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人物」张晓刚 前半生一无所有，后面十年体会尽艺术行业的残酷

文｜刘霞

图片提供｜张晓刚工作室

艺术家 张晓刚 摄影：史诗

采访张晓刚的那天是下午，他在将台西路的工作室一层，摆着刚刚从年初布拉格展览上回来的去年创作的一件6米的大尺幅作品；二楼工作室里，张晓刚正在为年底在武汉的大型文献展创作最新的作品，新的材料和尝试中，依稀有着80年代他“手记”系列作品中色彩和图式的影子。而巧的是，当天晚上嘉德2018春拍夜场上，一件非常重要的1996年作《血缘-大家庭1号》将第一次在拍场露面，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目前市场的风向标，考验市场的同时也在被市场考验，备受关注。这几张不同时间段的作品在我的脑海里和昨夜刚刚读完的吕澎那本《血缘的历史-1996年之前的张晓刚》叠合，攒起了这个中国当代艺术领域最重要之一艺术家的四十年，而我也正是为这个主题而来。

他在将台西路的工作室一层，摆着刚刚从年初布拉格展览上回来的去年创作的一件6米的大尺幅作品

采访当天晚上，在嘉德2018春拍夜场上张晓刚的《血缘-大家庭1号》以4025万元成交

如果以1979年星星画会为开端，中国当代艺术四十年的时间太近，近到还没有哪本著作敢于挑战。而中国当代艺术四十年却也太快，快到从2006年开端的十二年艺术市场便能将其浓缩。在龙美术馆“转折点-中国当代艺术四十年”的展厅里，一张张曾经拍卖场上的纪录作品，让我们看全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四十年。

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四十年中要找一位最有代表性的艺术家的话，非张晓刚莫属。毕竟他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川美科班艺术家；毕竟他毕业创作刊登在《美术》杂志，在当时就已经小有名气；毕竟，他的“大家庭”是最早在国际上拍出高价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而又有多少人，是从纽约苏富比这张100万美元的“张晓刚”开始认知中国当代艺术的。这位无论是对自己艺术创作，还是对艺术环境都爱思考的艺术家，在回顾自身所经历的当代艺术四十年，感叹自己幸运的同时，也唏嘘，这一代艺术家的四十年，前一半一无所有，后一半看尽市场的残酷。而接下来的生活，还得加油继续创作。

张晓刚在工作室，在他看来，他艺术创作中的观念表达在“大家庭”系列已经完成，后来以及最新的创作更多的是进入一种日常的，需要在更长时间线索上显现的深度思想表达

▶  在现实主义的时代里，选择成为一个现代主义者

Hi艺术（以下简写为Hi）：给你的艺术生涯一个开端，应该就是1978年考上了四川美院？

张晓刚（以下简写为张）：对，我们叫做77级，但入学已经是1978年。我那一年刚好是19岁，按照现在的说法是应届生，那个时候也是第一年恢复高考，前面积压了这么多的高手。当时完全没想到能考上。感觉是天上掉馅儿饼，然后砸在了我的头上。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是不是搞错了，完全是撞了大运，我是诚惶诚恐到的重庆。

Hi：你在川美时候的那个班一直被大家叫“明星班”，但你的绘画跟当时主流的现实主义完全不同。

张：我刚考进来的时候底子太薄了，对创作不太懂，整个大学四年，起码头三年都是在拼命学习追赶。但我们班当时像何多苓、程丛林等一批人，已经画的非常成熟了，并且他们受俄罗斯巡回画派、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影响，已经有一套对社会的现实主义非常严谨的看法了。我基本上到了三年级以后，才开始在绘画上有点自信。

而且1979年之后，图书馆开始有国外图书进来，我记得第一套进的是日本普及版的十九、二十世纪现代美术画册，在那儿第一次看到梵高、后印象派、表现主义这些东西。一堆人非常很兴奋，叶帅、春芽、我，我们几个年龄比较接近的开始讨论这个，觉得这些是代表一种新的艺术，俄罗斯、苏联那一套是代表老的艺术，算是一种年轻人对新事物特有的敏感。

