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校园碑文见证的历史
1915年，上海滩一批颜料大王集团出手，捐建同济德文医工学堂第四宿舍，他们的名字与旗下商号一起被记录在一块功德碑上。功德碑见证了欧战前后上海滩颜料富豪批量崛起的传奇故事，也见证了拜耳、巴斯夫等德国百年化工巨头从初创到崛起，其重大科技发明转化为生产力，获取惊人社会财富的历史。
1917年1月德文医工学堂功德牌
捐银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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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上海滩一批颜料大王横空出世。1915年，他们集团出手捐建同济德文医工学堂第四宿舍。1917年1月，他们以及商号的名字集体亮相在镶嵌于刚落成的第四宿舍底楼墙端的功德碑上。
1917年3月14日，中德绝交。3月17日，法租界当局强行解散了同济德文医工学堂，第四宿舍楼旋即被法租界安南兵占据。
仅仅启用了两个月，该宿舍楼连同这块碑石便换了主人，就像一个婴儿，刚出生就被人夺走，从此与其德国血脉和中国捐建者们彻底分离，此后再未相逢。
一百年的岁月已逝，当年的同济德文医工学堂第四宿舍，换了无数次主人，如今变成了上海理工大学复兴路校区南三楼女生宿舍。而这块石碑因为一直被遗忘、冷落，虽然很幸运没有彻底毁坏，但几乎无人关注到她的存在。
笔者因从事校史研究，自接触到石碑即视为圣物，每有机会到该校区必去石碑前瞻仰观摩一番，反复记录反复辨认反复考证，又多方讨教，如是者数年不辍，终于将捐赠个人的姓名和捐赠商号名的全部辨明，而其非常古奥的骈文体的序文，也大致读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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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考证的捐银清单▼
1.瑞康颜料号，股东为奚萼衔，由贝润生任经理，捐银数额为银五千两。
2.德昶颜料行，股东为颜料巨商邱渭卿，捐银数额为银四千两。
3.咸康颜料号，股东为颜料巨商薛宝润，捐银数额为银三千两。
4.泰生东，商号情况不详，捐银数额为银二千两
5.周宗良，捐银数额为银一千五百两
6.唐晋斋，唐晋记铁号老板，早年于1890年开设怡昌铁号，捐银数额为银一千五百两。
7.瑞泰颜料号，捐银数额为银一千五百两。
8.李云书，宁波帮巨贾，捐银数额为银一千两。
9.戚莼芳，号咏笙，余姚籍实业家，公升泰杂货号创始人，捐银数额为银一千两。
10.公和来颜料号，股东为颜料商吴善庆，捐银数额为银一千两。
11.新康颜料行，捐银数额为银一千两。
12.瑞隆，商号情况不详，捐银数额为银一千两。
13.万昌利颜料号，捐银数额为银一千两。
14.凌焕曾，早年在上海颜料店学徒，后在镇江开设增泰来颜料店，捐银数额为银六百两。
15.黄洪茂，经商情况不详，捐银数额为银六百两。
16.万顺丰颜料号，股东为颜料商王磐泉，捐银数额为银五百两。
17.恒丰昌颜料号，股东为颜料商秦君安，捐银数额为银五百两。
18.元康颜料号，捐银数额为银五百两。
19.顺康颜料号，捐银数额为银五百两。
20.锦章，商号情况不详，捐银数额为银五百两。
21.樂俊寶，泰昌木器店主，捐银数额为银五百两。
22.瑞昌公司，商号情况不详，捐银数额为银五百两。
23.成豊，商号情况不详，捐银数额为银三百两。
24.艳昌祥颜料号，捐银数额为银三百两。
25.珊记颜料号，捐银数额为银三百两。
26.张云江，洋货九业公会领袖，萃泰昌洋货号股东，捐银数额为银三百两。
27.惟康颜料号，捐银数额为银三百两。
28.陆森记，商号情况不详，捐银数额为银三百两。
29.王作霖，颜料巨商，艳昌祥颜料号股东，捐银数额为银二百两。
30.福泰公司，商号情况不详，捐银数额为银二百两。
31.丰和，商号情况不详，捐银数额为银一百两。
32.成康颜料号，捐银数额为银一百两。
33.元和，商号情况不详，捐银数额为银一百两。
34.萬生盛颜料号， 捐银数额为银一百两。
35.钦记，商号情况不详，捐银数额字迹已毁，应在百两以内。
