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观念在美国不断变化，随之而来的性解放对同性恋群体意味着什么｜石墙 50 年

原创韩方航小鸟与好奇心

我们将用一组文章从社会、文化等各个角度探讨石墙骚乱何以成为可能。

1969 年 6 月 28 日凌晨 1 点 20 分，西摩尔·派恩（Seymour Pine）决心不再等待。

纽约警局副警督在这个夜晚的目标是纽约格林威治区的一家名为石墙的同性恋酒吧。明面上，派恩希望借此打击控制着酒吧的黑手党，以及他们经营的卖淫和贩酒等有组织犯罪。暗地里，他承认，逮捕酒吧中的同性恋顾客可以提升警方的业绩。“逮捕这些客人是很轻松的事情，他们从来不会让你陷入麻烦。”

四天之前，派恩刚刚搜查过石墙酒吧，逮捕了酒吧的负责人，并且查封了酒吧中所有的烈酒。在他准备离开之时，酒吧的所有人之一对派恩说，“如果你想闹出点动静，那么你随意，但我们明天会照常开门。”派恩被激怒了。这一次，他做好了充足准备，请来了各个政府部门的官员，以便彻底关停石墙酒吧。几个小时以前，四位采集证据的便衣警官已经潜入酒吧。现在，他对守在门口的另外四个同伴说，“我们走，伙计们。”

派恩以为这一次行动会和以往多次搜查同性恋酒吧一样顺利。事实上，就连酒吧中的顾客也是这样想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发起人之一，艺术家、剧作家埃利奥特·台伯（Elliot Tiber）就是当晚身处石墙的两百多名顾客之一。“起初，这不过是石墙酒吧又一个聚会的夜晚而已……从慢慢变得激愤的混乱内部，有人呼喊道，今天晚上我们要反抗。我惊呆了，这可从来没有发生过。我们习惯了搜捕。现在，突然间，空气中有了革命的味道。”

酒吧中的空气开始变得紧张，许多人拒绝向警方出示自己的身份证。而当警方安排顾客依序离开时，人群逐渐在酒吧外聚集起来。一个星期之内被两次搜捕让人难以忍受，更何况在此之前整个纽约地区的同性恋酒吧有着多年被侵扰的历史。在警方将黑手党押上警车之时，一些人开始唱起那个时代最出名的反抗歌曲。肢体冲突开始出现。一名女性同性恋者与警察扭打在一起成为了最终的导火索。

“就在那一刻，骚乱开始了。”纽约新闻周刊《村声》记者卢奇恩·特鲁斯考特（Lucien Truscott）这样写道。

石墙骚乱持续多日，聚集人数也从第一个夜晚的五百多人增加至几天后的数千人。抗议的对象也从警方逐渐扩展到控制酒吧的黑手党。一些原本就在为同性恋权益奔走的组织迅速介入。次年，纪念石墙骚乱的克里斯托弗街解放日正式举行，并在日后逐渐发展成为骄傲月活动。

1970 年代，在将双性恋、跨性别等其他性少数议题纳入其中后，LGBT 权益运动快速发展。

1980 年代，美国民主党宣布支持 LGBT 权益。美国各州反同性恋的索多玛法案依次被废除。

2015 年，美国最高法院赋予 LGBT 全体婚姻权。

时至今日，对于 LGBT 群体的看法可能是美国人在过去 50 年中经历的最大转变。根据芝加哥大学主导的社会综合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的数据，1988 年仅有略高于 10% 的美国人支持 LGBT 婚姻，而到了 2014 年这个比例上升至接近 60% 。认为与同性保持性关系完全没有错的美国人比例也从 1987 年的 12% 增长到了 2014 年的 49% 。石墙骚乱是这一切的转折点。

