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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步且闲游，禾黍离离满目秋。玄武湖中风浪起，嗖嗖，虎踞龙盘一夕休。江水不知愁，犹自滔滔日夜流。更有无情天畔月，悠悠，曾照降幡出石头。”
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在后世的主流叙事中，这一年开始，中国历史进入清季。然而，这一年实际存在三种纪年，在明朝是崇祯十七年，清朝是顺治元年，大顺政权是永昌元年。这三种纪年所代表的三个敌对政权，从此开始了逐鹿中原的斗争。其中，继承明朝皇室的南明政权，与南宋的建立有不少相似之处。但后者维系一百多年，前者却在清的打击下节节败退，仅仅维持了18年就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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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实行的是“两京”制，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南京一直作为明帝国的留都，保留了一整套与北京相对应的中央机构及官员。随着崇祯帝身死的消息传到南京，立谁为新君的问题变得迫在眉睫。作为南京朝廷的实权人物，史可法在拥立新君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当时主要的人选是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润和桂王朱常瀛，朱由崧是崇祯帝的同辈，加上他人就近在淮安，在伦序和地理上占了明显的有利地位。然而，史可法内心对拥立福王颇有顾忌。朱由崧的祖母是备受神宗宠爱的郑贵妃，从万历到天启年间，朝廷上围绕着储君问题展开的“妖书”“梃 击”“移宫”等轰动一时的案件，都同这位郑贵妃有关，且正是由于东林党人的力争，神宗和郑贵妃希望立朱由崧父亲为太子的图谋才化为泡影。而史可法是东林党人左光斗的得意门生。史可法的犹豫不决，就体现在他既怕拥立福王朱由崧即位后，朱由崧会重翻旧案；又怕转而拥立其他宗室，这种舍亲立疏、舍近求远的行为会引起政治风波。经过反复考虑、盘算，这位首席大臣暗自决定前往浦口，同凤阳总督马士英商量拥立新帝一事，他们“推心置腹”的结果是商定拥立桂王朱常瀛。马士英甚至在同史可法达成协议后，曾经邀请南京各衙门官员赴浦口当面宣布这一决定，借以显示自己是参与定策迎立桂王的第二号人物。谁知，南京六部等大臣认为凤阳总督不过是地方高级官僚，无权召集朝廷大臣开会。自感扫兴的马士英回到凤阳，然而，就在这一关键时刻，马士英手下的大将都自行倒向了福王。对于屡经宦海浮沉，且老于世故的凤阳总督来说，朱由崧要当皇帝已难阻止，有将帅统兵为后盾，有太监在旁翊赞，不足之处正是缺少一员大臣。他顾不上与史可法的“推心置腹”，抓住时机向福王表示效忠。而此时的史可法还蒙在鼓里，继续写信给马士英申说朱由崧“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七不可立的理由。马士英既已改变初衷，参加拥立福王的行列，史可法的来信等于直接指斥行将即位的皇帝，把权力的剑柄交到了马士英手里。![]()
崇祯帝自缢后，明朝失去了一个皇帝，但并没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明朝政权仍然控制着江南半壁江山。事实上，清军入关初期，兵力有限，特别是满族人口稀少，补充兵员颇非易事。原来的明帝国虽分裂为山西以西的大顺政权和以南京为中心的南明政权，但地域辽阔，实力也相当可观。多尔衮摸不清底细，不敢贸然行事。在吴三桂的接引下，能占领北京和畿辅地区已属意外，多尔衮初期的意图很可能是勾结南明，共平“流寇”，实现南北分治。然而，北宋以来，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经南移，南北分治的经济基础此时早已不复存在。在清方调整政策，企图入主中原之时，南明君臣却依旧抱着一厢情愿的“联虏平寇”之策，坐享着江南财赋充盈之地，试图维系着纸醉金迷的太平日子。“治国重在治心，治心重在治吏。”复明的火苗是被南明君臣政局生生浇灭的。国难当前，南明内部却仍旧热衷于党派之争、门户之见，致使明朝彻底复国无望。东林党人为了争权，唯恐天下不乱，炮制了“弘光三大疑案”，甚至跑去依附被弘光政权所忌惮的武昌军阀左良玉；左良玉为了不与大顺军作战，干脆发布檄文讨伐马士英，挥兵东下，直指南京。