碑文所记录的历史信息是相当有震撼性的，总计35条捐赠记录，捐银三万一千八百余两，其中考证明确为颜料商的有20 条，共计捐银二万一千九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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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块功德碑首先是欧战前后上海滩颜料富豪批量崛起的见证。
战前，随着中国机器织布业的爆炸式发展，布匹的染色需要大量染料，市场需求量巨大。由于之前中国颜料一直是以自产的天然靛蓝染料为主，颜色品种单一，缺少亮丽的色泽感，于是从1870年左右开始，德国、瑞士等国生产的高质量进口染料逐步占据中国市场。上海当时是颜料贸易的集散地，全国各地的颜料商云集而来。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亚欧海上运输线中断，德国进口的颜料奇货可居，价格一飞冲天，价涨三百倍，但仍畅销无滞，生意极好。原先从事进口颜料生意的商号和买办财富剧增，诞生了不少颜料大王。
经考证，功德碑捐赠名单上的瑞康、德昶、咸康等商号均为当时实力最雄厚的颜料行，其股东或经理正是当时风光无限的颜料大王贝润生、邱渭卿、薛宝润。而周宗良则是以个人名义捐银一千五百两。他们一夜暴富的经历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
贝润生，碑文中作贝润荪，是捐赠行动的发起人，名仁元，以字行。1870年出生于苏州，16岁时，由姐夫赵雨亭介绍，到上海瑞康颜料行当了一名学徒，店主兼经理奚润如是他的师傅。1897年奚润如去世，聪明勤快的贝润生接任了瑞康经理，这年他才28岁。
1911年，贝润生与薛宝润合伙，另外组建了谦信靛油公司，包销德国谦信洋行所经营的染料靛青，贝润生占谦信靛油公司的六成股份。谦信是德商在华的最大洋行，主要经营洋杂货及西药、机械进口业务。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们获得了德商回国前低价转让的存货。而当他们在战前向德国订购的最后一批颜料躲过战火顺利到达上海时，正值颜料价格飞速上涨，瑞康颜料行和谦信靛油公司都获得了巨额利润，贝润生因此一跃成为上海颜料商中最有名的富豪。
薛宝润，名醴泉，以字行，1859出生于江阴县马镇乡北渚。1874年，十五岁的薛宝润到上海，在同乡开设的瑞康颜料号当学徒。满师后不久，即自立门户在天津路开设咸康颜料号，并逐渐在沪宁线各县分设经销机构。由于他善于经营，营业兴旺，年年盈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薛宝润的财产已达白银三百万两左右。
薛宝润与贝润生合伙组建了谦信靛油公司，因此他与谦信洋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进货方面得到谦信洋行大力支持。欧战爆发，在华德人被政府召回参战，洋行把所有存货和业务全部委托薛宝润代管和经营。欧战日益激烈后，颜料货源断绝，价格猛涨百倍，薛宝润因拥有大批颜料存货，遂获利白银五百万两，前后资产共达八百万两，合银元一千一百五十余万元，成为当时上海有名的千万巨富。
邱渭卿，1874年出生，江苏扬州邗江沙头乡人。1894年，邱渭卿来到上海，在德国犹太人劳理斯开办的劳理斯颜料号当茶房。由于邱渭卿心地善良，待人诚挚，特别是对老板劳理斯服务热情周到，再加上他文化虽不高，但办事干练，认真踏实，所以深得劳理斯的信赖。不久，邱渭卿便由茶房提升为劳理斯的贴身助手，出入常伴左右。由于多年相处，彼此亲密无间，感情深厚，后来劳理斯与邱渭卿结成了生死之交。
辛亥革命前夕，劳理斯决定回国探亲。在离开中国之前，劳理斯办理了委托手续，委托邱渭卿全权管理劳理斯颜料号。邱渭卿便入主劳理斯颜料号，成了合法的代理人。
据传，劳理斯回国不久，便卧病不起。劳理斯在弥留时说：“中国上海邱先生……三十万银两。”他留下的模糊的遗言，致使劳理斯的儿子产生歧义，误以为父亲欠中国上海邱先生三十万银两的债务。劳理斯去世后，其子便以三十万银两的价值折成颜料，通过海运托运到中国上海，并同时发电报向邱渭卿表示歉意。因为劳理斯已死，而其子远离中国，也不了解内情，邱渭卿也就顺水推舟地继承了这份产业。此后，邱渭卿即把劳理斯的帐号改为自己的帐号，把店号改为润昶颜料号，同时兴建润昶货栈，以贮存三十万之数的大宗颜料。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国际形势紧张，海运困难，进口物资紧俏，德国颜料更是奇货可居。在上海经营德国颜料唯润昶一家最大，故邱渭卿便以1：300的价格向外抛售，虽价涨三百倍，但仍畅销无滞，生意极好。这种形势，促使邱渭卿的财富剧增。按这个比例估算，邱渭卿当时就拥有价值近两亿元的资产。这时，邱渭卿就成了上海的“颜料大王”，成为上海屈指可数的亿万富翁了。
