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纽约城的女孩们都在为他着盛装

距离传奇摄影师比尔·康宁汉（Bill Cunningham）辞世已经三年，那个穿着蓝色夹克骑着自行车穿梭在纽约街头的身影也再也没有出现过。鲜花会随着时间凋谢，但康宁汉的记忆以及他的影像作品，将在人们心目中永不凋零。

“大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比尔·康宁汉先生的辞世真的令人感到很悲伤。他对于时装的热忱，对于时尚独特而敏锐的视角，以及多年来孜孜不倦的忘我投入，永远值得我们后辈面和学习。想起自己早年在纽约生活、学习的多年中，曾数次入得这位大师的镜头，感到很荣幸。今天，很开心的是，我找到了这张摄于 1996年的相片，是为纪念。”

——NOWNESS中国负责人 叶晓薇

自二战起，比尔·康宁汉的身份不仅仅是记录纽约人和纽约时尚的摄影师和文化人类学家。他成为了这座城市的化身。

他对时装领域的贡献举世共知。回顾这位大师的文化遗产，英国摄影师、时装短片导演尼克·奈特（Nick Knight）说：“作为如今业已成熟的街拍博客的先驱，比尔的时尚地位太重要了。他不知疲倦地用爱与真诚记录着场景，他的视角为未来一代展示了时装世界的魔力，如果不是他，魅力早已消逝。”

不懈寻觅美的人，

就能发现美

2008年，康宁汉被法国政府授予法国荣誉军团勋章。这是他唯一一次接受奖项。当这枚奖章被别在那件普通的蓝色夹克上，他情绪激动，哽咽着说：“那些不懈寻觅美的人，就能发现美。”发现美，他做到了。

设计师德赖斯·范诺顿（Dries Van Noten）与我们分享了他的私人经历：“当我仍是个学生——并没有邀请卡——耐心等待一场秀的开场时，比尔来了，那对我来说是一个信号，一个时尚时刻即将发生。多年后，再次来到我的秀场，他的出现让我感受到我们身处一个互相关怀的时装家庭——创意者的心心相映。”如今，他走了，那无比的热情，那对于细节极为敏锐的双眼，不复存在……他的热情，应为后人所记忆和承继。

FIT博物馆馆长兼策展人瓦莱丽·斯蒂尔（Valerie Steele）说：“比尔·康宁汉在时尚界如此独一无二。不仅仅因为他是第一个街拍摄影师或社交活动上最著名的时装摄影师，也因为他生而为时尚。他热爱时装的不同角度：T台上的高级时时装，拥有别致个人风格的人们，以及为各个场合特意打扮的人们。”

康宁汉初到纽约是在1948年，那年他19岁，暗下决心哈佛不适合他。开始摄影事业之前，他以“William J”为名，为玛丽莲·梦露等名人设计帽饰。1950年初他停止了帽子事业，但其作品被保留了很多年。世界顶尖帽子设计师斯蒂芬·琼斯（Stephen Jones）回忆道：“我第一次见比尔是在1983年。他邀我去他的公寓看他的帽子系列。这是我们之间的特殊纽带，而且我们都是Anna Piaggi的好朋友。每个人都知道他是街拍摄影师，但对我来说他是帽子设计师，也是好朋友。”

他一生想要的，

就是那份独立

1972年，康宁汉开始为纽约时报摄影。在此之前，他曾为《芝加哥论坛报》纽约办公室、《女装日报》和一家定制女装店工作。

比尔曾立下誓言：尽可能地客观，且永不拍摄自己不认可的照片。在《纽约时报》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甚至从不接受哪怕社交场合所提供的一瓶水，防止自己因此违背誓言。斯蒂尔说：“他非常想要，也的确拥有对于是时装的独立观点。不愿接受除了《纽约时报》自由摄影师之外的职位，直到自己的自行车撞上卡车发生车祸，获得医疗保险的唯一方法是成为纽约时报的一名正式雇员才勉强接受。他的初衷是独立于所有时尚机构。”

康宁汉在《纽约时报》的“On The Streets”专栏是写给纽约的一封情书。它总是充满欢乐，又兼具诚意与权威。因为不想让真实的自我表达和社会观察被名人、编辑或其他顾问轻视篡改，他在传统时装体系中发布了自媒体。比尔着实是一位身着蓝色工作服的朋克偶像。

“想想，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独立的，少之又少。比尔是独一无二的，” 斯蒂尔继续说道，“他过着像苦行僧一样的生活。生活只有一些必需品。”但是对比尔来说，这就是他的全部：存放自己照片的房间，放置在文件箱上的简易床，还有需要与大楼里其他人共用的浴室。但只要生活中拥有艾瑞斯·阿普菲尔（Iris Apfel）这样的人以及纽约和巴黎的街头，他就感觉自己像百万富翁一样。

