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前，我决定不做艺术家了

“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冇尸骸。”

这是文川的朋友圈签名，与此呼应的是朋友圈封面一家文记肉铺的照片，这是他2012年第一次去香港，在中环背后的菜市场拍下的。在与文川联系之前，这些最表面的线索可以直接切合他现在酒吧老板的生意人身份。但另一方面，他的微信昵称和微信号均为“斯文仔”及拼音，这个昵称最早正式出现是在他的第一次个展出版物《点点先生》，或许可以理解为他过往艺术家身份的最后一丝印记。

博伊斯的名言“人人都是艺术家”已然被大众理解为最浅显的字面意义。在艺术圈，几乎人人都跟艺术家身份有些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不论是画廊工作人员和负责人、还是拍卖公司高管和老总、亦或是媒体或策展人的群体，工作之余不时客串艺术家对他们而言都是常态。大多是因为仍怀揣艺术家的梦想，但受到自身天分或者现实压力的掣肘。

如果把关注的目光投向看似人人艳羡的艺术家群体，在《Hi艺术》先前进行的《“80后”艺术家生存现状调查报告》中显示，有34.27%的艺术家没有长期合作的代理画廊，12.5%的艺术家仍未办过个展，仅有34.68%可以依靠作品销售生存。这是“80后”艺术家的切面呈现，但也由此折射出，艺术家绝非是一个“金腰带”的职业。

离开北上广的艺术家大有人在，并非“告老还乡”，只是换个生存压力没那么大的地方休息片刻，整装待发。看多了对艺术的坚持热爱，文川的决绝离开尤为令人好奇。

文川于2009年在四川美术学院完成了油画硕士研究生的学习。他六七岁开始画画，之后顺利考进川美油画系，接着保送庞茂琨教授的研究生，再被画廊看中签约，整个从艺经历顺风顺水，从未接受过社会的“毒打”。2005年，庞茂琨把他推荐给了来重庆转悠的知名艺术经纪人伍劲，当时伍劲正在和房方筹备一家专注于中国年轻艺术家的画廊星空间，便把文川的资料转给了房方。随后便有了2005年末星空间实体空间的第二个群展“坏孩子的天空——七零后出生的问题青年”。当时的艺术家名单在现在看来可谓星光熠熠：陈可、仇晓飞、高瑀、李继开、欧阳春、秦琦、邱炯炯、王光乐、韦嘉、宋琨、梁远苇、黄宇兴、尹朝阳等。文川也在其中，策展人安静如此评论他的作品“从最初的黑白点状笔触到后期混合了波普艺术与像素图片的形式感，他的画面一直延续着某种赤忱的怀旧感。”几次群展和个展的亮相之后便迎来了人心惶惶的2008年。

2008年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中国的当代艺术也深受其苦。时年入秋之后，整个艺术圈的大环境日渐低迷，“头牌”们卖不动，小年轻们更加举步维艰。同时，市场口味的风向标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一度被炒得火热的卡通一派不再受人青睐。艺术家的聚会中，当问起文川是星空间的艺术家时，对方意味深长的一声“哦，画卡通的”令他局促不已。

画廊接连传来“画又没卖掉”的反馈令他一直处于紧绷的压力之下，说到此处电话中传来一阵犬吠，文川安抚了几声，笑言“它也表示赞同”。哪怕在2008年之前中国当代艺术市场最疯狂的那几年，他也没能跻身炙手可热的明星艺术家行列，只是幸运地获得了曝光的机会，并且得到了些许市场的认可。一时间，艺术媒体铺天盖地，中国当代艺术圈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繁荣。在这之前，多少优秀的艺术家一直默默无闻，难以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

展览机会欠缺，画廊销售不理想，家庭也发生了些变故，如此种种导致文川当时的财务状况开始恶化，心理压力骤增，创作也临近瓶颈。老祖宗说“穷则思变”，虽然他并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不但仍有朋友表示愿意资助他继续创作，甚至他自己也想到也许可以混一混，用些讨巧图像做批好卖的作品，或许能暂且谋生。但他不想这么勉强。回想自己二十多年一直在画画，文川忽然觉得为什么不借机尝试一下完全不同的人生呢？