周宗良，又名亮，字良卿，1876年出生于浙江宁波,。他从耶稣教会斐迪中学毕业后，进入宁波海关工作，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1905年他来到上海在德国谦信洋行买办姜炳生手下担任跑楼，为谦信的颜料业务奔波于全国各大城市。周宗良出色的经商才能得到谦信洋行大班轧罗门的赏识，于1910年在瑞康颜料号经理贝润生的担保下接替姜炳生担任了谦信洋行买办。
欧战爆发后．在中国的外商纷纷回国，大班轧罗门也急于离开上海。由于谦信在当时已是在华最大的德商洋行，有许多不动产和数量浩大的栈存染料。轧罗门担心产业遭受战争损失，遂与周宗良密商．将谦信不动产的户名改由周出面，委他隐匿保管，栈存染料也折价赊归周所有。周宗良因掌握谦信全部栈存染料，成了染料业巨擘。又由于大战期间德国染料来源断绝，价格猛涨．周宗良因此发了大财，一跃而成上海豪富。
以上所整理贝润生、邱渭卿、薛宝润、周宗良等颜料大王在欧战爆发后的财富膨胀过程，颇多雷同，都是从德商处接手了低价颜料，但也有相互矛盾之处，比如谦信洋行的颜料存货，有说是都给了薛宝润，有说是归了周宗良。大致是人们在回忆、传抄过程中以讹传讹，甚至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由于史料的缺乏，具体细节暂无从考证。
这些颜料大王在获取巨额财富之后，都很热心慈善公益事业，同时又投资实业、房地产以及金融（钱庄、银行）。贝润生、邱渭卿、薛宝润、周宗良，身后都留下来大量有特色的房产和私宅，如位于南阳路170号的贝公馆、位于威海路的邱氏花园洋房、襄阳公园旁的醴泉别墅、位于宝庆路3号的周氏花园住宅，成为今天寻觅旧上海韵味的地标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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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碑反映的这段传奇故事，也顺带为我们揭开了拜耳、巴斯夫等德国百年化工巨头从初创到崛起的历史。从而，她也成了当时德国前沿科技的重大发明转化为生产力，获取惊人社会财富的一个见证。
以贝润生、邱渭卿、薛宝润、周宗良为代表的中国颜料富豪的发家史，从当时全球商品制造与贸易的角度来看，只是德国先进化工产业群的销售末端，是产业利润的实现环节，由于特殊的战争因素，丰厚的利润被让渡给了没有技术含量的中国销售商。这样一个特例，让我们得以窥见前沿的原发科技发明，当找到广阔的市场时，所能焕发的巨大的财富实现潜能。
当时中国市场销量最大的是中国旧称为靛青的一种蓝色染料，又称为靛蓝。靛蓝作为织物染料的应用至少可追溯到公元前2500年。古埃及木乃伊穿着的一些服装和我国马王堆出土的蓝色麻织物等都是由靛蓝所染成的。
1834年，德国一名化学家发现，若在提炼煤油时加上漂白剂，苯胺会放出鲜蓝色彩，这奠定了日后发展苯胺染料的基础。
1863年，拜耳公司创建于德国的勒沃库森，主要研制和生产苯胺合成染料。
1865年，巴斯夫公司的前身——巴登苯胺苏打工厂，创建于德国西南小镇曼海姆。
1878年，德国化学家阿道夫·拜耳在从事靛蓝染料的研究中实现了靛蓝染料的实验合成，并于1880年注册了合成靛蓝染料专利。
1880年开始，巴斯夫公司斥巨资集中研发靛蓝染料的生产技术。
1881年，英国皇家学会授予阿道夫·拜耳戴维奖章，表彰他在靛蓝方面的成就。
1883年，阿道夫·拜耳通过实验揭开了靛蓝分子的原子结构。。
1885年，德国巴斯夫公司派遣代表梅耶尔前往上海推销染料。
1897年，巴斯夫公司合成靛蓝染料技术研发获得成功，并实现了工业化生产。其出产的合成靛蓝染料在中国成为最受欢迎的产品。
1901年，巴斯夫公司的化学家博恩在实验室首次合成了一种蒽醌类染料。这种人工合成染料当年就在德国专利局登记，博恩专门为其新造一个德文词Indanthren。这就是后来风靡中国的阴丹士林。
1905年，阿道夫·拜耳因研究有机染料和氢化芳香族化合物的贡献而获诺贝尔化学奖。
1911年，贝润生与薛宝润合伙，组建了谦信靛油公司，包销德国谦信洋行所经营的染料靛蓝（靛青）。