1978年，张晓刚（第一排右一）、叶永青（第二排左二）、毛旭辉（第二排左三）等人于昆明的合影。

1978年，张晓刚（右一）考入四川美术学院，与同班同学的合影。左起：黄同江、李犁、杨谦、陈宏、高小华、何多苓、陈安健、雷虹、朱毅勇、秦明

Hi：是什么时候完全决定了要走现代主义的绘画方向？

张：是在昆明的那段时间。1982年毕业刚刚回到昆明的时候觉得昆明太闭塞了，但后来离开之后，才发现在昆明的那几年太重要了。我虽然当时远离了全国艺术创作的中心，但实际上有了机会去思考自己的艺术方向，包括对生活深层次的体验。我的知识系统、艺术系统的基础性建设，全靠那几年。因为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肯定走现代主义这条路，如果留在学校的话，反而可能走不了这条路。因为学校的环境是必须要画乡土、写实，要参加全国美展，要拿奖，如果这几条你达不到的话，在学校里也没有地位。

Hi：整个80年代对于你来说最珍贵的是什么？

张：大量对现代主义书籍的阅读。阅读奠定了我对文化的基本认知、基本的价值观和哲学观，奠定了创作的方向。让我想明白了我肯定不会做一个古典写实派，虽然欣赏他们的画，但我不会去学，这就是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那会表现主义的东西我觉得很过瘾，因为和人，以及人的生活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觉得这种才是我们需要的。

1981年，张晓刚于四川美院画室，正在创作毕业作品《天上的云》。

张晓刚的毕业创作《草原组画：天上的云》69.4x118.5cm 布面油画  1981

1984年张晓刚在昆明歌舞团宿舍内，此时，刚从住了两个多月的医院出来，正在创作“幽灵系列”。身后的两幅作品是：《充满色彩的幽灵：向边缘移动》、《充满色彩的幽灵：初生的幽灵》。

Hi：当时的创作中会有一种主动的对历史的参与感吗？

张：其实没有明确的创造意识，但有角色意识。从我这儿要改变，要跟上一代人有区别。因为中国当时改革开放，外部环境也整个处于大的转型期，中国人的状态非常有理想有追求，大家拼命的学习，会相信一些精神性的东西，那个时候人的价值观和现在不一样。在这种背景下，其实人思考问题是会把自己放到历史的节点上去思考的。

Hi：艾轩和何多苓完成于1984年的《第三代人》算是对你80年代真实状态的描绘？

张：我那会应该是个文艺愤青，不会开玩笑，比较严肃，原则性很强，也很骄傲，看不起的人和事都会马上表露出来，也不追求世故的东西，不屑一顾。反正你不要我，我也不理你，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你们欣赏不了我，我也不用你们欣赏。再加上那个时候在昆明有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觉得我们是代表了这个时代最精华的力量。那个时候很狂妄，在昆明是出了名的一帮狂妄青年。

1985年，参展上海市静安区文化馆自费举办的第一届“新具象”展览现场

1988年，张晓刚于成都，背景是是刚刚创作完成的三联布面油画《生生息息之爱》

1988年，张晓刚于成都“西南艺术大展”现场

《生生息息之爱》130x100cmx3 三联布面油画 1988

▶  在时代和思想的碰撞中，坚定自我 

Hi：80年代有很多人出国了，但你好像并没有太心动？

张：想出国，人人都想出国，当时觉得出国是件很成功的事，似乎意味着改变一切。之后我们都知道了，并不是那么回事。我那个时候也有些机会，但都没有成。后来反观，如果80年代早一点出去，我估计早就迷失了。

Hi：你觉得他们消失的原因是什么？

张：到西方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适应和重新学习，等你反应过来，学习到的时候，很多事情你又错过了。我1992年去欧洲的时候对很多问题已经有一定认识，是带着问题出国的。所以花了大量的钱买相机和胶卷，做好了充分准备，去看画廊、美术馆各种大展，而不是被动出去，换一种人生。

1992年，于欧洲游学，见到了很多过往崇拜的艺术家

1992年，首届广州双年展

Hi：1992年的欧洲行，给你带来新的目标和方向吗？

张：没有，看完欧洲之后就是两个字，绝望。看到那些大师的东西，你真的就是绝望，不知道自己在哪儿。收获也有，因为我当时在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两条路之间不知道如何选择，到德国后，发现表现主义一点希望都没有了，魔幻这一条路跟我的气质还算吻合一点，但是画什么呢，也还不知道。

Hi：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国内当时也有很多新的艺术潮流出现，这些对你有影响吗？

张：新生代是1993年出现的，新生代对我还是很有启发的。北京的方力钧、刘炜，四川的郭伟、沈晓彤……当时觉得他们这一波人很有意思，感觉很新鲜，但要让我像他们那样画不太可能，我们这一代过于沉重，像他们那样过于调侃的东西还是一下子接受不了。我是1992年从欧洲回来之后，包括慢慢商业大潮和流行文化开始，到1993年才学会了一点调侃。一下子状态放松了，那会画的画也有点受流行文化的影响。

