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同性恋杂志，如何在美国反同的 1950 年代为群体发声？| 石墙 50 年

这个结果自然有一定的运气成分，但却对 LGBT 群体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通常都能意识到他们将会创造历史，并为之写下洋洋洒洒的判决书，但在 1958 年 1 月 13 日这一天，他们只是漫不经心地从法庭内传出一句加起来都不到 30 个单词的句子，上面甚至没有签名：

复审请求已被接纳，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被撤销。罗斯诉美利坚合众国案。

守在华盛顿的律师没能第一时间得到判决已出的消息。代理此案的埃里克·朱尔伯（Eric Julber）甚至都还不知道最高法官们在几天前已经决定审阅这桩事关杂志审查的案件。临出发前往华盛顿之时，朱尔伯还在告诉这本名为《ONE》的杂志的创始人唐·斯雷特（Don Slater）：“在每一百个提起上诉的案件中，他们大概只会挑一个审理。”他安慰斯雷特：“法官们会喜欢这个案子的。这是改写法律的机会。”

胜诉的消息传达杂志社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杂志社的一名职员吉姆·凯普纳（Jim Kepner）放下电话赶紧跑去报刊亭，想找些权威消息确认。《洛杉矶时报》没有、旧金山来的报纸里也没有。最后在《纽约时报》第 35 版的侧栏里，他找到了一带而过的句子，“在一份判决中，最高法院撤销了对于一本杂志的禁令，这本杂志处理与同性恋相关的议题。”

这便是朱尔伯所说的改写法律的机会了。在这起《ONE》杂志和负责杂志内容审查的美国邮政部门的官司中，最高法院站在了杂志这一边，认定《ONE》杂志刊载的内容并不淫秽，因此可以正常发行。这一判决保护了《ONE》对于同性恋议题表达观点和看法的权利，而如今的历史学者会在此之上不厌其烦地强调，这是最高法院第一次处理与同性恋相关的案件。“通过保护《ONE》，”南加州大学法律教授大卫·克鲁兹（David Cruz）说，“最高法院促进了同性恋文化的繁荣以及社区感，而在当时联邦政府正在对可疑的同性恋者施加压力。”

“（这起官司）把同性恋群体放在了通往自由的道路之上。”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院乔纳森·兰奇（Jonathan Rauch）说。

回到 1958 年，没有人能料到这个结果。胜利来得太快，也太突然了。《ONE》的另一位创始人戴尔·詹宁斯（Dale Jennings）在家里接到了朋友报喜的电话。詹宁斯对着电话发了脾气：“听着，别开玩笑了。如果是 2000 年，我们可能赢，但不是今天。”

詹宁斯有充足的理由能够怀疑这个结果。二战结束后的 1950 年代，经济蓬勃发展，一切看上去还是欣欣向荣，但笼罩着整个社会的保守氛围，还要等待没有遭遇过战争创伤的婴儿潮一代进入青春期，才能够被逐渐驱散。而在传统价值观仍然把持着美国之时，冷战背景下的意识形态迫害开始殃及同性恋者的生存权益。

“在 1950 年，联邦政府开始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尝试，以便找出并驱离在所有政府部门工作的同性恋者。”乔伊斯·默多克（Joyce Murdoch）与戴博·普莱斯（Deb Price）在合著的《法庭正义：同性恋全体诉美利坚合众国》一书中这样写道。在联邦政府看来，同性恋群体与共产党员、民权人士一样都对美国当下的民主体制有害。联邦调查局首任局长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则在 1960 年宣称，“对美国危害最大的三个族群分别是，共产分子、披头族、书呆子。”其中就影射了整个同性恋群体。

约翰·德米里奥（John D’Emilio）的研究指出，从 1953 年开始联邦政府就启动了系统性的对于同性恋群体的管控，并且指使联邦调查局建立一个对于同性恋者的监视系统。“地方联邦调查局也搜集关于同性恋酒吧的数据，并且将其他同性恋者经常访问的地点汇总成列表。”而联邦政府的行为造就了大批受害的同性恋者，詹宁斯就是其中之一。

詹宁斯（Dale Jennings）留给世人两张气质迥异的肖像。戴起圆框眼镜、梳着大背头的他斯斯文文，像个在律所上班的年轻人。而当他摘下眼镜，蓄起胡须，就有了几分美国西部牛仔的样子。他出生于美国德州，后来在丹佛地区长大，参与过二战，退伍后在南加州大学学过两年电影。有过三次短暂的婚姻之后，他开始意识到性取向并不应该只有异性恋和同性恋。性取向应该是一个光谱，用任何一个标签去框限它都是危险的。

