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新区如何重塑城市空间格局

原创新一酱新一线城市研究所

在所有类型的城市新建区域中，“国家级新区”算得上是最稀缺的一种城市空间。

它的设立必须要经过国务院的批准，定位也要达到“承担国家重大发展和改革开放战略任务的综合功能区”这样的高度。从1992年第一个设立的国家级新区上海浦东新区到今年决定设立的雄安新区，全国的国家级新区一共才19个。

战略定位如此重要，国家级新区的设定都是足够吸引城市将最重点发展的产业导入其中，并牵引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配套、商业设施、居住社区等大量资源向原本是一片空白的此处集聚。

那新一酱就好奇了，是不是只要能成立一个国家级新区，就能给一座城市带来变化呢？

新一酱想着从19个国家级新区中选取一些来做研究，于是就将目光放到了2014年同年正式升级为国家级新区的贵州贵安新区、陕西西咸新区、四川天府新区、青岛西海岸新区和大连金普新区上。这五个新区大部分都在2011年前后形成或通过总体规划。

先来了解下它们的基本情况：

这五个新区从构成主体上大致可以分成两大类：贵安新区与西咸新区都涉及了两个城市——贵州与安顺，西安和咸阳；而另外3个新区则都是在一个城市中辟出一块区域形成——四川天府新区在行政区划中包含了一部分眉山市的区域，但因面积占比低故归为此类。

要想了解国家级新区的设立会怎样改变城市，我们可以首先通过最直观的夜间灯光数据来看新区设立前后的城市形态变化。

夜间灯光是最能直观反映一个城市夜间活力的数据。每年通过NASA发射的遥感卫星拍摄的夜间灯光高清图中，能清楚地看到一个城市在夜间活力上的变化。

在上面的一组图中，我们选取了NASA地球观测站2012年和2016年的夜间灯光数据来比较近4年间城市新区、城市老城区与整个城市的灯光值变化。因为城市内部包含了山川、河湖等天然夜间无灯光区域，所以我们在有灯光值的区域，观察了它们单位面积上灯光均值的变化。

不同新区给城市带来的变化是不同的。成都老城区的灯光量看起来逐渐趋于饱和，灯光均值也在四年间略有下降，而天府新区的增速则比成都整体发展快速。但对比来看，金普新区和西海岸新区整体上增速都不及大连和青岛主城区。

贵安新区位于黔中经济区核心，整体发展水平高于安顺市，2016年贵安新区的灯光均值已经超过了安顺市老城区；增速也达到了81.64%，比贵阳和安顺的老城发展都要来的快速。而西咸新区的灯光均值是这五个新区里最高的，但也是唯一一个2016年灯光均值比2012年低的新区。

国际上，常常拿NASA地球观测站测量的夜间灯光指数来判断这个城市的经济效益。美国布朗大学戴维·威尔（David Weil）及同事就比较了11年间NASA的夜间灯光指数与各国城市GDP，发现两者之间成正相关，也就是说以上这些夜间灯光值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

尽管西咸一体化的口号已经说了十几年，但西安、咸阳、西咸新区三者在2017年4月以前仍存在各自为政的局面，被当地学者认为不利于整体发展。陕西社科院学术委员副主任张宝通就曾在采访中表示，虽然陕西省政府支持西咸新区发展，但西安、咸阳不支持，这背离了西咸新区的建设方向。这或许是西咸新区2016年灯光均值比2012年低的原因之一。

除了城市经济体量，我们也能在这两年的灯光地图中观察到城市活力区域形态的变化。拿贵安新区来说，2012年贵阳和安顺的城市交界处并没有明显的灯光亮度，贵安新区内的灯光区域也只是呈星点状分布。四年后，这片区域的灯光已能逐渐串联起贵阳和安顺。

天府新区的变化也很显著，2012年夜间灯光还集中在成都高新区南区，到了2016年灯光延伸至眉山市彭山县和仁寿县，形成明显向南延伸带。整个城市的活力区域也更往新区偏移。这对城市发展来说是一件好事，它意味着城市原本的主城区与新区逐渐靠近、直至融合，而不是完全割裂的两个区域。

那是不是所有城市的经济活力区域都会向新区方向偏移？

为了验证这个猜想，新一酱又用夜间灯光数据计算了2012年和2016年的城市重心。结果如上图，除了大连金普新区，所有城市的重心都往新区偏移了。

有意思的是，不同城市重心向新区偏移的距离不同。在横跨两城或者位于两城交界处的新区，对于较弱势一侧的城市更有空间吸附力。比如从贵安、西咸和天府新区的灯光偏移图上就能看到，相比另一侧更强势的省会城市，安顺、咸阳、眉山的城市中心向新区偏移了更多的距离。