1993年，香港“后89现代艺术大展”现场

1994年，“第22届圣保罗双年展”现场

1995年6月，西班牙巴塞罗那现代艺术博物馆，“中国前卫艺术15年”

Hi：包括当时王广义1990年针对西南地区艺术家提出的“清理文人热情”。

张：我自己觉得西南艺术，确实到了一个时间点，需要去考虑哪些是宝贵的东西，哪些是需要调整的东西。尤其面对时代的转变，新生代、波普、泼皮已经出来了，先不要简单的否定，先客观地看它，然后做一个反思，做调整。当时，包括我在内的西南艺术家都缺少彻底的反思，至少画面中让我感受到人文的东西有点过重，阻碍我们进入某种“当代性”的状态里，所以我开始觉得有必须要做一些反思和调整的工作。我当时开玩笑说“我们要把自己弄成一张白纸，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但我的意思是真的需要清理一下。

1996年2月，德国波恩当代美术馆《中国！》展览开幕现场

1996年3月，美国纽约牙买加艺术中心“分享的梦幻——中国当代艺术家五人展”

Hi：整个90年代都在和外界碰撞并调整，最大的一个碰撞算是市场进来了？

张：90年代那个不叫市场，最多就是个小商品买卖，只能说大家开始意识到画画可以卖钱了。最早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北京的各国大使馆的人开始来买作品，他们都是用自己的工资收入来支持中国现代艺术的，虽然很少。1992年，张颂仁买了我一批“后八九”展览作品，我是拿那笔钱去的欧洲，不然我哪有钱！把钱花光了回来，张颂仁说你回来了，我们谈一谈合作，就接上了，但实际上没给钱，一直到1993年“中国经验展”我们做起来了之后，他来看过之后，把那批东西全部都买走了。等于从1994年我开始和张颂仁正式合作，我的画交给他去销售，那个时候感觉和市场有关系了。

Hi：使馆展览，以及国际人士参与进来，有没有让你觉得自己的艺术或许能有更多可能性？

张：会，八、九十年代，这些热爱艺术的外交官，对中国的当代艺术（当时不叫当代艺术，叫地下艺术）起到了很大、很重要的作用。包括他们也购买一些作品，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第一代藏家，而且他们经常举办一些活动，把艺术家邀请过来。那个时候到北京来，如果没有这个邀请，是很失落的，想办法都要进入使馆文化圈里面。

1996年8月，英国爱丁堡Market艺术中心，“追昔——中国当代绘画”展

1997年1月1日张晓刚与策展人黄专在“首届当代艺术学术邀请展1996—1997”展览现场

《一周手记之四》39×52cm 纸本油画 1991

张晓刚 《天安门一号》  100×130cm 油画 1993

▶  从“手记”到“大家庭”，从个人转向大历史 

Hi：进入90年代之后，你的创作也开始有了很大的变化？

张：我1992年有一个很大转变，会把个人价值和公共价值联系起来考虑，要去找到个人价值和公共价值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很对立，也很矛盾，但他们之间也有一些相互说不清楚的东西纠结在一起。当时创作从从“手记”到“天安门”，这个跳跃显得很大，但其实它有一个内在逻辑，都是这类思考的结果。这个逻辑后来慢慢推进，才一步一步发展出“大家庭”。

Hi：1993年开始有的大家庭的雏形？

张：1993年实际上是一个思考的过程，不算是成熟，虽然后来这部分作品市场很好，但我觉得在我个人的艺术创作上顶多是一个过程性的、实验性的东西。那年在四川省美术馆举办的“九十年代的中国美术：中国经验画展”上，我没有拿我原来已经成熟的东西，而是拿了这批新作，就是希望和大家交流。通过这个交流，我好像有个东西要找到了，当时自己心里很清楚，但是需要时间。

1993年，张晓刚在昆明借毛旭辉的工作室画出了最早的一批肖像系列，算是后来“大家庭”系列的铺垫

1993年，张晓刚与朋友们成都四川美术馆“九十年代的中国美术：中国经验”展，“大家庭”的雏形开始出现

Hi：1994年就开始有比较成熟的“大家庭”系列作品出来了？

张：办完展览大概歇了两、三个月，我这些东西到底要表达什么？我怎么表达，我要把这些都想清楚。后来就开始在画面上做减法，把之前的习惯一点点地丢，试着减到什么都没有，看会是什么样。最后画了一张既像写实，又不像写实的画，那个感觉很奇怪，但是突然一下找到感觉了。把语言降到最低，其实你减得越多，改得越彻底，新的东西才能有机会出来。画了几张之后，慢慢觉得找到一个方法，把原来的东西全部都去掉，表现主义的、我习惯用的色彩、笔触全部去掉，造型的方法全部改，每一样造型，我都全部重新去思考怎么去画，表情、眼睛、眉毛，鼻子、头发、衣服、背景，包括情绪把握，后面情绪也不能要了，每一个东西都得去推敲，所以进行得很慢。1994年前面一段时间都是在做这个工作，一直到六月份吧，画出了现在还在张颂仁手上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张“大家庭”。

