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国家历史原创文章，转载请后台留言，欢迎转发到朋友圈！1986年，美国斥资400万成立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发出了一项重磅研究报告，斥责苏联在农业集体化阶段爆发的1932-1933年大饥荒是“人为”的、对乌克兰的“种族灭绝”。这一说法一经提出，瞬间掀起轩然大波，尤其是苏联解体后，基于俄乌双方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乌克兰致力于争取国际同情以摆脱数百年在俄罗斯民族屋檐下的影响，坚持“种族灭绝”的说法。![]()
600万？1000万？
乌克兰是1932—1933年大灾荒中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有大约350万的死亡人数，占全苏灾荒死亡人口的一半。其实早在1935年，《泰晤士报》就刊登过苏联大饥荒的照片，芝加哥的媒体也对这次饥荒的死亡人数做出了“大约600万”的估计。600万人是什么概念呢？现在人口大约在400万—600万人的国家有挪威、丹麦、新加坡等，此次灾荒的死亡人数就相当于一个小体量国家的总人口，更不用提受灾面积达到5000多万人口之巨的苏联南部地区了。但是当时正处于美苏冷战后期，由于美国没有掌握确凿证据，苏联坚决咬定这是媒体的“反苏宣传”。而处于苏联老大哥管理下的乌克兰也不得不卑微响应“干旱”的理由，指责西方“政治投机”。1991年，苏联解体，东欧国家纷纷独立。独立后的乌克兰马上改变说法，坚持认为灾荒绝对是一场“阴谋”，是苏联对乌克兰的“种族灭绝”。苏联解体后，随着一些绝密的档案资料公之于世，乌克兰网站上一些越来越高的700万、1000万数据也逐渐得到了纠正。目前，关于饥荒死亡人数的一般说法在300—800万之间，其中乌克兰的死亡人数约占1／3，具体数字约为100—300 万人。![]()
“种族灭绝”是真是假？
乌克兰是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之一，饥荒发生之时的人口大约有3000万，占苏联的1/5。国土的大部分位于东欧平原，土地肥沃，有三分之二的“黑土地”（黑土地是一种肥力好的纯黑色土地，只能形成于夏季温暖潮湿、冬季严寒干燥且土壤中的有机化合物渗漏水并向下迁移的情况下），占世界黑土总量的1/4，从沙皇时代就有“欧洲粮仓”之称，一直都是俄国的主要产粮区，农业人口占大多数。不仅如此，乌克兰的气候受大西洋暖湿气流的影响，大部分地区都为温带大陆性气候，境内河流密布，100公里以上的河流有116条，还有3000余个湖泊。因此，自然条件优越的乌克兰在十月革命后一直是苏联经济上生产率最高的一部分。因此，以农业为主的乌克兰在灾荒中遭受的损失更大，但从大的方面来说，这次饥荒遍及全苏，俄罗斯、哈萨克以及北高加索等地区也遭受了严重的灾荒。全苏不分民族、不分地区的整个产粮区都遍布着饥饿与死亡。因此，饥荒只在乌克兰发生、或者是只针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的说法并不成立，一再夸大因饥荒死亡的人数也不利于人们了解真正的历史。![]()
特殊的时代背景
此次灾荒产生于特定的时代，因为成立初期的苏联摆脱不了落后的农业国身份，同时身处社会主义孤岛，又面临资本主义包围的威胁，因此苏联不得不尽快发展经济——尤其是工业。而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发展工业只能走用农业“喂养”工业的道路，也就是大量收购农民的粮食，出口到国外换取外汇，再到国内进行工业建设。然而不尽如人意的是，1927年苏联实行的粮食收购问题遭遇了空前危机，简单来讲，就是国家无法从农村收购到国家所需要的粮食。但在这之前农民的交粮情况一直非常积极，收购额也在逐年上涨。问题出在何处？毋庸置疑，跟西欧相比，苏联的农业发展水平落后，农村基本上没有现代化的农业生产设备，大多都是小块土地的散户经营，生产效率低下。另外，斯大林基于资本主义包围的认识出发，认为富农与投机商人在粮食收购过程中囤积居奇，造成了粮食不足的局面，提出资本主义渗透的论断。因此，苏共中央决定实行全盘集体化，也就是将小农经济转化为集体经济，土地、牲畜等皆归集体所有，农民获得的劳动收入所得无偿为集体农庄所有，并且大力打击富农经济，没收富农财产归集体所有。