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真的下沉了吗？低收入群体表示仍然得不到想要的内容
就拿找工作这件事来说，对于来自低收入社区的人和大学毕业且在LinkedIn上非常活跃的人来说，他们通过搜索引擎获取的内容是截然不同的。当毕业生获得体面工作的同时，低收入群体则有可能遇到将用户信息卖给其他组织的钓鱼式招聘网站。此种情况实际上是市场和信息设置中所产生的副作用，“这一切都是因为，创建的信息内容取决于创建者从受众思维中获得的价值”，斯坦福大学新闻专业负责人Jay Hamilton如此表示。
信息生态系统顾问、自由出版社社区组织新闻之声项目的前负责人Fiona Morgan就在芝加哥的一家社区计算机实验室中见到了来自低收入社区且拥有上述经历的人，同时，Hamilton研究了有关低收入社区的信息系统和媒体模型，他们最近在《国际传播杂志》上发表了研究成果。
Morgan表示：“思考‘信息环境如何能够帮助低收入群找到工作’‘低收入群体所处信息环境是什么’‘谁能从中受益’这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实际上，Morgan和Hamilton的研究对于不断变化的传媒业有着较强的意义，那么，如何为低收入的人提供有用信息？在当今传媒环境中，非营利性新闻编辑室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来自尼曼新闻实验室的Christine Schmidt近期与Morgan和Hamilton展开了一次对话，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就带领大家走进对话，一探究竟。
“低收入群体信息需求”议题：一直存在从未被讨论
Schmidt：你们拥有不同的学术视角，那么是什么使得你们在这个时间对同一个话题感兴趣？况且这个话题对于新闻业来说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Morgan：Jay和我研究这个低收入社区群体的信息需求话题已经有好几年了，实际上这是一个众所周知但没有被讨论的议题。还有一个类似的问题是某些特定受众较其他社区而言能获得更多关于其所在社区的信息，而且随着新闻机构能力的减弱和裁员数量的增加，此种情况只会变得愈发糟糕；我们能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关注奢侈性产品和那些更容易生产的内容，比如犯罪报道。媒体很难将资源投入到好的新闻报道中去，所以那些最需要帮助、最受问题影响的群体无法从新闻报道之中获益。
总的来说，信息可以被分为四种类型——
满足人们娱乐需求的有趣信息；
满足生产者需求的信息，比如新闻从业者需要了解与自身工作相关的信息（例如，尼曼实验室便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新闻行业的动态）；
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信息，比如消费者想要买一部手机，关于“应该买什么”就有很多消费者信息；
最后是满足选民需求的信息，也就是人们作为选民和公民提出要求的方式。
在研究中，我们一起做了一个关于劣质信息的研究，我们正在观察市民和选民需求的市场失灵。举个例子，如果我想要生产者信息，我愿意为它付费，因为这样我便可以通过这些获取的信息赚取更多的钱。相同道理，如果你正在生产更多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信息，那么它们很可能带来溢出效应，因为这将产生较大的社会效益，比如帮助人们维持安全、监督地方官员以避免他们盗用公共资金等。而且，这样做的一大好处是即便那些没有看到新闻报道的人也将能够从中受益。但与此同时此举却使得那些报道新闻的人很难获得用于报道的资金。
Hamilton：正如Fiona说的那样，人们在生活中分别作为娱乐者、工作者、消费者、选民时会产生四种信息需求，但如果我们去思考为什么我们的需求得到了服务，即为什么会有人向我们提供信息时，就会发现信息提供者实际上存在五种动机——
订阅动机，人们通过付费获取信息；
广告动机，将人们的注意力卖给别人；
选票动机，党派之中对选票的需求；
非盈利性动机，相关者想通过信息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
表达需求的动机。
如果我们考虑上述每一个动机，就会发现它们对低收入者的信息需求都存有偏见。根据政府新闻信息数据显示：低收入人群在订阅方面的支出较少；对很多信息产品来说，他们也不太可能成为被左右想法的边际消费者；同时，他们也不太可能以选民身份进行投票，而人们也较理性地不会将他们作为政治信息的受众；他们的宽带服务订阅量较低。当你在网络上关注由社交媒体产出的免费信息时，低收入社区群体的声音就更可能不会被听到。就为低收入社区群体创造内容而言一直存在偏见，而这也是我们工作的重点之一。
人们谈论的“数字鸿沟”不仅存在于技术上，在内容层面也存在差异。我们发现低收入人群是抵押贷款、营利性在线教育等信息的目标消费者，这便意味着有的时候人们会针对此群体创造出一些欺骗性信息。
新闻机构商业模式：以受众立场思考问题
Schmidt：新闻机构不会经常服务于低收入群体的信息需求，你们如何看待新闻机构的商业模式变化和其任务结构呢？
Morgan：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纸媒进行整合，这让许多问题变得更糟。与此同时，非营利新闻兴起，各种各样的模式都在被尝试。有些人正在做一些由政府资助的令人兴奋的项目，但是从结构上考虑的话，为了使计划实施，人们开始将新闻视为社会的基本必需品，或者他们必须直接为信息付费，但问题是，对于那些没有多少钱的人来说，这又将如何?