2004 年，派恩参加了由美国历史学会主办的一场关于石墙骚乱的论坛。他承认在 1969 年，警方对于同性恋者怀有偏见。观众中有人要求派恩为当年的事件道歉，他如是照做。历史学者大卫·卡特（David Carter）曾引述派恩的话，派恩说：“如果我的所作所为帮助了同性恋者，那么我很高兴。”

正值石墙骚乱发生 50 周年，《好奇心日报》将用一组文章，回顾社会、文化等多个因素如何促成了这一事件。如今看来，石墙骚乱的发生似乎充满偶然性，但在各个层面上，当时的美国社会都已经做好了接纳这一个群体的准备。

就算没有石墙，这一切也会很快到来。

“在 1960 年代尾声，同性性行为在全国除伊利诺伊州以外的所有地区都是非法的。没有一部法律，无论是联邦的、州的、还是地方的，会保护同性恋的男男女女不被枪杀或者剥夺住处。当时并没有公开承认自己同性恋身份的政客。没有任何一部电视节目有任何能被识别的同性恋角色。当好莱坞制作一部拥有同性恋角色的电影，这个角色要么被枪杀，要么自杀。没有公开自己同性恋身份的警察、公立学校教师、医生，或者是律师。也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拥有一名同性恋议员。”

历史学者大卫·卡特在其著作《石墙》一书中这样描绘在石墙骚乱发生前美国社会中同性恋者的生存状态。在当时全美通行的性悖轨法是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因素。它继承自殖民地法律，又被称为索多玛法案（Sodomy Law）。

索多玛一词来源于《圣经·创世录》中索多玛和蛾摩拉的故事。在原初的教义中，索多玛和蛾摩拉只是两个普通的罪恶之城，但在公元一世纪犹太哲学家斐洛将索多玛被上帝惩罚归因于城市之中的同性性行为。此后的很多年内，这一谬误被教会保留，许多宗教人士因此援引这部分的内容，并作为惩罚同性恋者的道德基础。

同性性行为在历史上并非始终被列为禁忌。人们如今热衷于强调这是一种自然的行为，被铭刻于人类的基因当中。在古希腊、古代中国等多个历史时期，人们都视其为社会中的一种正当行为，也免受社会或显性或隐性的惩罚。不过，在基督教成为中世纪社会最主要的力量之后，同性性行为开始被认定为一种不正常的人类行为，并因此被管制起来。

现在的学者们都相信，教会之所以将这则圣经故事用作社会规范，撇开宗教上的原因，更多是因为统治者相信这一条教义有利于社会的管控。在中世纪基督教会看来，性作为一种自然驱动的欲望，与上帝所代表的灵性相悖。鼓励性无助于人们追求上帝，而只有压制性，才能让人们臣服于上帝，臣服于以上帝之名散播福音的教会。

“由于性与罪恶等同，禁欲与德性等同，这使得只有一种关于性的表达能够被容忍，那就是人们只能出于生育的需求去表达并且实践性。”独立历史学者詹姆斯·内尔（James Neill）在《同性关系在人类社会中的起源和角色》一书中这样写道。

这种观念随后也被漂洋过海带到了美国。早期愿意从英国前往北美殖民地定居的居民大多是清教徒。他们虽然并不赞同天主教会繁复的宗教仪式，但仍然继承了天主教会的家庭和婚姻观念。清教徒们相信人不应该遵循激情的冲动，而应该在德性的指导下生活。

“大部分前往新英格兰地区的早期移民都希望能够建立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神性社区。”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北美在十七和十八世纪最终形成了一种严格的性行为规范。研究性别历史的美国历史学者约翰·德米里奥（John D’Emilio）和埃斯泰尔·弗里德曼（Estelle Freedman）称之为“家庭中心的，以生育为目的的”性关系系统。“家庭是性唯一可以接受的出口，而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生育合法的子嗣。”

