧和美国关系的历史等等档案，都经常有各国学者提出研究申请。“俄罗斯档案”官网上已经解禁了1945—1949年苏联驻德军事管理机关的活动档案，详尽地列出了档案清单，如恢复战后德国经济、消除德国军事潜力、四方协议执行情况、下设各部门对苏占区的管理等。

苏联解密档案是个宝库，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影响是深远的。一方面，苏联（俄罗斯）国内由于档案解禁，历史研究领域出现了空前活跃的景象。开放20世纪20年代和50—60年代档案，历史学家才“得以对20年代的党内斗争、新经济政策的消亡、全盘集体化运动、西伯利亚‘富农’大迁移、30年代的党内大清洗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和课题进行研究，披露了新的史实，提出了新的看法”。而苏联解体前后开放的大量档案，更促进了苏联史研究的繁荣。据俄罗斯学者统计，1992—1997年出版了285种以上解密档案文献选集，还有1 000种以上的解密档案在《祖国档案》杂志等定期刊物上公布。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辑的《20世纪中苏关系档案集》（«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ⅩⅩ веке»）仅第4卷（1937—1945年）就收入文献830件，其中1945年的文献共233件，包括了从雅尔塔会议、中苏关于同盟条约的谈判，直到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及与中国政府进行交涉的全部内容。再以近年来问世的论著为例，富尔森科主编的《1954—1964年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草稿》（«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1954-1964.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于2006年出版，阿尔吉佐夫主编的两卷本《二战期间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Украинские националистически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в годы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于2012年出版，康达科娃《公开档案：1900—2000年国内期刊上发表的历史文献目录》（«Открытый архив: Справочник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ых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журнальной периодике в 1900-2000 гг.»）于2013年出版，阿尔吉佐夫和赫里斯托福罗夫主编的两卷本《弗拉索夫将军 ：背叛的故事》（«Генерал Власов: история предательства»）于2015年出版，A.B.尤拉索夫主编的两卷本《无时效：1941—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及其同伙在临时被占领的苏联领土上对平民犯下的罪行》（«Без срока давности: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нацистов и их пособников против мирн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на временно оккупированной территории СССР в годы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941-1945 гг.»）于2020年出版，还有大量的论文和其他研究成果发表在《近现代史》和《祖国档案》等刊物上。俄罗斯科学院曾就“15—19世纪的俄国”“俄罗斯社会政治运动和社会冲突的历史”“苏维埃权力机制”“国家问题：历史和现代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苏联”“彼得大帝的信件和文件”“列宁的未公开作品”“苏联反对异见的斗争”和“共产国际的活动”等进行专题研究，只是由于经费原因，出版计划被搁浅。另一方面，解禁档案推动了海外“苏联学”研究。苏联（俄罗斯）档案和相关史学成果被翻译介绍到国外，丰富了外国的苏联史研究。1992年8月，耶鲁大学出版社获权独家出版新开放的前苏共中央档案文件，包括斯大林和苏联其他领导人的信件。作为除俄罗斯以外世界上保存苏联档案最多的档案馆，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从2000年底开始陆续编印苏联档案的英文馆藏目录，把世界冷战史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中较珍贵的信息有苏共中央委员会文件（1903年到1965年、1971年）、内务部管辖范围之内主要行政机构的档案（1930年到1960年）以及最高苏维埃档案等。鉴于很多史学研究者和读者对苏联解体的原因有浓厚的研究兴趣，解密档案为“提供真实的苏联历史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从而也为客观地、科学地总结苏联从创建、兴盛，从盛极而衰到剧变的全过程的经验教训，提供可靠的、坚实的基础”。正如林恩·维奥拉所说：“尽管选择可能存在偏见，而且并没有完全掌握档案，但是许多出版物已经证明档案是极其重要的研究工具。”

