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妈看来，作为大庆人一直是非常骄傲的。某种程度上我认同我妈。”| 大庆故事⑧

原创孙今泾小鸟与好奇心

好奇心日报大庆故事系列将以口述的方式呈现，有时候，口述会有独特的生命力。更多内容将在出版物中发布，目前正在筹备中。

刘行认为，大庆人骨子里总想往外走。

这不是一种常见观点，我们在大庆的十多天里，没有听到类似的说法。唯一相近的例子，可能是大庆人和东北其它地方的人一样，成群结队地去海南买房，躲开零下三十度的冬天。

但某种程度上，刘行的经历确实证明了这一点：他的高中同学里有不少都出国，并留在了国外定居。刘行自己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在香港完成了博士学位。去年他入职了英国的一所大学，在我们给他打电话时，他正收拾行李，准备离开英国，前往澳洲。

刘行相信，尽管他们的父母经历过大庆最辉煌的时候，对大庆怀有特殊的自豪感，也很少离开东北，但他们都清醒地认识到，这里的经济结构太过单一，人们的视野也狭窄。当然希望子女们“在自己的肩膀上可以走得更远。”

这些乐观的看法多少和刘行的成长经历有关。刘行的亲戚朋友里少有油田的一线工人。他们家很早就在海南买了房子，后来又因为他在港留学的原因还在大湾区置办了房产。刘行就读的小学在 1995 年就引入了外教，后来他考进全市最好的高中之一大庆实验中学——据他的说法，该校每年有超过三十人进入北大、清华。

因为体会过流动的自由，刘行相信真正重要的是个人选择。他对待负面事实和负面情绪一样谨慎，不过他依然是个诚实的讲述者。

以下是刘行的口述

上一次回大庆是在两年前。我太太特别喜欢吃我们家的羊肉串。我从来不吃这个东西，觉得可能不干净。我太太是舟山人，听闻凡是去过东北的人都说羊肉串好吃。一天晚上我们两个偷偷溜出来，远远就闻到味道，“不行，受不了了，我要吃”。结果发现真的是特别好吃。我们吃了半个小时，外面都是冰天雪地。真的很棒。第二天我们又来了。

我太太喜欢开大庆的玩笑，她在微博上查到相关的消息，就要转发我，戏谑一下。比如说到大庆的温泉，她觉得，这样的地方怎么会有温泉，而且还把它包装成旅游。但实际情况是，我们两个从来没有去过。

因为这几年每次回去都是春节，只待三天左右，外面已经冰天雪地，我们也不可能到处走访，所以大庆现在外面到底什么情况，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我也不算真的了解。但我对上大学之前这段时间的大庆和我父母的事儿是有记忆的。

我们家住在龙凤区。从哈尔滨去大庆的哈大高速公路，第一站就是龙凤了。

这要提到为什么我们会搬到大庆。我的外公、外婆（我习惯了把姥姥、姥爷叫“外公”“外婆”，因为我太太也这样讲）1970 年左右从哈尔滨市干部调动，调到大庆的化肥厂去，化肥厂就建在大庆市的龙凤区。所以我们为了方便，就住在附近了。

我爷爷是湖北人，他们一直在武汉。我的爸爸考到了大庆石油学院，就是现在的东北石油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油田。这样的人应该不少，我爸爸的同事有不少都是外地的。他们应该是赶上了文革后的第二次高考。那时候上不上大学在他们眼里看来都差不多的，因为都是包分配包工作的，工资上没什么特别明显的差别，他们不知道大学意味着什么。

不过我问过我爸，他说当时觉得去大庆做石油相关的工作是很光荣的。他的很多同事同乡也都是这种感觉。他们那时候反正还小，可能响应国家就觉得很自豪了。

我想说说我爸妈是怎么认识的。我爸爸在政府机关部门，为人比较好。我外婆正好也是政府机关的，有机会正好碰到，就把我爸爸介绍给了我妈妈。刚开始的时候，我爸爸普通话比较差，所以和我妈妈沟通起来非常吃力，到现在还是我妈的笑柄。现在他的普通话当然没什么问题了，毕竟在这边待了这么久。但如果是北方人的话，还是觉得好像哪里有点奇怪。

在工作上，我爸的口音倒是没成为一个问题。至少没有听我爸的同事们讲过因为某人的口音或者观念上不兼容，导致有什么问题。

总之，我自己觉得大庆是一个比较包容的地方，因为它早期其实全都是移民。我们家就是一个典型。我爸爸是武汉的，我妈妈是哈尔滨的。他们两个在大庆遇见，结了婚。所以我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不同地方生下来的小孩。

这些年大庆应该是没有太多外地人进来了，只有流出。1970、1980、1990 年代会有较多的外地人，他们进来基本上一定是为石油石化产业服务的。但现在系统已经非常饱和了，国企的结构也臃肿冗余，不需要消化那么多社会劳动力了。

我们家一直没有搬家，主要还是为了工作方便。每天都要上下班，那个时候交通也不是特别发达，当然是希望骑自行车 30 分钟内就能到。第二个原因是每个周末都要去看望外公外婆，也不能离他们太远。我上学时的朋友不少都搬走了，搬到萨尔图区，或者龙凤比较偏北的位置，那边离工厂会比较远一点，大家觉得污染会比较少一点。