一切生育之外的性行为都是不被允许的。这也是为什么索多玛法在北美被广泛采用。严格意义上来说，任何非常规的性行为都可能会被认定为是非自然的性行为，而被纳入索多玛法的限制范围之内。口交就因为没有生育能力而被列入其中，包含有暴力的性行为也被索多玛法所禁止。部分法律文件也认为，索多玛法并非是特意针对同性性行为。然而作为一种不能生育的性行为，同性性行为自然也是其打击的对象。

索多玛法的庇护下，警方可以轻易拘捕、起诉同性恋者。“便衣警察两两配合成一组。一个扮作诱饵，站在便池边暴露自己，或者穿着紧身裤带着钥匙晃来晃去。另一个则远远地跟着，作为目击证人出现。”美国作家阿诺·卡伦（Arno Karlen）这样描述当时警察的执法情况，并称在纽约警局于 1966 年停止这种做法之前，每周因此被拘捕的同性恋者数量可以高达 100 人以上。

它创造了一种极其压抑的气氛，也同时使得同性恋者在内心深处怀疑自己的所作所为。台伯这样描述当时纽约同性恋者的精神状态。“我们是一个分离的社区，一个地下群体，不幸的是它正在腐烂，流溢着愤怒和深沉的不公正感，以及获得性的永久自我否定。”

在这个意义上，石墙骚乱得以诞生的一个前提，是要在同性恋群体中创造出一种新的自我意识，即不再将同性性行为视为一种罪行。而完成这个任务的则是性解放。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逐渐将性行为与生育脱钩，赋予性行为在生育之外其他的正当性，也就是说人类可以不必以生育为前提享受性行为。

性解放通常被认为是自 1950 年代二战结束以来的产物。不过，历史学者现在普遍认为性解放的意识在 19 世纪末就已经出现。事实上，从 19 世纪末到 1960 年代的整个性解放经历应该被视为一个连贯而又自然的过程，并且从结果上来看，它是一个性行为逐渐非道德化，然后又被赋予新的道德含义的过程。

19 世纪末中产阶级的性意识研究来自于历史学者彼得·盖伊（Peter Gay）。在《感官的教育》一书中引用了许多生活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的中产阶级的日记试图证明这样的观点，现在普遍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禁欲依然影响着人们对于性爱的看法，然而当时的人们对于性爱的态度已经相对更为开放。

“如果纯粹是出于激情，为了满足其自身的愿望——正如我所听到的那样，这正是我要可怜她们的原因。性欲只是上苍赐予我们的一种本能，在我看来，它甚至比渴了就要喝水更符合自然天性，因为对于水的渴求还是一种非自然的、非天生的要求。”这是名为梅贝尔·托德的女性在她日记中写下的段落，盖伊认为“托德代表了大部分中产阶级已婚妇女”，“布尔乔亚在这种激情方面的记录非常丰富，从青春期到成熟时期的情侣们都充满这种激情。”

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当中，德米里奥和弗里德曼认为这标志着，人们对于性的理解已经从以生育为目的的道德活动，转变成了一种浪漫的、亲密的性爱行为。

1920 年代，性表达变得更为显性。好莱坞开始制作有着明显性意味的电影。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的小说比以往更强调突出了男女感情在其中扮演的作用。而被奉为忠实记录了美国生活的社会学著作《米德尔敦》询问了小镇中超过 550 名高中学生，其中有一半认可这样一句话：有 90% 的高中学生都参加过爱抚晚会，在晚会上参与者可以自由的拥抱和亲吻。

“两性关系和家庭婚姻的伦理，清楚而迅速地偏离了美国往日的道德准则。这个国家出现了全新的理念：人们觉得贞操和忠诚的美德过于崇高，赞同勃兰特·罗素夫人提倡的男女共同分享权利，自由体会性经历的观点。这种看法似乎蔓延，获得了公众的认可。”美国历史学者弗里德里克·艾伦（Frederick Allen）在他关于 1920 年代美国社会变迁的著作《仅仅是昨天》中这样写道。