文川时常自嘲自己是“退休艺术家”。下定决心“不做艺术家”，其实对很多在艺术圈浸淫多年的人来讲并不容易。有些已经全然跟艺术创作没有关系的圈内从业者依然不愿放弃艺术家的梦想，有些沉寂一段时间的艺术家更不愿松口，表示只是暂时的远离。而文川雷厉风行地收拾行李回到成都，啃老不是办法，先要解决生活的问题。恰好有信任的朋友想要开展电力设备的销售业务，向他伸来橄榄枝。这是一份与其以往背景毫无半点干系的工作，买家资源由朋友提供，大多对接的是地方电力局。高频的应酬奉承是常事，夜场的社交更是家常便饭，对人的消耗肉眼可见。文川最不满意的却是难以获得生意的最终决定权，很多时候做了足够的前期准备和打点，但促成生意的临门一脚并不由他来执行，“射门”的是其他人，进与不进则远超他的可控范围。再者，电力设备销售期间所接触到的人跟艺术家期间截然不同，“太不好玩儿了”，文川这么认为。2014年左右，他发现自己的副业更有意思，索性不务正业，把副业当主业。

说到文川的副业，跟艺术圈还有些渊源。2004年起，文川经常跟艺术家高瑀“厮混”在一起，高瑀是他的学长，俩人后来又同为星空间画廊的签约艺术家。彼时，高瑀自称“月京小子”，几乎每个月去趟北京，时常在望京或好运街的酒吧买上几瓶威士忌，回到重庆叫上文川一起抽雪茄喝威士忌。喝的次数多了，文川自己也喜欢上威士忌并有所研究。2011年左右，彼时还工作和生活在北京的高瑀提议在重庆开一个威士忌酒吧，后来因事耽搁，却意外开启了文川的威士忌买卖。2014年，他因为电力设备的销售难以直接与最终买家接触而逐渐失去本就不高的兴致，转念想到自己卖酒的副业倒是够直接，并且谈成多单生意，以此带来的成就感很是上头，他便调整重心，日渐从电力设备的销售系统抽离，并于2014年9月在成都的玉林西路落地了第一家酒吧——萃坊。在成都尚未有威士忌酒吧的时候，他已在当地代理经销了三百多款威士忌。令很多人意外的是，萃坊受到热烈追捧，开业的小半年内几乎每天爆满。

文川没想到自己的技能点原来在卖酒的业务上。他说其实卖酒，尤其是威士忌的销售，某种方面与画廊的艺术品销售有着相通之处。酒吧里摆着300多款威士忌，每一款他都得了如指掌。进门想要消费的顾客就如同去到画廊的藏家，销售要揣测对方的消费能力，在此基础上推荐不同的口味。这就好比资深画廊销售只需要简单“盘道”，就能准确拿捏眼前的客人口袋有多深，更喜欢写实还是抽象，然后根据需求推荐，直至最终成交。而后续的服务和咨询也与画廊如出一辙，客户时常会在深夜发来一张模模糊糊的威士忌酒瓶图片询问，文川总会言简意赅地告知酒的发布背景、海内外价格以及自己对于是否值得入手的判断和评价。

我有点惋惜为什么文川当年没有转到画廊销售，不用舍弃原有的资源，现成的艺术理论和技法基础如若用到艺术品销售上没准儿就是如虎添翼。他如实道来，其实不是没有想过，甚至去拍卖行也是一条路，但艺术家的心气儿让他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样的身份转换。更何况往日寒冬时节，各家艺术机构都在勒紧裤腰带过活，能裁员绝不加双筷子，并没有我现在想象得如此容易。