Hi：一切都对了？

张：我好像都找到了，从语言上，作品的状态上、品质上、文化意义上，各方面好像都找到了，也比较协调。而且我要让作品虽然表面上看已经不是我们过往所理解的绘画，但作为一个图像，还是要足够强大。

《黄色肖像》108×90cm 布面油画 1993年

《母与子2号》150×180cm 布面油画  1993

《血缘-大家庭：全家福1号》150×180cm 布面油画  1994年

▶  从四川到北京，到文化的中心体验现场感

Hi：你从90年代后期也开始计划搬到北京来了？

张：其实80年代在川美的时候已经接触到了很多这些人，川美那个时候太火了，所以知道信息的重要性。而且当时中国正在翻天覆地的改变，一个年轻人还是很好奇的，只要有点钱就要往外跑。那个时候我给自己定的计划，是成都每年起码要来两次，北京是至少去一次，去看展览，到中央美院逛一逛，尽量接触一些不同的人……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进入90年代，来北京呆的时间越来越长了，在老栗（栗宪庭）家一住下来，就住好几个星期。后来就直接成了一种情结了，所以不如直接了了这个愿望，还是想在文化中心的愿望。

Hi：来到北京，更期望得到什么？

张：没有想那么具体的东西，就想在中心城市把眼界打开，保持一种好的状态。我不习惯过那种安稳的生活，觉得北京能够提供一个艺术家需要的状态。因为我看的多，知道这边有什么，各种高人，以及各种不同的人。在西南呆的时间长了，慢慢你就会觉得各种东西都太相似了，我有点怕这种相似性，北京有一种各种东西乱长，但不同，很丰富，这种东西很吸引我。

1997年，张晓刚在央美画廊的首个个展，也是张晓刚在国内的首次个展

1999年4月，法兰西画廊个展

Hi：还是需要外部的坐标？

张：参照很重要，你哪怕画一个很保守的东西，但你生活在现代的一个氛围中，画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Hi：但是在来北京之前，现在看来最具代表性的“大家庭”已经完成了。

张：那会也到了一个新的路口，开始有市场了。当时觉得我这样画下去，作品是可以卖掉，但就觉得不对。因为我老来北京，知道这边发生了什么，在成都慢慢也呆不住了，就觉得老在一个边缘的地方，离文化中心很远，虽然你的画也开始有名了，可以开始卖钱了，但是老觉得缺点什么，不满足。还是想在中心，亲身感受体验一下。

《血缘-大家庭：同志17号（同志120号）》190cm×150cm 布面油画 1998

这件作品在2006年3月，纽约苏富比拍卖行举行的“亚洲当代艺术”专场上，以约98万美元的价格被拍下，创造了当时中国当代艺术成交价的最好成绩。

▶  十年市场，我体会到了艺术行业的残酷

Hi：对你生活改变最大的应该还是在2006年纽约苏富比拍场上第一件作品以近100万美元成交？

张：整个生活都被推翻了。而且我第一个反应是为什么是我，就像我高考的时候，觉得为什么是我一样。我从来没觉得我要当第一名，我不喜欢当第一名。

Hi：这么多年过去，对“为什么是你”的疑问有了答案吗？

张：我到现在也没有想清楚，我只能说是运气。如果想选一个时代的代表作品，那个时候有很多优秀的艺术家，我觉得很多人比我优秀多了。但市场有它自己的一套标准，我不理解市场的运作规则，从表面来看的话，他们喜欢我这一系列的作品可能是觉得那是那个时代的标志，当然如果是学术界也这样认可，那我很高兴。如果仅仅是市场上呢？有点受宠若惊。

2002年，王广义、张晓刚、方力钧在广州何香凝美术馆“图像就是力量”开幕式现场

2004年，第五届上海双年展

Hi：一直到今天，你的“大家庭”系列都是你们那一代人的市场高价，你会担心掉下来吗？

张：我随时做好准备从台上掉下去，这个时代是一个谁都保不住的时代。我也相信不会永远保持在高峰，人也不可能一直在巅峰，总会下来的。但我希望在正常的摆动中，不要一下被捧上天，一下就出局了，这种感觉就和艺术文化没有关系了，变成了纯粹的市场行为，我还是希望市场和文化保持同步关系。