之所以性解放会被认为是一种当代产物，是因为从 1938 年延续至 1945 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人们对于历史的感知。一旦意识到这一点，就能够发现 19 世纪末以来的性解放历程多少呈现出一以贯之的形态。

在某种程度上，1950 年代性解放运动的卷土重来，与 1920 年代的开放姿态有着如出一辙的外在表征，包括更唾手可得的色情制品，以及更为频繁的性行为。事实上，当美国作者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中描绘起 1960 年代青少年对于性的草率态度时，他的用词、句式、以及语气都看上去与 40 多年前的《仅仅是昨天》并无差别。

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大萧条，对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一旦日常生活得以恢复，性解放就以一种无可匹敌的姿态，在 1950 年代进一步席卷了整个美国社会。

不过，仅仅将性的褒奖建立在快乐之上仍然显得过于单薄。历史上，人们对于享乐主义的批判始终存在，并且将一直困扰着追寻性愉悦的人们。盖伊就相信梅贝尔·托德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她失去了心灵上的宁静，失去了同时代人慷慨的支持。尽管她有这个世界上最善良的意愿，她还是伤害了她的丈夫以及她的女儿。”

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出生于 1894 年的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青少年时期，他受困于自己无处宣泄的欲望以及社会整体对于青少年性欲的压制。几十年以后，他带着一种愤怒的语调写道：“（整个社会）允许成年人在婚姻中享有一个稳定的性欲出口，这部分是因为他们认可成年男性的性需求。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青少年男孩通常会比他们 35 岁的父亲，拥有更强的性能力和活跃程度。”

针对这一段话，金赛传记作者詹姆斯·琼斯（James Jones）指出，当金赛的父亲 35 岁之时，他正好是 13 岁，这也是他那一代男性步入青春期的平均年龄。此外，在传记中，琼斯还指认金赛很早就意识到了自己会被男性吸引，而在当时“很少有同性恋者不会因为担忧自己的秘密被发现而感到痛苦、不安、以及恐惧。”

“从童年时期开始，金赛就与关于他自身的性的秘密相伴，并且在整个人生过程中都极度分裂。但是，他懂得要改变自己的性需求时多么困难的事情，而期待来自于整个社会的同情和理解会更容易。为了能够帮助自己，他也需要帮助别人。由此，他开始了一段改造这个压抑了自己的世界的艰难旅程。”

而他所利用的武器就是科学。“在我们的欧美文化中，性反应，比其他的生理活动，都更多地被放置在宗教考量、社会禁忌、以及法律标准的规范之下。很明显，这些习俗和法律对于科学家作为个体，以及对于这一领域的科学研究的限制，使得人类对于性行为知之甚少。”金赛这样写道。

在经过对超过 12000 人的调查，其中包括对于 5300 多名男性的面对面访谈之后，金赛在 1948 年出版载有上述段落的《人类男性性行为》一书，试图提供一种重新理解性行为的方式。5 年以后，金赛又出版了《人类女性性行为》。这两本著作，奠定了金赛引发 1950 年代性解放的先锋人物的地位。

一方面，金赛展现了人们长期以来对于性行为的诸多误解。例如，金赛报告称，有大约 37% 的成年男性在其人生中有过至少一次与同性之间的性行为，并且有 10% 在至少三年的时间内表现出明显并且排他的同性恋倾向。

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第一次将人类的性行为与其承载的文化、道德含义剥离开来，将其作为一种不带有任何价值判断的生理行为来研究。琼斯认为，正是他说服了大部分美国人，人类性行为可以也应该被科学地研究，并且同样重要的是，科学数据应该被用来指导社会政策的制定。

金赛的研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尤其是《人类男性性行为》。《时代》杂志在 1948 年的报道称，在出版仅仅两个月之后，其销量就已经达到了 20 万册，“自从《飘》之后，出版业就从未见到如此巨大的成功。”此后，许多流行音乐也都将金赛作为主题，编入他们的歌词当中。流行文化迅速接纳了金赛，也促成了美国人进一步拥抱性解放的观念。而在金赛于 1956 年逝世之后，威廉·马斯特斯和弗吉尼亚·约翰逊组成的研究搭档也迅速接过了金赛对于性行为的研究。

