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鲁迅生活在今天，会怎么样
文｜西坡
我常忍不住想，假如鲁迅生活在今天，会怎么样。鲁迅活到1949年之后会有怎样的命运，这是许多人假设过的问题。但我想的不是这个，我想的就是今时今日，2022年，以鲁迅的秉性，他会怎么做人，怎么写文章。
鲁迅曾经说：“中国现在的事，即使如实描写，在别国的人们，或将来的好中国的人们看来，也都会觉得grotesk”。grotesk，怪诞、荒诞的意思。不知道今天的我们算不算鲁迅所说“将来的好中国的人们”。
鲁迅还说过更著名的一段话：“真的猛士，敢于正视惨淡的人生，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上学时候我们这段话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少不经事的时候容易想象淋漓的鲜血，却不容易想象惨淡的人生。惨可能还好想一点，加个淡又是什么意思？或许就是指无尽的忍耐？
这几年我确实越来越同意，人生的第一要义是勇猛。但是勇猛是因时因地而异的，并无一定之法。但信心的来源，总不外乎是人的身上，有时候是活人，有时候是死人。倘若活的榜样不够用，就只能拿死的榜样做思想实验。
王阳明被皇帝扒了裤子打屁股之后，又被发配到龙场，在悟道之前一直念叨的一句话就是“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可见人类勇气的流传，经常像隔山打牛一样，一个人会被千百年前的人拯救，又可能拯救千百年之后的人们。
王阳明悟出来的“道“究竟是什么？阳明心学著名的口号是“知行合一”与“致良知”。但是按照余英时先生的解读，王阳明“龙场悟道”最重要的含义是放弃了“得君行道”的旧梦，开启了“觉民行道”的新篇章。皇帝不听劝，只好启发民众。
可是到了鲁迅的年代，皇帝已经赶下台，世道还是很乱，鲁迅他们又开始反思国民性。自《阿Q正传》发表又过去一百多年，我们发现鲁迅依旧没有过时，可是我们又发现，鲁迅也没有给我们指出光明大道。反而有些人沿着“批判国民性”道路走，竟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浑然忘了自己也是国民的一部分。
倘若我们凑近鲁迅去观看，而不是拎出三两句语录做枪使，我们便会发现，鲁迅绝不会赞同“丑陋的中国人”“酱缸理论”这些邪门歪道。鲁迅其实是不太喜欢搞宏大叙事的，他只是用他的冷眼观察身边的现象，那冷眼后面是一颗炽热而敏感的心。敏感的心灵常需要以冷峻和骄傲为掩饰。
鲁迅曾自我剖析过：
我常常说，我的文章不是涌出来的，是挤出来的。听的人往往误解为谦逊，其实是真情。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也没有什么文章要做，但有一种自害的脾气，是有时不免呐喊几声，想给人们去添点热闹。譬如一匹疲牛罢，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转磨，也可以的；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帖出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养牛乳。我虽然深知道自己是怎么瘦，又是公的，并没有乳，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药，也就不说什么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还要自己觅草吃，要喘气的工夫；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不行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如果连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无须细说。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里。即使因此忽而从深刻变为浅薄，从战士化为畜生，吓我以康有为，比我以梁启超，也都满不在乎，还是我跑我的，我躺我的，决不出来再上当，因为我于“世故”实在是太深了。
可见，他主要是要自己的牛，他给别人使唤有三个条件：一，不能用得太苦；二，不能被任何一家买断，不能关进牛牢；三，不卖肉。若条件不能符合，他宁可不做战士，宁可变得浅薄，也要跑的。我想，即便鲁迅活在今天，也依然要按这三个条件做人与做文的。
做这番思想实验，只是想要指出，我们应该如何“读人”。只有不把圣人当圣人，不把伟人当伟人，而是把他们当成在时间和人性的荒原上踟蹰的脆弱个体，和我们一样渺小和孤独，我们才能够从他们的作品和存在中汲取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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