据2015年出版的《拓新之旅：巴斯夫与中国缘起1885》中文版披露，当时巴斯夫公司在上海地区的贸易蓬勃发展。公司的一位雇员写道：“那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们当地的代理商每月第一天就电汇100多万马克到曼海姆。”
不久，继合成靛蓝染料之后，巴斯夫又将不易褪色又耐洗的阴丹士林染料引入中国。用阴丹士林染料染成的阴丹士林布，深蓝鲜亮、素雅、庄重，又不退色、耐洗耐穿，很适合男女老少穿用，颇受各界人士的青睐，再加上巨量的无孔不入的广告宣传，阴丹士林成为贯穿民国时期的流行服饰符号。由于广告洗脑的成功，阴丹士林当时成了“永不褪色”的代名词。以至于过了好多年后，李敖在《张飞的眼睛》一文中还写：“感情这东西不是阴丹士林，它是会褪色的。”
在阴丹士林流行中国的那些年，德国的染料厂商获取了惊人的利润。
今天的拜耳和巴斯夫，早已成为世界知名的财富500强跨国企业集团，在化工、制药等领域执全球之牛耳，他们在中国各地有许多合作企业。但他们绝对想不到，在上海一所普通校园的角落里，还有这样一块石碑，记录着100年前有关他们公司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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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碑也是这片面积不大的校园命运多舛的见证。
同济德文医工学堂由原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住馆医生埃里希•宝隆博士创办于1907年，校址原在白克路（今凤阳路）同济医院对门，租用了三栋西式三层楼房。后因学校规模扩大，便于1908年在法华路（今复兴中路）购地12亩，建造新校舍。
1909年3月5日，宝隆博士突然染病逝世，身后财产悉数捐给了学堂。医学博士福沙伯接替宝隆，担任了学堂总监督（董事长）兼总理（校长）职位。
从1909年至1914年，学堂面积扩大至51亩，德文科讲堂、第一宿舍、钟楼、医预科讲堂、第二宿舍、第三宿舍、工科讲堂相继落成。到筹建第四宿舍的时候，大战爆发已一年多，德国工商界无暇顾及，总理福沙伯博士只能寻求上海商界的资助。而贝润生在瑞康颜料行做学徒时的师兄虞洽卿恰好也是德文医工学堂第一届董事会18名成员之一，所以由虞洽卿穿针引线，促成因经销德国染料而发财的上海滩颜料大王捐助德文医工学堂第四宿舍的建设，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1917年1月，第四宿舍经过近两年的建设终于落成，各方正额手称庆之时，灾难却突然降临。
当初买下法华路这块地营建校园之时，做梦也想不到，6年后的1914年春，中法两国政府会改订上海租界条约，将学堂所在地划入法租界。而且紧接着就是大战爆发，德法开战，德文医工学堂立刻陷入尴尬处境。不过由于战场上未分胜负，中国政府也保持中立，所以法租界当局一直没有为难德文医工学堂。
但到了1917年2月，美国以德国恢复无限制潜艇战、攻击商船为由，宣布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3月14日，中国政府也以同样理由布告，自即日起对德国正式断绝外交关系，同时宣布收回天津、汉口德租界，停付对德赔款与欠款。
3月17日下午二时，法租界当局派法捕房正副总巡施美德与石维也，带着总翻译曹振声与四五名捕头，率领安南兵大队，荷枪实弹包围学校。“令监督宣布散学。于是监督乃汇集学生于体操室当众宣告解散。当时法官限学生于四小时内出校，各学生以事出仓猝，旅费无着，碍难照办，乃向法官要求展限。于是法官乃许学生暂且住校，惟皆须迁至第二宿舍，其余三宿舍全行腾出，内住法兵百余人。”（1917年3月19日《申报》第三张）所谓法兵其实可能是安南雇佣兵。
学校遭此劫难，学生们推举代表向各方求助。3月18日，他们《申报》刊登启事：“同济德文医工学校同学鉴，祈暂勿离沪，待择相当地点开全体大会，共商善后，至盼。”
这时金星人寿水火保险公司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向同学们伸出了援手，在3月20—21日的《申报》上发布启事，称：“敝公司诚恐诸君一时经济不足，已将未出学校之生招待致远街福利公致远旅馆、振泰栈、开泰栈暂时息止。至在前出校之生，既已住定旅馆或有家室者，请各照旧，如有困难之处，请移□致远街福利公四十一号接洽。倘力所能到，敝公司等无不尽力相助，此启。”