而清军南下的铁蹄此时也正向南京逼近……南京作为朱元璋开国之地、明朝两京之一，自从大顺军攻克北京以后，有的人把它看成复兴的中心，有的人则把它视作苟且偷安之所。然而，仅仅一年的时间，南京城就糊里糊涂地沦陷了。顺治五年，清廷的大同总兵姜瓖起兵反清，大同被围城八个月都没有被攻下，抗清运动在山西全省风起。而山西的反清复明运动又迅速波及陕甘等西北地区，甚至影响了畿辅和山东。多尔衮遇到了入关以来的最大挑战，情势逼得他不得不亲征。顺治十年，洪承畴经略西南，坐镇长沙，四年多时间寸土未恢。然而，弘光朝廷的种种荒诞闹剧，此后一再上演。如果说弘光时期的党争表面上还以“君子”“小人”为分野，到永历时期，就已然完全成了争夺朝廷权力的赤裸裸的内部倾轧，拥兵自重的地方军阀纷纷“挟天子以令诸侯”。南京城里弘光帝，在位期间关心的头等大事是去民间搜罗绝色美女，在南京遍索不能如意，又派出内监前往苏州、浙江等地选拔。而这种荒唐的基因，也根植在了南明诸政权里。永历帝朱由榔是出了名的胆小怕事、优柔寡断，清军攻下广东南雄后，身在肇庆的永历帝吓得心惊胆战，想赶紧逃到广西避难。广东的官员劝他别跑，以免导致广东各地人心瓦解。尽管清军离肇庆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广东、广西的实权大臣又都反对朱由榔的逃难，但无济于事，皇帝还是义无反顾地带头逃窜，跑也要跑在第一个。于是乎，他一路从广东跑到广西，从广西跑到贵州，再从贵州跑到云南，又从云南跑到缅甸。![]()
南明，是明朝的延续，是清初历史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这一段历史，在中国历史的叙事中长期“失语”，直到明清史大家顾诚将其原原本本地加以还原。历史学家葛剑雄曾评价，“没有南明史，就没有完整的明史、清史；没有顾诚的《南明史》，就没有完整的南明史。”付梓于1997年的《南明史》，早已迈入史学经典的行列。25年来，这部荣获中国国家图书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的著作，始终代表着“南明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事实上，想了解明末清初的那段繁杂历史，这本《南明史》实在是个绕不过去的存在。顾诚（1934-2003）蜚声学界，一生却只出过两本专著。《南明史》就是其中之一。这位以“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严谨而著称的史学家，穷尽一切可挖掘的史料，一一进行考证，将这段“失语”的历史带到千千万万读者眼前。除了鞭辟入里、力透纸背的分析，这部经典著作还以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而闻名，有种章回小说般的精彩。当年出版时，据说连印厂的校对工人也读得津津有味。明清易代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而人们太习惯于把既成事实当作历史的必然。顾诚在《南明史》的开篇，有过一段关于历史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经典论断：“……人们太习惯于把既成事实当作历史必然，就本质而言，这同封建史籍中的“天命眷顾”没有多大区别。明朝自万历中期以来，朝政日益腐败，内忧外患纷至沓来，覆亡不可避免，接替的可能是大顺王朝，可能是清王朝，甚至可能是孙可望掌握实权的朝廷，也不能排除在较长时间处于分裂的局面。……如果把既成事实都说成是历史的必然，那么，学习和研究历史就没有多大用处。”“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越是动荡，越是能看清历史的本来面目、人的本来面目。抛开学术的光辉，对每个试图了解中国历史的人而言，《南明史》的意义更在于，它完整再现了在一个充满未知、充满选择的大变局时代里，每个人是如何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做出不同的的选择的。“纵步且闲游，禾黍离离满目秋。玄武湖中风浪起，嗖嗖，虎踞龙盘一夕休。江水不知愁，犹自滔滔日夜流。更有无情天畔月，悠悠，曾照降幡出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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