Hi：十年时间，你身边有太多艺术家在市场上起来又掉下去。

张：说实话，这很残酷。这十年我也体会到了艺术界和艺术行业的残酷，似乎没有任何规律可循。市场这种毫无依据和理由的大幅涨跌，确实很伤人。我反过来思考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市场没有一个基本的文化的价值判断，它更多的被偶然的因素左右。

Hi：艺术价值和市场价值的本末倒置？

张：自从二级市场起来以后，十多年之后，批评明显地退场了，批评的缺席，等于是把文化判断的权力交给市场。市场的话语权有它自身的一套标准，你也不能说这个标准不对，但我认为至少目前表现出来是不完善的。在这个系统里面，艺术家瞬间被捧得很高，也可能瞬间就消失得一干二净，他的创作也变的一点价值都没有，这让人很困惑。

2004年， 香港汉雅轩画廊在香港艺术中心举办的个展“时代的脐带”现场

2008年，张晓刚纽约佩斯画廊的个展

▶  我们的幸运在于前半生什么都没有

Hi：那你觉得这十年中，市场有对艺术有利的一面吗？

张：艺术需要真正的市场，当代艺术市场起来之后，确实从另外的角度消解了艺术形态中的某种权利，起到了推广和拔高当代艺术价值的作用，只是后来市场迅速的膨胀、泡沫，以及很多阴谋论的传出，影响了市场正面的东西。

Hi：市场最负面的影响你觉得是什么？

张：助长了机会主义的盛行，也就是所谓成功学的蔓延。十年下来，市场已经换了两、三波人，这导致没有人会觉得是需要先踏踏实实把东西做好的，大家都觉得赶快抓住时机更重要。我们八、九十年代做艺术，还是相信一种文化的共识性的，这种共识在每个艺术家心中支撑着某种信念，哪怕没钱，但这个东西还是支撑的住。在市场来了之后，艺术的信念被摧毁了。所有人着着急急要赶快先上车，如果这一趟车赶不上，等下一趟车来的时候可能就没有你什么事了。

Hi：市场的短期行为对艺术家最大的伤害会是什么？

张：过分强调文化的时效性，必然太浅了，刻意追求某种市场趣味，而这个趣味一旦过了以后，价值就一点都没有了。在中国好多艺术家身上都能感觉得到这一点。

2016年9月， 佩斯北京空间“张晓刚&索尔·里维特”个展现场

2018年，捷克布拉格市立美术馆的“重逢：诗与哲学——张晓刚、王广义艺术展”现场

Hi：这样看来，你们这一代艺术家某种程度上算是幸运的？

张：我们是幸运在我们的前半生什么都没有，也幸亏是没人理我，慢慢积累了这些，等世界改变了，有市场了之后，我这些东西足够去应付。如果我在大学一毕业也是很多画廊、收藏家来找我，我肯定也是什么都没有。

Hi：你觉得自己在市场受益多还是被伤害多？

张：我有幸赶上了一班车，并且一直到今天都还在让我享受这班车的待遇，但是我也知道这不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后面的努力，前面的车搭了也白搭。车上也会往下扔东西，好多人你都看得见，很年轻就被扔下来了，扔下来就没人理他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后来的东西，也就没有资格在那个车上混。

Hi：很多在市场沉下去的人，你觉得还有机会重回市场吗？

张：如果我们说的那些市场问题解决了，他们可能会回来吧，现在市场不是也在慢慢打捞。但整个逻辑是这样的，他掉下来不是因为历史原因，是因为现在的原因，如果在掉下去之后艺术家没有信心，不努力了，可能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不可能只打捞一个他曾经做过的东西，历史只会在书本上出现。其实我后来发现一个市场规律，感觉市场是在买你过去的东西，但其实看的是你现在的东西，如果你现在没有什么创作的感觉了，市场也不会相信你。

Hi：你对市场看得还是比较透彻。

张：因为这种历史的教训太多了，我们也分析，为什么有人掉下来，有人还在，有人后来又起来了？都是有原因的。这十年对艺术家的挑战和考验特别大，从某种角度讲可能也是好事。现在“90后”已经登场，“80后”也开始在挑选人了，时代总是这样不断的更迭中。我们这一代现在处于既不年轻，又不够老的阶段，老到赵无极、齐白石那样也就稳定了。所以，创作还是得继续加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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