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安迪·沃霍尔还是如此有名？

原创谢斯曼 NOWNESS现在

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离我们远去已有三十二年之久了。他就如同金宝汤罐头那样，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地下丝绒乐队的著名封面《The Velvet Underground & Nico》是他的作品，玛丽莲·梦露在他的丝网之下多了一份波普的性感，帝国大厦在其镜头下略带哲学思辨……

短片中，导演 Janas Mekas 以其标志性的日记体手持摄像机风格，带我们回到了上世纪60世纪那个美好的时期。短片囊括了 Lou Reed 和乐队在1966年精神病学会议中心音乐会上的表演，以及由电影人组织的亲密聚会，聚会中的名人，其中就包括安迪·沃霍尔。

在8年前，当我还是美国大二学生时，我（笔者）的艺术史教授组织了一次去纽约参观美术馆的课外活动。那个上午，我们一众七八个研究古罗马与欧洲中世纪艺术的学生打算步行前往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在途径联合广场（Union Square）旁的步行街时，课上一位一向寡言的学霸女孩突然尖叫着朝一樽闪得晃眼的银色人像雕塑冲去，迅速攀爬上基座并搂住它，对我们说：“快帮我照张相！”

Andy Warhol 在联合广场的雕像

还未从惊异中回过神来的我疑惑地审视着这座让我同学为之疯狂的塑像：一个戴着眼镜的瘦削男子穿着不那么合身的衣裤，脖子上挂着宝丽来相机，手拎著名高级百货公司Bloomingdale's 的纸袋，里面装着几本名为《Interview》的杂志。他脚下的基座上刻着“The Andy Monument”的字样，我的同学刚刚从基座上跳下来，她拍拍手意犹未尽地说：“Andy 是个天才，我超爱他。”

Andy Warhol, 1965

惭愧地说，彼时的我并不清楚眼前的“Andy”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而我对这个人的了解显然也仅仅停留在姓名层面——那个时候的我对流行文化全无兴趣，甚至不知道“波普”是什么意思。

从同学的激动的反应和大家的附和声中我判断出，这个安迪是个招人喜欢的大人物。后来，我在艺术史学习和从业的漫漫长路中屡次“遇见”安迪·沃霍尔：他是教科书里丝网漏印的《玛丽莲·梦露》和一排排的“金宝汤罐头”、“绿色可口可乐瓶”，是摄影历史课教授口中的拍遍名流和演员肖像的摄影师，是反复出现在拍卖行新闻稿中并刷新价格记录的《毛主席》……

Marilyn Monroe,1967

Untitled from Mao, 1972

Campbell' s Soup Cans , 1962

Five Coke Bottles, 1962

人们津津乐道于他的传奇人生和生财之道，艺术品经销商们纷纷赋予他和他的作品这样或那样的学术理论背书，但从没有人真对这个问题给出完美的解释——为什么安迪·沃霍尔曾经那么出名以及那么重要？为什么安迪·沃霍尔现在仍然这么有名以及这么重要？

Jean Michel Basquiat, 1982

David Hockney, 1980

Jane Fonda, 1982

Yves Saint Laurent, 1972

围绕沃霍尔至今仍有许多的谜团：他是一个热爱虚荣、擅长社交并深谙商业社会规则的人；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寡言、羞涩、隐居的人。沃霍尔最为人所熟知的一段故事是他与小说家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之间的关系。

沃霍尔原名安德鲁·沃荷拉（Andrew Warhola），出生日期不明，他在美国匹兹堡的贫民区长大。童年时候的他非常喜爱秀兰·邓波儿（Shirley Temple），并深深迷恋邓波儿电影中天真与快乐的气氛，以及那个光鲜、充满美好幻想的、“塑料感”十足的好莱坞世界。

1942年，Andy Warhol 进入大学前一天的留影

沃霍尔对自己的才华、审美和创造力深信不移，但他同时也知道，自己的外形和羞涩个性并不是名利场所期待的。1949年，从当时的卡耐基理工大学毕业的他选择去纽约闯荡，正值卡波特在纽约爆红。

现在回头看，创作出《蒂凡尼早餐》（Breakfast at Tiffany's）的杜鲁门·卡波特正是沃霍尔倾慕和最想成为的“那类人”：才华横溢并富有人格魅力，为人老练并在上流社会左右逢源。

Truman Capote, 1967

像所有狂热的粉丝那样，沃霍尔不停地给卡波特写信，请求能够为他的这位偶像画像。当时正值卡波特外出数月，等到他再回到纽约时，一定发现家门口堆满了沃霍尔的来信。来信仍在继续，有时夹带一些插画，虽然小说家并没有被打动，但他承认自己开始严肃地注意到这个人。

也许是被沃霍尔打动，卡波特的母亲邀请他来家里喝一杯。正当他们交谈之时，卡波特回到了家，这便是二人的第一次相遇。

Truman Capote by Andy Warhol, 1984

Truman Capote, 1977

之后的故事并没有想象中一帆风顺。卡波特对沃霍尔的印象是，他是那种看起来毫无希望的失败中的失败者，但同时他似乎又很享受自己拥有一位如此狂热的粉丝。在之后的许多年间，沃霍尔间或打电话“骚扰”卡波特，并同时发展起自己的艺术商业，直到他经过无数次历练、成为了像卡波特一样的成功人士时，二人才真的成为了“朋友”。

在许多后来者看来，沃霍尔似乎天生就具有融入上流社会、轻松戏弄一切的能力，但事实上，他是靠着自己几乎偏执的不懈努力以及对于任何可能机会的绝对把控，才辛苦挤进势利的名利场。

Truman Capote and Andy Warhol, 1978

从另一个方面看，沃霍尔与生俱来的敏锐与单纯让他成为了最直白、一针见血指出“社会问题”的人，尽管在公众场合，他对任何事情都很少发表真实看法，对于喜欢或者不喜欢的，他都只说“太棒了”。

The Opening Night of Studio 54 , 1977

关于他最为“尴尬”的记述之一是电影人约翰·阿尔珀（John Alper）对于沃霍尔的回忆。二人在1982年前往中国拍摄纪录片，更准确地说，是阿尔珀以给邓小平画像的机会为诱惑劝说沃霍尔去的。根据阿尔珀回忆，沃霍尔面对摄制组的镜头极度不适，问他任何问题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旁边的人让他怎么说、怎么说他便原样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