苏联解密档案不仅吸引了众多的史学研究者，还引起了外交界的重视，甚至引起过外交纠纷。1993年初，哈佛大学客座研究员、澳大利亚学者斯蒂芬·默里斯在俄国档案中发现了一份文件。根据这份越南人民军副总参谋长给越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1972年在北越关押的美国战俘实际数量是1 205人，比当时北越政府公开承认拘押的368名战俘多了2倍多。这一消息首先被美国新闻界报道，随后惊动克林顿政府，为此参谋长联席会议前主席约翰·维西专程前往河内进行调查。温哥华会晤时，美国总统克林顿借此向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施压。此事在俄国档案界引起震动，当代文献保管中心主任乌希科夫被解职并遭到指控，刚刚对外国学者打开的档案馆大门也重新关闭。为了反驳欧洲议会对俄罗斯的指责（近年来，欧洲议会通过多个文件，认定苏联和纳粹德国同为“二战发起者”），2020年1月18日，普京在同卫国战争老兵谈话时指出，“要建立一个档案文件、电影和摄影资料的中心”，以便用档案文件“堵住这些人的嘴巴”。普京认为：“他们试图改变历史，介绍虚假历史，贬低为保卫自己祖国和整个世界免受‘褐色瘟疫’（纳粹主义）伤害而牺牲的我们的父辈和祖父辈、我们的英雄们。”2020年11月12日，俄罗斯联邦国防部长绍伊古下达“解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红军和海军档案文件”的第589号命令。根据该命令，1941—1945年卫国战争时期的档案将在专家委员会领导下于2021年1月开始解密，于2024年12月完成解密。这部分档案将以“事实胜于雄辩”的方式证明，苏联为二战胜利付出了巨大代价，其是反法西斯的英雄国度而非二战发起国。

在浩瀚的档案文件中，撷取哪些内容予以介绍往往反映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折射出新的社会思想动向。苏联时期高尔察克被视为白卫军头领，是内战时期的反革命代表，但近年来利用解密档案重评高尔察克成为热门，甚至出现了高尔察克网。2021年3月，圣彼得堡勃利茨出版社出版了两卷本《高尔察克（1874—1920年）》（«А.В.Колчак.1874-1920»），书中包括602份关于高尔察克的海军生涯、海上探险以及个人生活、科学和政治活动的文件，其中首次发表的文献有482篇。这些文献由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俄罗斯国家海军档案馆、圣彼得堡中央国家历史档案馆、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圣彼得堡分馆、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国立档案馆、俄罗斯帝国外交政策档案馆等13个联邦、部门和地区档案馆提供。部分文件来自高尔察克家族档案，由诺瓦泰克总裁列昂尼德·米赫尔松（Leonid Mikhelson）于2019年在巴黎拍卖会上购得，并移交给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俄罗斯国家档案局副局长安德烈·尤拉索夫表示，“高尔察克被广泛认为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极地探险家、海洋学家、杰出的海军军官、波罗的海和黑海舰队的指挥官、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与者、白色运动（Белое движение，与红色运动相对而言——笔者注）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后来成为内战时期对抗红军队伍的最高领导者和最高指挥官。高尔察克是俄罗斯历史上颇具争议的人物之一，不仅引起了公众的持续关注，而且引起了专业历史学家、出版商、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们等所有对20世纪俄国历史感兴趣者的热烈讨论”。由“被布尔什维克处死的内战时期的反革命头领”变成“才华横溢的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高尔察克的社会评价在俄罗斯发生了逆转，这说明近年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俄罗斯确实退居次要或边缘地位，而大俄罗斯帝国和民族主义情绪进一步得到强化。

三、档案解密过程中的问题

尽管已被解密的档案是海量的，但一些重大事件或决策的信息披露仍不充分、不完整，还有许多档案被限制开放。访问限制涉及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特别卷宗”（особая папка），包括1952年10月至1961年10月海外人力资源、国防工业、运输和通信、计划、财政和金融等部门的文件以及1961年10月至1981年2月苏共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的所有文件、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个人档案以及克格勃的材料等。斯大林时期的多数档案已公开，但叶若夫和贝利亚的档案只是部分公开，尼古拉·雷日科夫和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个人档案也未被公开。有两类档案难以解密：一类涉及国家机密；一类与著名人物的生活细节有关，其直系亲属不同意披露这些信息。退一步讲，即使所有档案都解密，可能有一些档案也早就不存在了。据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前馆长皮霍亚披露，20世纪50年代在国家档案馆销毁了27 200万件档案，60年代根据党的决定，销毁近2 000万件党的文件。1991年3月，通过了销毁6 500万件党的文件档案的决定。被销毁的档案到底记载了什么，已经彻底成为历史之谜。“契卡-克格勃”文件的保密期原来定为1917—1991年，2014年3月保护国家秘密跨部门委员会将这部分文件的保密期又延长了30年。受此决定影响，与1937—1938年“大恐怖”有关的大量文件都无法公开。在可预见的将来，除非俄罗斯的政治生态发生变化，否则这部分档案的解密遥遥无期。