1952 年，詹宁斯 35 岁了。春天的一个晚上，他打算出门去看电影。跑了两家影院，都没有找到想看的影片。在寻找第三家影院的途中，他经过一间公共厕所，出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被一个“大块头，长相粗犷”的人盯上了。他一直尾随着詹宁斯，直到进入他的公寓。詹宁斯起初以为他要被抢劫了，但随后他意识到这是一个钓鱼执法同性恋者的警察。警察向他出示了警徽，拷着他回到了警局。

对同性恋者的钓鱼执法在当时司空见惯，一直到 1960 年代末才有所收敛。大部分此类案件都不会最终走上法律程序。但詹宁斯却在随后被移送检察官起诉。尽管经过 10 天的案件审理，陪审团最终在 7 月初以 11:1 认定詹宁斯无罪，并将其当庭释放，但詹宁斯的怒火却无法平息。

詹宁斯当时隶属于一个同性恋权益组织马塔辛社团（Mattachine Society），詹宁斯意识到一些同僚，虽然支持他的申诉，但却并不相信他对于整个案件过程的还原。而经历过整个案件的他也同样发现，马塔辛社团以往的活动过于封闭并且强调对于同性恋群体自身教育意义，而非面向普罗大众的政治行动。

1952 年 10 月，马塔辛社团中的一批人聚集位于好莱坞大道上的一家书店。会议结束，他们决定创办一本杂志，以便改变更多人对于同性恋的刻板印象。当事人们日后对于是谁提出了创办杂志的想法产生了分歧，但在更大众的论述中，这个头衔被归到了詹宁斯身上。詹宁斯成为了这本杂志的副总裁，斯雷特则担任秘书一角，而总裁则是马丁·布洛克（Martin Block）。他们三人组成了最初的编委，而詹宁斯承担起了主编的职责。

1953 年 1 月，洛杉矶市中心酒吧的客人们开始在店内发现这本新杂志。它很薄，也就二三十页，定价 20 美分，相当于今天的不到 2 美元，但通常会加价到 25 美分售卖，差不多也是当时一杯啤酒的价钱。第一期的封面如今看来也算得上是古怪，铅灰的底色上，三道紫色的竖条纹在中间偏右的位置贯穿而过，包裹着杂志的名字《ONE》。底下的几行小字写着当期杂志收录的文章篇名，《被起诉就是有罪》《向加利福尼亚州立法机关报告》。

在《被起诉就是有罪》中，詹宁斯尽情地宣泄了自己的愤怒与困惑。“在我被捕的那一刻，我的名字就不再具有声誉。这起案件将一直留在我的档案中，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我余生中看到它。在一个一旦被起诉就是有罪的处境中，一个人的好声誉没有任何价值，也没有任何意义。”詹宁斯确立了《ONE》早期激进而有大胆的风格。数十年后，在写给斯雷特的信中，詹宁斯承认他特立独行的激烈做法，与他当时的低自尊心态相关。

《ONE》的第一期杂志是在詹宁斯姐姐住处的地下室中印刷的，要找到愿意销售杂志的渠道也并不容易。很多个夜晚，他们都在街头寻找可能对杂志感兴趣的路人，一对一兜售。但很快，《ONE》就因为同性恋题材、深刻的论述、大胆的社论、以及统一的设计风靡开来。几个月以后，杂志发行量就超过了 2000 本，并在 1950 年代末达到了 5000 本的量级。历史学者如今都将《ONE》认定为美国第一本获得全国性影响力的同性恋杂志。而随着影响力的扩大，《ONE》杂志开始接到许多邮政订阅的订单，也不可避免地迎头撞上了邮政部门的审查。

成立于 18 世纪末的美国邮政总局，是隶属于联邦政府下的独立机构，承担全美的邮政运输业务。而之所以邮政部分被赋予了审查的权利，则是因为在 1873 年国会通过了一项联邦法案，禁止邮寄“一切淫秽、粗俗、具有挑逗性和色情的书籍、手册、图片、纸张、信件、手稿、印刷品和其他含粗俗猥亵内容的出版物”。这份法案同时授权在邮政部门内部成立一个反色情机构。由于杂志的发行在当时完全依赖于邮政部门提供的运输渠道，因此《ONE》迟早会陷入与邮政部门之间的龃龉。

事实上，就在 1953 年，《ONE》创刊的那一年，洛杉矶当地邮政局查禁了《ONE》的 8 月刊，原因是杂志的封面上写着“同性婚姻？”字样。尽管《ONE》杂志大多以文字形式构成，甚至不含有任何意义上的裸露图片，但在邮政当局看来，同性恋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色情的、恶心的、不可接受的、反基督的、并且有悖美国精神的”。邮政部门因此认定相关内容是出格而不体面的。洛杉矶邮政局由此扣押了这批杂志长达三个星期之久。