集体农庄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进行现代化的改造，主要是为了更大规模地将粮食出口以换取外汇，也是为了发展工业化积累资本。苏联认为这是走“工业化”道路的必经之路。农业全盘集体化后，粮食收购得以正常进行，但是由于集体化过程中的暴力征收、抢夺财产，以及对“富农”定义的模糊不清等等问题，集体化运动逐渐走向激进，因此农民们往往采取消极怠工、藏匿牲畜、破坏农具等方式表达不满，因此农村经济遭到很大程度的破坏。而对于“靠天吃饭”的农民来说，随着逐渐升高的收购额度，粮食收购的任务也越来越难以完成，虽然表面上对外出口额一直在增长，农业的实际产量却在不断下降。而面对地方政府要求降低收购额的请求，中央坚持不松口降低收购额，也“不许进行任何形式的讨价还价”。![]()
灾荒
灾荒到来的前三年，城市、出口以及工业对农业的绑定越来越深，粮食的收购量随之逐年提高，粮食收购危机继续爆发。但是中央不但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方式提高农业产量，反而一味地提高收购计划。农民为了交上额定的粮食不得不将自己糊口的存粮全部上交，藏匿粮食被发现将面临高额罚金、失去住所甚至牢狱之灾。在灾荒刚开始发生之时，大批农民离开土地逃荒，进入相对富裕的城市讨饭。刚刚步入工业化道路的城市，也无力承载太多人口，城市同样面临着粮食短缺的危机，若不加以控制，工业将陷入停滞。因此这些社会流动的“不安分因素”——灾民，被大规模限制进入城市，公路哨卡、铁路运输皆设置哨兵进行管制和封锁。就这样，饥民逃命的道路也被堵死了，农村饿殍满地，饥民要么在原地等死，吃草皮、树根、动物死尸，甚至出现“食人”现象，要么不顾严寒和环境条件进行迁移，冻饿而死。基辅州的饥民统计数据（来源：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России）
大饥荒给各地带来了巨大的人口损失，在1932年秋至1933年4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苏人口锐减700万左右，死亡的大多是农业人口，其中乌克兰占总数的1/3—1/2。这些死亡的农民成为农业集体化改革的牺牲品。![]()
谁之错？
就客观来看，此次灾荒的出现是由一系列原因造成的：集体化过程中的强制粗暴的行为招致了农民的不满，同时遇上干旱影响了粮食产量，但中央未采取措施调节收购政策，反而一再提高收购量，再加上“助燃剂”——加速发展工业、限制城市人口，导致了饥荒人口在一个层层加码的闭环中自我灭亡。不可否认，国家政策以及中央决策的冒进在此次灾荒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比如粮食收购计划脱离群众、全盘集体化执行中的简单粗暴、“消灭富农运动”的“一刀切”形式、以及饥荒发生后的错误封锁等等。因此这次大灾荒无疑是一场“人祸”大于“天灾”的悲剧。![]()
结语
数十年来，对于灾荒是否是“种族灭绝”或是苏共高层的政治问题而争论不休，但各种资料和逐渐解密的档案表明，此次灾荒是一次苏联全境大范围的灾难，同样是在苏联建设初期操之过急而出现的一次严重问题，不仅是苏联领导集团集体的决策失误，也是社会主义探索中的深刻经验和教训。结合当时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下，必须优先建成工业强国的历史背景和结果来看，苏联的确实现了现代化，成为了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工业强国。但是它是以牺牲农业、粗放工业为代价换取的强国地位，而从一开始就以“一条腿走路”的发展，注定不会长久。因为社会主义的实现，也需要以人民的共同福祉为基础，“民富”才能“国强”。参考文献：
《斯大林有没有制造饥荒 ——对斯大林在苏联1932—1933年饥荒中责任的探讨》李燕，王丽敏
《苏联1932—1933年 “大饥荒”始末新探》吕卉
《“苏联1932—1933年饥荒”问题研究综述》李燕
《试评斯大林的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汤德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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