已经解密档案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解密初期管理不严。苏联档案大规模解密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彼时，俄罗斯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困难，新旧体制交替给档案的保存和管理带来难题。复制、缩微、播放版权等被视为档案馆营利的重要手段；个别人为谋私利，也存在盗窃乃至篡改后盗卖档案的情况；有些档案首先对外国人开放，待与外国的合同到期之后，档案才向俄罗斯学者开放。1993年，在俄罗斯政府的允许下，美国胡佛基金会仅花费300多万美元，就直接把缩微拍照设备搬进了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以每天5 000张底片的速度对苏联时期大量档案进行拍照，共复制了2 500万页苏联档案，其中大约一半内容涉及中央管制委员会和内务部（克格勃前身）。美国国会图书馆购买了部分与苏共和克格勃有关的苏联档案。德国的一家机构也购买过苏联档案缩微胶片。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社会史研究所提出了合作研究档案的计划。日本和意大利也出版过与本国政治和社会运动有关的苏联档案汇编，据说文件副本是作为正常复印资料被买到的。法国加利马尔出版社出版过苏共中央委员会对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在国外出版的反应的文件汇编。解密档案的海外备份和出版便利了外国研究者对苏联档案的使用，提高了海外“苏联学”的研究水平，但对于俄罗斯来说，大量档案流失到海外不能不说是一种损失。

档案的立法和实际执行往往也会有所出入。这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苏联档案解密过程中就存在这一问题。有的档案规定予以解密，但是却不被公开，或者设置了严格的使用条件，将一般公众排除在外。有的档案仍在保密期间，但却被偷偷复印乃至盗卖，因为等到解密就失去了牟利的价值。曾是克格勃总部第一档案室的雇员瓦西里·米特罗欣曾将2.5万页档案转移到英国，因此今天已知的苏联特种部队的几乎所有机密都于1996年在伦敦出版，包括1959—1972年克格勃如何收集有关美国发电厂、水坝、输油管道和其他基础设施的信息。当然，档案立法和实际执行有出入是一种普遍性的问题，德国和瑞典等西方发达国家也存在。德国联邦档案馆馆长F.卡伦贝格教授就指出，不仅德国存在问题，瑞典也存在“虚假的自由化”，因为表面看该国的立法没有规定获得行政文件的最后期限，原则上任何公民都有权查阅，然而封闭信息例外目录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厚度，说明访问是受限的。

信息除了是历史的一部分，还是一种强大的政治资源。作为各种政治冲突中的证据，它的使用或隐藏常常可以成为操纵公众意识的工具。如何处置档案，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目的，主张往往并不相同。档案使用者通常希望开放更多的档案，而档案管理者则持谨慎态度。俄联邦档案局局长、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科兹洛夫曾说：“所有的秘密都必须或在一段时间后变得透明，而透明的秘密可能会损害国家或个人。”国际律师协会曾委托法国人埃尔维·巴斯蒂安编写一份“为访问档案制定最低标准规则的建议”草案，其中包含某些类别的档案信息需要特殊期限的条款，他提出，特别是在涉及国家最高利益以及个人在法律地位、健康或遗传状况等方面的权益时，应在民主意愿与保护国家和个人利益间保持微妙的平衡。如今，俄罗斯的档案解禁工作有序进行，但苏联解体初期档案的保存和管理上存在一定的问题，也为后续的解禁和研究工作埋下了隐患。

四、中国学界对苏联档案的研究

苏联解密档案举世瞩目，自然也引起中国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关心。只是，囿于语言和学科等因素的限制，苏联档案学在中国始终属于小众研究，研究者主要集中在国外信息学和世界历史学研究领域。已有文献可分三类：一类是对俄罗斯信息政策和法律的研究，包括对苏联解密档案立法的阶段性介绍，如肖秋会的论著就比较侧重法律和技术层面的研究；再一类是对苏联解密档案研究成果的介绍，如黄立茀、周国长、徐元宫等人的研究；还有一类是利用解密档案所做的冷战史和中外关系史相关研究，如沈志华、孙艳玲等人的研究。郑吉伟将西方对俄罗斯档案的研究成果引进到国内来，也是较有特色的。