作为美剧《性爱大师》的原型，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从 1957 年开始就致力于研究人类性行为。马斯特斯将金赛视为自己研究的基础，但相比起金赛保守的问卷和访谈，他们的研究方式更为激进。他们要求夫妇在实验室中做爱，拍摄并用仪器测量性爱的过程。为了让这种研究方法看上去正当，他们给出的理由是，人们从不对自己的性爱诚实。“谎言、半真半假、自我蒙骗、一厢情愿、掩耳盗铃、遮遮掩掩，都会是人们对于自己性生活回顾的一部分。”

这种研究方式震惊了美国人，甚至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中的描述都不自觉地带上了夸张的猎奇色彩。“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使用的设备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根塑料电动阳具，他自带微型照相机和冷光照明，可以观察和记录阴道中发生的变化。这根人造阳具的大小还可以调整，使用它的女人可以控制它的深入长度和推动速度。”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相信，他们对于性行为的研究有助于人们的生活质量。他们最终向市场推出了一种双重疗法（Dual-Therapy），通过访谈以及观察，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会给夫妇一些性生活方面的指导和观察，并引导他们在性生活中获得快感。“当阴道插入发生时，双方作为生物都将自己给予对方，以便能够互相获得快乐。”约翰逊在一本著作中这样写道。

“给予这些医学事实，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丰富的研究，使得美国人得以从文化的迷信和弗洛伊德式的对于女性的误解中解放出来。”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传记作者托马斯·梅尔（Thomas Maier）对两人的研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进入 1960 年代，年轻人已经能够十分坦然地面对性，甚至愿意享受性——当然，这也归功于避孕套的不断普及和改良。而在经历了科学的去道德化之后，历史的发展又赋予了性行为一层新的道德保险。人们开始逐渐意识到，性的表达，并不应该只是被允许，更应该被鼓励，因为性与身份有关，而身份在当今世界已成为天然的政治正确。

生活在 21 世纪的人们对于身份的表达并不陌生，事实上他们已经潜移默化地出现在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用语当中。在美国，人们习惯于将族群划分为白人、非洲裔、拉美裔、亚裔。而在中国，与女性相关的标签总是会引发巨量的讨论，包括女司机，也包括 Jingyao Liu 与刘强东的性侵案件。

身份总是能够引起人们复杂的情绪反应。一些人会相信，社会中仍然有系统性的身份不平等现象，例如女性在求职过程中总会遭遇比男性更大的挑战和麻烦。而另一些人则会认为，身份成为了另一种不公平，例如被大学录取的黑人学生的平均入学成绩要低于白人，更低于亚裔。

身份之所以会与这些话题挂钩，是因为从这个概念诞生伊始，身份就是被用作裁定一个族群是否受到系统性的歧视的评判依据。阿尔伯塔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教授克里希达·海耶斯（Cressida Heyes）将身份政治定义为，一个被主流群体边缘化的群体，因为感受到了共同的不平等经历，而发起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和理论尝试。这里的关键词是“不平等”。也就是说，身份本身并非是目的，而是因为一些社会的系统性歧视是围绕着身份这一标签起作用，才使得身份成为了政治运动的目标。

当代身份政治运动的起源大多被追溯到 1950 年代的民权运动。1955 年，黑人女性罗莎·帕克斯因为拒绝在公交车上为白人让座，引发了长达 381 天的黑人社区抗议。1957 年，由于阿肯色州拒绝执行最高法院于 3 年前作出的取缔黑人白人分校判决，该州首府小石城在当年 9 月陷入混乱。