洛杉矶邮政局再次出手则是针对第二年的 10 月刊。有评论认为，这次出手的导火索其实是一位美国参议院在看到了《ONE》的 1954 年 3 月刊之后愤怒至极，并且写信给美国邮政部长，控诉允许一本同性恋议题杂志在美国流通违背道德准则、腐蚀青少年心智、并且对国家安全不利。但也有评论认为，让邮政部门恼怒的是 10 月刊的封面，“你不能印刷”（You Can’t Print it）。这个标题和内文中的几篇漫画、一篇温和的女同性恋文章一起，被看作是一次直接的对于审查的挑衅。洛杉矶邮政局长奥托·奥勒森（Otto Oleson）下定决心，彻底查禁了《ONE》这本杂志。

律师朱尔伯当时是个 30 岁的年轻人，主要负责刑事案件的诉讼。他和《ONE》的创始人结识，是在 1952 年，后者正在寻找律师帮助他们起草负责编纂和发行杂志的公司的章程。愿意为这样一家替同性恋群体发声的杂志服务的律师并不多，朱尔伯对于民权的兴趣让他接下了这份工作。事实上，他也是 10 月刊封面上《你不能印刷》一文的作者，其中他从法律的角度罗列了《ONE》可以规避邮政审查风险的几个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朱尔伯顺理成章地成为了《ONE》的代理人，并且向法院起诉了奥勒森，指控邮政部门的做法违反了美国宪法中保障言论自由的条款。

没有多少法律人士赞同朱尔伯的做法，认为这无异于飞蛾扑火，但后来朱尔伯解释了自己这么做的原因：“我认为这是个很容易获胜的案件。他们并没有经营一家夜店。他们只是在编写杂志。这是一本很保守的杂志。只是它的主题——同性恋——让它看上去有点‘露骨’。”由此，在指控邮政部门侵犯言论自由之外，他还指责邮政部门涉嫌歧视同性恋群体。

朱尔伯有些过于天真了。1956 年 3 月，洛杉矶地方法院判决邮政部门的禁令有效。1957 年 2 月，位于旧金山的美国第九上诉法院再次站在了邮政部门的这一边。

其中洛杉矶法院法官瑟蒙德·克拉克在判决书中展现了一个标准的对于同性恋群体的偏见和刻板印象。他援引杂志中的一则小说，其中一名女性回忆起自己与室友的爱情之后决定不与高中就认识的男友结婚，克拉克认定：“（这个片段）很显然是为了激起同性恋者的情欲而创作的。”他同时也在判决书中写道：“本院不支持以下诉求，即同性恋者应当被视为社会中的一个群体。”

看到判决，斯雷特和詹宁斯大受打击。虽然《ONE》杂志依然可以绕过邮政系统发行，在路边的报刊亭进行销售，但法院的判决对于整个同性恋群体来说将构成一个严重的威胁。朱尔伯尝试说服两位创始人，将这个案子进一步上诉到最高法院。1957 年 6 月 13 日，案子和朱尔伯写的 9 页的上诉书一起被送到了最高法院大法官们的办公室里。而没有人能够预料到的是，那个时候最高法院正在审理的另一起案件，将为《ONE》带去胜利的希望。

这起案件就是罗斯诉美利坚合众国案。

塞缪尔·罗斯（Samuel Roth）出生于 1893 年奥匈帝国的一个山村当中。11 岁，他跟随父母，以及另外 200 个移民，一起登上了一艘开往纽约的轮船。他热爱文学，喜欢济慈、雪莱、和斯温伯恩的诗作。23 岁的时候，凭借自己发表的诗和文章，他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几年以后，他说服自己在纽约开了一家小书店的妻子，开办了一家出版文学杂志和邮购书刊的企业，专卖“左拉、巴尔扎克、莫泊桑和福楼拜等人创作的软色情作品”。

“后来，可能是受够了道德标准和穷困的境遇，也想弥补妻子被赔光的财产，罗斯大胆进入了地下文学产业。”非虚构作品《邻人之妻》的作者盖伊·特里斯如是在这本书中写道，“希望靠贩卖过去的情色作品发家，比如 14 世纪的阿拉伯性爱指导《芳香花园》，里面的插图画了 237 种男人和女人‘交会’时的可能的姿势。”

自 1930 年代开始，罗斯为自己的生意吃够了苦头。他先是被判在福利岛，也就是如今的罗斯福岛上做了三个月的苦役，又在 1936 年被关进了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监狱长达三年。1954 年，他的办公室被查抄，超过 5 万册书刊被认定为淫秽而被查抄。1955 年，他再次被卷入一起联邦案件。这一次，再经过层层上诉之后，罗斯的案件终于被摆到了最高法院面前。