周宗良等热心绅商业也在为学校的前途奔走，并在《申报》发布启事：“旧校解散，事出无奈，现觅相当之处不日内仍可照常上课，同学切勿离申并投他校，以间断前学，幸勿自误。待有开校日期，再行布告，通信处暂借江西路十号。宗伯群，邓心安，周宗良启。”
4月10日《申报》刊出题为《接收同济学校之就绪》的报道，称教育部近派佥事沈商耆君、彭年来沪接收同济德文医工学校，并安置该校未归之学生。沈君到沪后寓居江苏省教育会即与海军督办萨上将商允暂借吴淞海军中学为各学生住宿授课制所。聘请德文教员四十余人，业已开课。每月开支约有一万余元。该校校长亦已由部委定。已经莅校接事，一切手续均已大定。
4月23日，教育部下令学堂改为华人私立学校，由华人董事会办学，直属教育部领导。12月，学校改名为私立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后工科发展为今天的同济大学，医科发展为今天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同济德文医工学堂解散后，自1917年3月17日至1919年6月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整个校园包括第四宿舍楼一直被法租界雇佣的安南兵占领着。是为校园的第一次劫难。
到了1920年，中法政府在校园旧址合作创办了上海中法国立通惠工商学校，1931年9月定名中法国立工学院。
中法国立工学院当时已具相当规模，既受中国政府教育部领导，又受法国政府外交部领导。中方院长禇民谊兼训育主任，法方院长薛潘兼教务主任。设机械电气系、土木铁道系，学制4年。另附设高级中学，学制3年；法文补习班，学制1年。
然而也是好景不长，1940年6月14日，巴黎沦陷，法国政府无力合办中法国立工学院。1940年底，学校停办。
1943年，中法国立工学院部分教师以校友名义组织办学，定校名为“中法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设电机、机械、土木3科，学生近300人。
抗战胜利后，经广大校友的多方交涉，国民政府教育部同意“中法国立工学院”复校。但由于大部分学生在抗战期间已转入后方各大学，故复校计划流产。中法高级工业职业学校也于1946年秋停办。是为校园的第二次劫难。
1946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奉行政院令，在上海接收前中法国立工学院校舍及设备，并将重庆鸡公塘的“国立高级机器职业学校”迁沪合并，成立“国立上海高级机械职业学校”（简称“国立高机”）。
1949年5月，上海解放。6月27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派高等教育处代表李正文接管国立高机。校园迎来了新生，但也迎来了更名更为频繁的时期。
1950年6月1日，学校改由华东工业部领导。
12月4日，学校更名华东工业部上海高级机械职业学校。
1953年1月，学校改由一机部第四机器工业局领导。
4月24日，更名为上海第一机器工业学校。
11月20日，一机部又决定，学校更名为上海动力机器制造学校，直属一机部领导。
1959年6月，学校更名为上海机器制造学校。
1969年11月， 一机部军管会通知，将上海机器制造学校交由上海市领导。
1976年4月，学校更名为上海机电工业“七二一”工人大学。
1977年12月，校名恢复为上海机器制造学校。
1978年5月，学校领导体制改由一机部与上海市双重领导，以部为主。
1983年6月，学校改制为高等专科学校，更名上海机械专科学校。
1993年6月，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学校更名上海机械高等专科学校。
1996年2月，学校与华东工业大学合并组建上海理工大学，校园成为上海理工大学复兴路校区。
2006年10月，上海理工大学中英国际学院在复兴路校区成立。中英国际学院是学校与英国９所大学共同创立的中外合作学院，实行全英文授课，小班制教学。
尘埃落定，今后应该不会有走马灯式的更名游戏了。
不过仔细想想，这片校园虽然命运多舛，但其实也是很幸运的，因为历经百年沧桑，改了无数次校名，换了许多主人，校园的主体轮廓和最初的建筑还是相当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尽管以德文医工开端，中法工学院承继，最终以中英国际学院结尾，令人感叹造物主的无常。
作者：上海理工大学档案馆 吴禹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