中国学界对苏联档案的研究成果不够丰富，接触不到档案原本或复制品是重要原因。所以，从源头引进一定数量的苏联解密档案，对学者们是具有普惠性的。2002年，沈志华主编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全书共34卷，近2 000万字，收入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解密的苏联和俄国历史档案文献1万余件。这些文献主要来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现为俄罗斯现代史档案馆）、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中心、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家经济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等，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馆，还有些来自已出版的各种档案文献集和专业杂志。文献来源十分丰富，搜集、翻译和出版如此大规模的苏联档案殊为不易。诸多研究俄罗斯历史的专家和翻译工作者加入到此项工作中，付出了大量心血。此后，沈志华选编的《俄国解密档案：新疆问题》和《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991）》（12卷）等陆续出版，为研究中国新疆问题和20世纪中苏关系史以及东北和中东铁路等问题提供了新史料。遗憾也有：一是《苏联历史解密档案选编》中的档案没有标明何馆、何卷、何宗、何书、何刊等具体出处，所标的档案号只是编者的收藏编号，无法与原件核对；二是由于档案文件是经过挑选的，违反了“档案全宗不可分散”的原则，虽然我们理解既无法得到也无法翻译海量档案，但筛选毕竟给档案带来了主观视角；三是丛书各卷分专题并按时间顺序编排，个别标题是原有的，专题名称、专题说明、文献标题、文献日期、注释多为编者所加，这样做的好处是给阅读者提供了便利，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档案的原貌。

苏联解密档案推动了中国冷战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于2001年成立后，基于苏联解密档案研究美俄关系，乃至大国兴衰与国际格局问题，发表了系列重要研究成果。也有一些学者翻译国外基于苏联档案的著作，对丰富苏联情报机构、斯大林和二战史研究起了一定作用。档案当然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手史料，但是正如《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前言所说，“记录历史档案、保管历史档案，乃至解密公布历史档案，都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也就是说，都是为一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或其他目的服务的。……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史料进行考证、探寻、对比、分析，才有可能获得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孤证自有其存在价值，然而待不同史料彼此印证后其可信度将更为提高，所以“孤证尚孤”时不妨存疑。梁任公曾言：“善怀疑，善寻间，不肯妄徇古人之说与一己之臆见，而必力求真是真非之所存，一也。既治一科，则原始要终，纵说横说，务尽其条理，而备其左证，二也。其学之发达，如一有机体，善能增高继长，前人之发明者，启其端绪，虽或有未尽，而能使后人因其所启者而竟其业，三也。善用比较法，胪举多数之异说，而下正确之折衷，四也。”可见进入真正的治学之境并不那么容易。对苏联档案的研究应本着科学的态度，尤其对待本有争议的史料或叙事，更应慎重。当然，历史学作为人文学科之一种，本来就兼具“考证”和“解喻”的双重属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主观强制阐释”排挤“客观阐释”，成为后现代史学理论的重要特征。然而，“历史阐释必须穿越多重叠加的主体滤镜而达到阐释的共同性与公共性。阐释的客观性，即寓于共同性与公共性之中”。这也启示我们，对历史的研究不应抱着猎奇的态度，或者结论在先，因为那样容易导致有选择地叙述历史，甚至脑补文献中的逻辑断层，大概率会犯错误。

由于档案解密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同研究者的视角也不相同，苏联档案的资源还有待进一步挖掘。首先，“在苏联研究领域，斯大林是学术界首先研究的中心问题”。斯大林是国际共运史上的关键人物，所谓“斯大林模式”又涉及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道路问题，要回答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和认识过程，包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科学社会主义应包含哪些内容、斯大林模式与苏联解体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绕不开斯大林研究。而我们国内由于种种原因，对斯大林的研究还不够全面系统，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缺乏有说服力的新材料，也就是档案文件和其他史料的支撑。其次，苏联解密档案，推动了中俄关系史研究。中国学者普遍关注的中俄关系史档案，主要存放于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俄罗斯现代史档案馆（原苏共中央-共产国际档案馆）、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中心、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俄罗斯国家电影照片资料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外交部档案馆、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和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每个档案馆的馆藏均各有侧重，例如苏联对华政策制定过程和国共两党关系方面的档案主要藏于俄罗斯现代史档案馆。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但是历史问题仍对现实的中俄关系产生影响。认清历史、排除干扰，夯实合作基础、面向未来，可以促进中俄关系更好地向前发展。最后还想说明一点，应鼓励自发的、纯兴趣的研究，这有利于拓展历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近年来，一些留学生和党史爱好者利用俄罗斯档案做独立研究，是值得肯定的。2011年，曹耘山、周燕合著的《革命与爱——共产国际档案最新解密毛泽东毛泽民兄弟关系》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该书就是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俄罗斯国家电影照片资料档案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中友好协会、莫斯科市资料馆等馆藏档案基础上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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