康宁汉主张个人价值与真实风格。他总对拍摄对象十分友善，不挑剔地拍摄所有年龄、种族、性别和背景的人。被他看到，就好像为纽约的目光所及。

后期，他的活动范围已经不仅仅是57街和第五大道了。跟随比尔的《比尔·康宁汉在纽约》摄制团队精疲力尽。第二天说起，自己12个小时的工作对于只有他一半年龄的工作人员难以承受时，他笑了起来。

康宁汉：

不是一位摄影师，而是一位记者

康宁汉认为自己不是一位摄影师，而是一位记者。但是摄影师雨果(Hugo)认为，“比尔低估了他的才能。迅速做出反映、在没有任何眼神或语言交流的情况下拍摄照片是需要实在技能的。”不像其他新兴街拍摄影师一样，只站在秀场门口拍摄，他所做的，更具难度，是真正的街头风格。

康宁汉同样也明了，如何在时装秀场拍出最棒的照片——在T台侧面，而不是在正前方。坐在侧面而不是摄影席的偏好正体现了最早那批先锋的习惯，也反映了康宁汉对时装与结构的深刻理解。侧面廓形总是比正面更值玩味——这就是为什么玛德琳·薇欧奈（Madeleine Vionnet），（克里斯托瓦尔·巴隆夏加）Cristóbal Balenciaga 这些设计大师总是以360度全视角进行设计。

斯蒂尔总被康宁汉丰富的时装历史知识触动，她回忆：“他摄制的每一张影像都仿佛是对他所知的时装历史的重述。拥有那么渊博的知识，比尔可以望着21世纪T台秀场所发生的，闪回至一战前的‘美好时代’（Belle Epoque）时期的参照。”

最能证明康宁汉对历史和现代的不凡认识的事情是“正面”（Facades）项目，这是康宁汉和迪塔·谢尔曼（Editta Sherman）于1978年共同出版的摄影集。迪塔充当模特，康宁汉策划了整个项目。他搜寻拍摄地点，整理了一整个衣橱的衣服，供迪塔穿着。为契合纽约历史悠久的丰富建筑语境以及时装历史，他不仅跑遍了二手商店，还借到了格洛里亚·范德比尔特（Gloria Vandervilt）祖母的服饰。

身在《Details》杂志做时装编辑的时候，康宁汉会很开心地把当季拍摄的图像放在几十年前曾经做过此般设计的设计师图像旁边。相似地，他也会在纽约街头拍摄的时候，重现威廉·克莱恩（William Klein）1960年代曾为《Haper’s Bazaar》和《Vogue》拍摄的影像。

他十分尊敬像露易丝·代赫勒-沃尔夫（Louise Dahl Wolfe）等人出色地时装摄影作品，也对自己的摄影可以借助真实生活中的普通人来重塑这些高预算摄影而感到享受。其最典型的是以“Lining Up”为名的摄影报道，照片中的女人穿着黑白条纹裙穿过斑马线，诙谐地模仿了威廉·克莱恩1960年代拍摄的“Nina + Simone, Piazza di Spagna, Rome”《Vogue》。

#mychild

美国版《Vogue》创意顾问格雷丝·柯丁顿（Grace Coddington）是众多在Instagram打上＃mychild标签致敬比尔·康宁汉的其中一员。他把街道，还有街上的每一人都视作他的孩子。夹克的深蓝色可以回溯至圣母玛利亚长袍的颜色。法国艺术家伊夫·克莱因（Yves Klein）在当代复兴了这颜色，为他所用，将这个颜色命名为克莱因。他认为象征着自由与宇宙扩张的颜色便像是康宁汉的隐形斗篷，令他融入广阔的背景之中。

康宁汉去世的那一晚，为纪念他，巴黎以同样的深蓝色点亮了埃菲尔铁塔。巴黎人开始将伊夫·克莱因与康宁汉的夹克联系在一起。康宁汉穿着这一颜色，可能正是诉说着自我信念：“金钱是最廉价的东西。自由价最高。”

2009年，康宁汉被授予活地标奖（Living Landmark），这意味着他不仅仅被视作一个人，也被视作纽约的一部分，以及这个城市本身。

现在，他走了，这个城市失去了一部分。康宁汉去世的那天， 在他度过一生大部分时间的地方——纽约著名的卡内基大厅（Carnegie Hall）外，他的名言“最好的时装秀永远在街上。以前如是，未来如是”被粉笔写在街道上。但是如果没有他在此记录，我们如何知道“最好的时装秀”仍在那里呢？

来自澳大利亚的比尔粉丝之一布伦娜·罗薇（Brenner Lowe）说：“世界失去比尔·康宁汉，就像失去了颜色。”一个缅怀会上，她说：“比尔，我将永远对街上那些值得你用35毫米胶片相机拍摄的人保持微笑。” 我们对比尔·康宁汉最大的致敬就是认同他所看到和欣赏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