如今，文川的威士忌生意蒸蒸日上，2014年首家酒吧在成都开业后， 2017年实现了成都、拉萨两地三店的连锁运营管理，并于2020年作为中国酒吧集团代表品牌进入世界威士忌大赏的行业评选，且最终跻身全球年度四强，这也是中国威士忌酒吧集团到目前为止在全球行业领域获得的最高荣誉。2019年，他还筹办了西南地区首个威士忌酒展，跟艺博会的思路殊途同归。

这么多年来，文川几乎没有再捡起画笔了。关于此事，他倒是跟好友、艺术家陈飞讨论过。陈飞认为，艺术创作不是一蹴而就，更不能三天打渔两天晒网，而要长时间地持续耕耘，至少一两年才能找回感觉。这样的状态对于现在的文川来说太过奢侈了，生意人总是琐事缠身。他也难以找到一个能过自己那关的切入角度重新回到艺术创作。

不再是艺术家了，但文川与艺术圈的联系并没有断。不少藏家和艺术家都是他的客户。此外，他时常会赞助各类艺术活动的酒水，比如2018年广东时代美术馆在文华东方酒店举办的艺术慈善公益拍卖晚宴——“五行宴”、2018年屠宏涛在上海龙美术馆的个展晚宴、2019年张培力、汪建伟和冯梦波的上海展览、包括刚在成都A4美术馆开幕的王郁洋个展。

从艺术家转为艺术销售很难被自己接受，但转为藏家则是另一番乐趣。他收藏名和晃平的雕塑、杨述和皆藤斋的绘画、烟囱和欧阳春的版画、洪浩的摄影、谢南星和李维伊的概念作品。最近他在千高原画廊将毕蓉蓉的织物作品纳入囊中，心仪的翟倞作品被人抢先一步令他有点懊恼。尽管与陈飞如此交好，但他依然错过了收藏陈飞作品的机会，聊表安慰的是，陈飞已经把他画进自己的作品中，还给他妻子画了微信头像。除此之外，他还请李维伊为自己2011年在成都创立的独立影像艺术机构“叢林”设计LOGO；请刘治治为自己酒吧设计酒单和徽章；用陈飞的作品发布限量版威士忌酒款；作为联合出版人支持烟囱出版画册；支持邱炯炯的电影拍摄；在成都张罗艺术影展，还作为“最佳家属”支持妻子担任了2019艺术成都当代艺术博览会的总设计师。

站在藏家的角度让文川多了一些对往日艺术家生涯的感慨。自己当初只知道闷头创作，不善于跟画廊主或者藏家交流。彼时房方跑去重庆看他，或许是出于对艺术家的保护，房方更多给予鼓励而慎于批评。一方面，文川是初出校园的愣头青，一方面，房方是刚筹办画廊的新手。换做如今的文川，一定会与对方就现状与疑虑深入讨论，如何规划创作的框架，如何进行下一步，不用回避可能的引导。

人生并没有回头路可走，回顾过去也无法改变当初的选择。对于艺途的夭折，他更多地认为是自己的原因，对曾经的艺术发展没有成熟的规划，而这些不成熟在当时也没有寻得疏解的渠道。文川提起当年黄宇兴在北京公社的一次展览，偌大的展厅只挂了不到十张作品，更多面貌的作品图片则被不起眼地隐藏在销售手中的清单里。他觉得那是一次极具煽动性的、高度形式化且专注的画廊展览，将一个故事讲得非常完美。此前不温不火的黄宇兴也“经此一役”开始名声大震，这让文川顿悟了“取舍”和规划在展览中的必要性。

如今文川常常会跟手下的员工叨叨几句人生和职业规划的重要，小年轻们哪听得进去这些。他是从容了，但都是多年的颠簸换来的。跟他聊完“我为什么不做艺术家了”的电话，我看到北京疫情反复的新闻恍若置身2008年的金融危机。加之艺术区与工作室拆迁的动荡消息，现在的艺术家们面临的状况与文川当年相比似乎并没有更加乐观。也许有人依然会矢志不渝地把艺术创作视为终身理想，而有人则不。我不知道文川的真实志愿，但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艺术对于他已融化在血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