罗斯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捍卫自由的人。特里斯说：“任何企图限制阅读、写作的人都是罗斯的敌人，于是他任凭自己的一生在分歧和报复中度过。”不过，最高法院并不认同罗斯的自我评价。1957 年 4 月，他们听取了控辩双方的陈词。决定在两个月之后作出。在 6:3 的投票中，多数方支持了罗斯有罪的判决，其中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对罗斯尤其气愤，认定罗斯是以低俗广告迎合大众的人，即使他所出版的书本身并不淫秽。罗斯的五年刑期成立，支持审查淫秽材料的人们欢欣鼓舞。

然而，法律的微妙之处在于，尽管罗斯诉美利坚合众国案尽管对于罗斯个人来说是个糟糕的悲剧，但是在威廉·布伦南（William Brennan）大法官撰写的多数意见中，他对于淫秽作品下了这样一个标准：“无论对于普通人还是施以现代社会的标准，该材料从整体上来看，它压倒性的主题是为了迎合色情的兴趣。”

这一标准此后在美国法律界被称为罗斯标准。和当时许多的法律人士一样，特里斯认为，罗斯标准意味着“一本书或一部电影只要提供了一点点‘社会价值’，就可以逃脱审查……随着最高法院推翻了一个又一个淫秽作品的有罪认定，被禁的小说和青涩艺术电影突然被罗斯标准挽救了回来。”

当然，实际的历史进程要比特里斯描绘的更曲折一些，对于色情作品的认定以及查禁，在美国法律体系中始终存有争议，并且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也有过数次的来回反复。但在当时，罗斯标准的确立确实意味着，淫秽色情指控变得越来越难以成立。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最高法院在面对《ONE》杂志案件时多少有些轻率的态度，作为一个整体的最高法院相信罗斯标准足以认定《ONE》杂志并非淫秽色情，即使 9 位法官在这个案件中依然存在明显的分歧，并没有在当时公开投票结果实际上仅仅是 5:4 。

在这起案件中，结果本身要比过程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最直接的结果便是，《法庭正义》一书写道，“尽管联邦政府其他部分对于同性恋群体有着强烈的敌意，但是出版物中的同性恋内容并非天然就等同于淫秽色情。一本同性恋杂志可以合法地通过美国邮政系统发行。”也就是说，同性恋群体获得了在舆论场中合法生存并且传播的地位。在判决作出后的两个月，过去曾通过司法部和邮政部门迫使《ONE》停刊的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停止了所有的动作。

朱尔伯在 50 年后说：“我相信这是一个重要的案件，因为它告诉同性恋群体，他们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并且有书写自己的历史的权利。”从 1958 年到 1967 年因为内部分裂而停刊的这段期间，这本杂志始终在为同性恋群体发声。

最新的一份由历史学家大卫·约翰逊（David Johnson）的研究则进一步指出，《ONE》与当时更具商业和娱乐性的健身杂志一起构成了最早期的同性恋群体意识。《ONE》的读者希望能够获得更多实用性的信息，例如笔友交流、酒吧聚会等。而健身杂志则告诉读者，《ONE》杂志上刊载同性恋相关的严肃报道和评论。两种不同的需求都是同性恋群体意识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尽管在 1958 年 2 月发布的新一期《ONE》中，斯雷特看上去因为最高法院的判决而显得十分鼓舞。“赢得了胜利，《ONE》不仅创造了历史，也创造了法律。这将改变美国同性恋者的未来。”但是在私底下，所有人依然显得十分谨慎。

詹宁斯说：“上帝啊，这来的太快了。我以为我要到老了才能等到这样一个结果。”而在生前最后回忆起 1958 年 1 月 14 日那一天，斯雷特说整个编辑部只是比平常稍显振奋了一些，因为他们大体上都明白，最高法院的决定“在某种程度上与当时的大环境并不一致”。

“当然，我们确实松了一口气。在写作和编辑方针上，我们可以更自由。”斯雷特说，“没过多久，我们对于同性恋权益的呼喊就爆发了。”

此时，距离石墙骚乱爆发还有 11 年零 6 个月的时间。

在下一篇中，我们将把目光投向石墙酒吧的所在地纽约格林威治区。这里为什么能够成为当时 LGBT 全体的庇护所，并成为现代 LGBT 运动的摇篮？

参考资料：

Vern L. Bullough: Before Stonewall：Activists for Gay and Lesbian Rights in Historical Context

John D'Emilio: Sexual Politics, Sexual Communities: The Making of a Homosexual Mino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0-1970

George Haggerty: Gay Histories and Cultures

David Johnson: Buying Gay: How Physique Entrepreneurs Sparked a Movement

Joyce Murdoch, Deb Price: Courting Justice: Gay Men And Lesbians V. The Supreme Court

Gay Talese: Thy Neighbor’s Wife

Whitney Strub: Obscenity Rules: Roth v. United States and the Long Struggle over Sexual Expression

*所有超链接请戳“阅读原文”，寻找黄色下划线

· 本系列更多文章 ·

好内容需要你的 “在看” 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