“人数成倍增长，到后来学校周围有将近 1000 人，存心滋事打架。警察看到黑人记者被攻击时表现出的软弱，让这些人以为寻衅闹事可以逍遥法外。他们一时找不到新的攻击目标，索性对白人记者也动起手来……上午 11 点 50 分，曼市长只能投降，命令黑人学生离开学校。恶棍们狞笑着散去。”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中如是写道。

与以黑人为代表的反对种族歧视运动同样热烈的，还有女性反对性别歧视的运动。“女权主义在 1960 年代开始获得一大批追随者。民权运动和反战示威动员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当时的道德标准以及平等主义的话语，使得女权主义的正义得到了背书。”政治学者巴拉达特和菲利普斯在《政治意识形态：起源和影响》中写道。

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在本质上提醒了当时的人们这样一件事情，正是因为身份成为了社会系统性歧视的一个方式，因此要改变歧视，争取自己的权利是可以通过身份入手的。在这个意义上，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对于身份的强调很快就泛化到了其他的维度之上，包括但不限于年龄、宗教、文化、残疾、教育、国际、职业等等。而这其中自然也包括性取向和性表达方面。

人们能够很自然地将性理解为一种身份自然也有其原因。1910 年代，弗洛伊德理论在美国成为流行。性是个体的需求，并且会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的理念，被大部分美国人毫无障碍地接受了。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人们相信性与个体有关，是个人表达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身份的一种。

而在同性恋成为一种身份之后，活动家开始模仿种族、性别等身份议题，试图证明同性恋作为一个族群受到了系统性的歧视，并且他们有权要求更公正的对待。1968 年，在北美同性恋组织大会上（The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f Homophile Organizations），弗兰克·凯姆尼（Frank Kameny）第一次提出了提出了“同性恋是好的”（Gay is Good）这样一个口号。模仿黑人民权运动中“黑人是美的”（Black is Beautiful）。

这个口号成为了后来同性恋骄傲月中骄傲概念的核心，也唤起了同性恋者自我的身份意识。诚然，这种意识在 1960 年代尚未形成一种被学者们高度概括和精简的理论体系。但在石墙的众人心中，“同性恋是好的”这一口号背后所代表的身份理念已经成为了一种集体潜意识。

在石墙骚乱发生当夜，玛丽亚完成了自己的变装。她本名是史蒂夫·里特，在内心深处，她相信自己是一名女子。玛丽亚以前去过石墙酒吧，这一晚也恰好是他成年的日子。在去往石墙的车上，盛装打扮的她感到异常激动，“我觉得自己终于到了这样一个年龄，我终于长大了。我将会有能力终于过上一种我自己想要的生活。因为我长大了，终于获得了一些自由，我真的很激动。”

“当社会因为你的性行为而憎恨你时，性就成为一项革命运动，对许多人而言，也是一种表达愤怒的行动。”台伯写道，“它是一根竖起的中指，是对所有那些鄙视你的人最致命的回应。它正视了差异。它坚决要求生活的权利。”

石墙酒吧中的客人们已经准备就绪。

性的解放带来了更多性的表达。从 1950 年代开始，一本名为《一》（ONE）的杂志成为了美国第一本获得全国性影响力的杂志。在下一篇中，我们将探讨，这本杂志如何改变了美国司法体系对于同性恋者的态度，并且塑造了同性恋群体的潜意识。

参考资料：

Frederick Lewis Allan: Only Yesterday;

William Manchester: The Glory and the Dream;

David Carter: Stonewall: The Riots that Sparked the Gay Revolution;

John D'Emilio and Estelle B. Freedman: Intimate Matters: A History of Sexuality in America;

Peter Gay: Education of the Senses;

James H. Jones: Alfred C. Kinsey: A Life;

Arno Karlen: Sexuality and Homosexuality - A New View

Thomas Maier: Masters of Sex;

James Neill: The Origin and Role of Same-Sex Relations in Human Societies;

Elliot Tiber: Taking Woodstock;

题图 / 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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