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县的一个低收入社区有一家名为The Slammer的报纸，该报纸只提供一些被逮捕居民的大头照，但却要收费1美元，而最为贫穷的人却愿意通过支付行为换取任何对自己有价值的东西。我们曾经在便利店与该报纸的读者谈过读这份的报纸原因，很多人表示他们想知道自己许久未见的朋友是否被“带走”了。这确实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但也有很多人在尝试合作模式，既是雇员拥有，也是消费者合作模式。这就像我们把钱花在各种社区活动上一样，我们可以开始看到新闻直接为人们服务，而不是服务于那些可能对低收入人群不感兴趣的广告商的新闻业，这也为一个充满希望的发展方向。
Hamilton：报纸在过去可以为人们提供大量有帮助的信息，但如今社会中的很多焦点都是关于高收入和高教育群体。举个例子，Wirecutter网站的用户中基本没有低收入群体，Wirecutter对《纽约时报》提供资金支持以助力其进行新闻报道并为国家、国际机构负责，而Wirecutter网站则是通过用户点击和购买行为实现盈利的。如果我们将视野转向低收入群体的消费生活，会发现一些关注贫穷群体的政府机构和非营利性组织开始思考如何有针对性的运用信息。
我们对三件事抱有希望：捆绑销售、行为经济学和大数据，大数据准确的来说应为 “适度的数据”。一家名为Civilla的设计公司运用设计思维和行为经济学思想帮助密歇根州重新设计了形式，基本上简化了繁文缛节；在捆绑销售方面，人们一直在尝试将两到三个信息需求整合到一个物理位置，所以，如果你想要健康地触达低收入社区群体，可以通过当地的理发店、沙龙或教堂来实现。
行为经济学正在研究人们如何做决定。例如，借助于大数据，Sarah Alvarez的离群媒体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它试图查明低收入决定租房时传递给他们信息的方式；我们也在文章中也谈到了扩大大学入学机会项目，这个计划主要是针对那些来自低收入家庭的高分学生，该项目会向他们发送信息和代金券以便能够让他们申请更多的学校，同时也提供给他们上大学所需净成本是多少的信息。
所有这些东西——捆绑销售、行为经济学和大数据——基本上都是把人们的环境作为一个给定的条件，并试图从他们自己的生活角度为他们提供信息，帮助他们做出更好的决定。
我们知道低收入人群不太可能使用互联网，甚至家中可能也没有电脑，但现在几乎每个人都有手机，而发短信也成为了最容易联系到人们的方式之一。我参与的很多互动社区工作都是利用线下见面、举办论坛、使用海报和传单来触达人群，而这些社区工作人员会将提供广告资助的中间人从中来出来，真正去思考如何直接服务于人群。
非营利新闻编辑室：努力触达信息匮乏社区
Schmidt：你们在研究中提到“非营利组织对于改变个体思考世界方式的动机确实让信息直接瞄准了低收入群体，改变低收入群体的选择成为了非营利机构所追求的公共产品的一部分”。那么非营利新闻编辑室的增长是否与你们的研究匹配？
Morgan：在研究中，我们对非营利组织的思考非常广泛。当然，在非营利组织和非营利新闻编辑室之间，有非常具体的重叠部分。有很多非营利的新闻编辑室试图以不同的方式做事情，他们正在思考触达并帮助一些没有得到足够信息覆盖的社区，比如芝加哥的一些特定社区，他们接触的是已经生活在社区里的人，并且拥有所认识人的社交关系网络，他们能够在这其中发现问题之所在并了解在这里生活的人的需要，他们会将这些知识带回给新闻界。
非营利组织知道他们想要达到目标人群，并且知道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所以他们可以意识到新闻对于问题的解决是至关重要的。而对于新闻报道来说，诀窍就在于如何建立起高效的独立性和透明度。
同时，我们也正在思考信息在所有非营利性工作中所发挥的作用，并意识到新闻是沟通需要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市场却不会为此买单。
当地新闻媒体：增强报道影响
Schmidt：当地新闻部门的职能收缩是如何影响到这一点的？你们在文章中提到了新闻沙漠，但是你们认为当地的新闻媒体更有可能提供低收入者需要的信息吗?