贵阳和安顺的城市灯光重心各向贵安新区偏移了25.09米与29.65米，距离相差不大。尽管西咸新区和贵安新区一样，同为两城共建，但它呈现出不同的空间拉锯状态。西咸新区位于西咸两市的中间，咸阳相比西安的重心要多向西咸新区偏移4倍的距离。你能从城市重心的偏移上感受到“西咸一体化”的背后是西安相对咸阳更强的吸附力。

从2002年陕西省提出“西咸一体化”，2006年西咸两地通话由“长途”变为“市内”，到2015年西安地铁一号线延伸段规划直通咸阳森林公园站，在公共交通上连接起西安和咸阳。西安和咸阳的关系正越来越紧密。为了解决三方政府各自为政的局面，从今年4月开始，西咸新区也正式交由西安市代管。

2017年9月，苹果技术服务（贵州）有限公司正式落户贵安新区，这意味着苹果公司将在中国建立第一个投资达10亿美元的数据中心。包括腾讯、华为、三大电信公司在内的大型企业也都在贵安新区建立了大数据中心。大公司的进驻会带来小企业聚集，企业是新区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也是能否成为区域“增长极”的基础。

在很多新区规划中都会出现“增长极”这个词——比如在四川天府新区和贵州贵安新区的总体规划中，都把这两个国家级新区定位为西部地区重要的“增长极”。

“增长极”最初是由法国经济学家弗郎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提出，他认为，如果把发生支配效应的经济空间看作力场，那么位于这个力场中推进性单元就可以描述为增长极。也就是说，被规划和升级的国家级新区需要在短期内快速发展，并承担着拉动区域经济增长，带领周边城市共同发展的任务。

相比于包含了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夜间灯光数据，企业真正落户到新区中的数据，能反映出的情况更接近实际生产。新一酱把小伙伴GeoHey提供的截止2015年的企业普查数据投影在地图上，得到了这5个国家级新区的企业核密度图。

从上图来看，青岛西海岸新区位于胶州湾西岸，并不毗邻青岛主城区，但依靠原有的国家级开发区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首批设立的省级开发区胶南经济开发区，这个国家级新区已经拥有了两块集聚成型的企业聚集区。

西咸新区、天府新区、金普新区的企业主要集中在靠近主城区的边缘，并逐渐向外围扩散。西咸新区因为两城吸附力不同，企业更多地聚集到沣东新城，也就是靠近西安主城区区域。而起步基础较弱的贵安新区，在企业空间布局上目前还没有形成大规模聚集区。

借助企业普查的数据，新一酱分别画出了成都与天府新区，贵阳、安顺和贵安新区的企业标准差椭圆。你可以在下图中看到两种不同的企业分布形态。

天府新区作为单城明显主导的新区，和成都的标准差椭圆交叠在一起，交叠的部分覆盖成都高新区南区与部分成都主城区。而贵安新区作为双城共建的代表，与贵阳和安顺的企业标准差椭圆连接在一起，成为连接两城的“桥梁”。

企业标准差椭圆分别代表了企业的分布和范围。椭圆的长轴代表了企业分布的方向，短轴代表了企业分布的范围，椭圆越扁则代表企业分布的方向性越强。贵安新区的扁率较高，这说明贵安新区的企业分布呈现很强的方向性，正在形成连接安顺和贵阳的企业廊带。这在贵安新区的企业核密度图中也能隐约辨识出。

从夜间灯光和企业聚集程度来看，获得了最多政策倾斜的国家级新区也确实为城市的扩张发展提供了一大片空间，也有效地逐步吸引母城的各类生产资源向外延伸。但如果我们将它们理解成更完整的城市时，就会注意到不够理想的一面。

比如街道的空间尺度。

利用空间句法模型，新一酱各取了5组新区与老城区10公里×10公里的区域做对标计算。这种方法从整体的道路通达度上考虑，计算了区域内路口数量、每条道路与另外道路相交的数量、道路到其它地点的最短路径中经过路口的数量、道路被其他两地最短路径穿越的必要性以及去除路网路口数量的影响，区域内其它地点到达道路的容易程度，来说明这个区域的路网密度、连接度、深度、易穿越度和易到达度。它不仅关照到局部的空间可达性，而且强调整体的空间通达度和关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