Hamilton：这是地理和固定成本的结合——低收入人群倾向于生活在整体收入中值较低的地区。讲一个原创故事需要钱，无论是作为订阅者还是作为广告商的目标来说，贫困社区很少有人愿意为这些信息付费，也很少有贫困群体成为广告商的目标，这便意味着有关他们的故事更有可能不为人知，也这意味着没有人对他们所在机构进行负责。
《洛杉矶时报》曾经报道过贝尔市官员给自己支付高昂薪水并拒绝公开这些薪水的支付记录，尽管这则报道很出色，但如果有记者能够定期报道贝尔并定期出席贝尔市政会议，那么这则报道的价值就会明显下降。然而，对于《洛杉矶时报》来说，决定覆盖哪些社区实属一个艰难的决定。贝尔是洛杉矶最贫困的社区之一，主要是拉丁裔，我和一些试图引起报纸注意的市民进行交谈，发现他们能够引起报纸关注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焦虑，也正是因为他们的焦虑，新闻报道产生了影响力。每个做过问责报道的记者都应该明白，你可以写任何报道，但如果没有人对报道产生回应，这则报道将会毫无意义，毕竟影响力来自于公众的反应。
贝尔虽然不富裕，但是居民却真正关心他们的社区，一旦有类似消息被公布出来，他们会传播这些信息并对当局者施加压力。然而在一些地方，当地居民已经习惯于没有新闻报道，或者没有贝尔人那样的参与度，那情况就更加糟糕了，因为他们甚至不知道可以要求公开记录，那么即便有消息被媒体公布出来，这些地方的居民也不具备任何“斗争”的力量。
对于记者来说，思考他们工作所能产生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工作是如何与所服务的对象开展互动的？Kyle Pop曾为《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撰文，其中谈到我们必须停止报道有关记者的新闻——关于穷人、失业——我们必须开始报道失去报道后我们将失去的东西，而这又会对当地社区的影响是什么？
低收入群体未来的信息获取走向
Schmidt：面向低收入人群，新闻和信息在未来会走向何方？
Morgan：现在有很多非常令人兴奋的项目，比如离群媒体（Outlier Media）和市政局项目（City Bureau）。而且，在俄亥俄州有一个叫做“媒体种子（Media Seeds）”的项目，Michelle Ferrier正在其中做大量的参与和设计思考工作，试图将最适合俄亥俄州东南部农村社区的信息原型化。
我认为资助者已经开始更多地考虑资助新闻和信息，而我们也希望他们能看到其中的价值。无论是经济贡献、时间贡献还是其他形式的参与，与公众沟通他们真正所需，以及如何愿意参与项目以实现目标等都是一些很好的做法。
Hamilton：如果我们回顾五种信息提供动机——订阅、广告、非营利组织、党派和表达——我们真正看到的是，随着地方新闻市场的崩溃，地方新闻的广告收入也面临崩溃。在一些更大的国家级市场，媒体会更多的依赖订阅，比如《纽约时报》。而且如果仔细想想那些捆绑销售、行为经济学和大数据的例子，就会发现政府和非营利组织想要做的是在他们做决定的时候如何能让低收入群体获得信息，尽管这不是新闻，但如果我们将新闻视为信息提供者，那么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行为便在支持着新闻的功能。
如果你看看2018年的选举，就会发现有很多人把重点放在了投票上，这也促使信息传播者去思考如何在美国分配收入、如何触达没有参与的人，虽然这是为由政治驱动的，但这是一种让更多人参与的且充满希望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