我们没有在大庆买新房子的打算。大庆冬天的确比较冷，我在说服爸妈在其它城市养老。当然，他们自己之前随北方的大流，在海南买了房子。后面在广东惠州又购置了一套。惠州到香港的高铁是一个半小时，我们周末可以把小孩放在那边，由父母照顾，我们也可以去探访他们。从养老的角度，惠州也不错，我们查了空气质量，可能除了浙江舟山、海南三亚，就是惠州了。我了解到很多东北人也在惠州地区买，一是房价也比较便宜，第二的话是离深圳也比较近。当时又有大湾区计划。

很多我朋友的父母也准备在其它城市养老，或者至少有这种想法。年轻一代，40 多岁，小孩在上高中初中，就希望他们的子女尽量把成绩考好点，可以通过考大学出去。

但我觉得变化不是最近发生的。最近的变化可能是多了一些焦虑，但在我们这一级、以及我们前后的两三年，基本上大家都已经在往外面考学，或者说父母有工作调动也都往外面走。我们有一个初中同学群， 141 人，大概有 50% 都不在大庆。这也可以反映出我们那一代人的选择和父母的希望——我是 1998 年上初中，2005 年上的大学，2009 年毕业，那个时候经济形势相对来说还是可以的，但大家已经想要往外走了。

离开大庆的人大部分都还在北方城市，北京应该是最多的。还有大连，辽宁一些比较沿海的地方，我感觉去南方的相对比较少。

当然，也有一些人出国了，至少我认识的、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知识分子家庭的——比如说父母有一方是大学毕业的——基本上都非常坚定地要求自己子女能出国。我认识的几个朋友，他们现在都呆在国外。当然他们成绩非常好，在清华，机会也非常多，但据我了解，他们考清华选专业的时候就知道哪些专业出国非常容易，他们从报考大学的那一刻起就知道要出国的。

我的高中是大庆实验中学。每年每个省大概有一百多个北大、清华的录取名额，我们一所中学就占到了全省名额的三分之一。高三时，学校搬了一次校址，那时候的说法是全亚洲最大的高中，我不太清楚这是不是真的。规模是比较大，我们也比较喜欢。我记得当时老师说我们这两届“非常勤奋”“非常聪明”“非常正派”。我们其实也觉得十分幸运能遇到这么优秀的教师队伍。

大庆为什么会这么重视教育？我不好说，但在我小学的时候，1990 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和普通的工人的待遇开始有了明显的不同。1990 年代初，干部与工人基本工资没有太大差别，大概一年是 1000 块，工人工资甚至有机会比干部高，因为特殊岗位有特别津贴，或者有额外的加班费等。但大概到了 1998 年之后，待遇差别开始逐渐变显著起来。知识就是力量的观点便开始越来越潜移默化的影响着这里的人。

我不知道当时具体出了什么政策。我当时才念小学，并不会观察到这些，是后来知道的。在大庆，如果你有学历，提拔是非常快的。如果你有学历，也很容易被调到外地，机会很多。我的一些亲戚也因为类似的原因都调到不错的部门工作，或者调到石化石油公司的外地的分部，也有一些去了外企做相关的产业。

但是我不得不说，整体来讲，大庆是一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平均的地方。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大庆的民怨算比较少的。念书的时候，大家都不太讲圈子，比如说谁家父母是做什么的，当什么官做什么生意，那时候不太懂——但我太太说，她从小就已经很注意这些了——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这边比较单一，没有觉得谁和谁有什么不同。我在高中、甚至到上大学的时候才开始慢慢有这方面的意识，当然我可能在这方面也比较迟钝。

我妈已经退休了。我爸也快了，他现在到医疗保险相关行业工作。据他的说法，大庆目前的医保制度和其他城市相比，在报销额度、报销类别上没有明显区别。

大庆有几所不错的三甲医院，口碑不错，装修像五星级宾馆一样。但大庆的医院到现在还没有市场化。原本今年 6 月医院要归属地方政府管理，脱离石化、石油企业。但是因为市场化后，员工工资，尤其是退休员工的工资或将有所“调整”，就引来很多抗议。还有另外一种市场化方案，企业的上市公司认打算把医疗、教育、物业全部打包整合，推向市场，这样便会更有市场竞争力，但具体政策还在研究中。

我的初中离家比较近。高中到大庆实验中学，就换了个区，从龙凤换到萨尔图。我在学校里住了两年，第三年要准备高考，就在学校旁边租了个房子。那时候最繁华的地方也是万达附近，应该说那边一直是我们心目中最高大上的地方。如果高中谈恋爱，大家也喜欢到那个地方，比较有面子。

我的记忆里，比万达更早的地方是火车站旁边一个叫大庆百货大楼的地方。你知道基本上任何一个城市的商业枢纽都在火车站附近，发展得比较早。小时候我妈妈买东西也都是去那里。那里可能是唯一的选择，也是最大的选择。爸爸妈妈一起去，每次要坐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的巴士才能到，很辛苦。但在他们那个年代，买东西就是喜欢去百货大楼，可能一两个星期就要去一次。买什么呢？可能就是布置一下家里面，比如说厨房用品，一些装修装饰用品，然后一些衣服。我妈妈很爱美，喜欢买衣服、鞋。我也不知道她到底是给谁买的，可能有一部分是给我们家买，有一部分是给自己买的。当然还有我外公外婆，因为每周末也要去外婆家，每次你都要拿点东西是吧？就一起都买了。

从我妈和我讲话的口气里，我能感觉到，在我妈看来，作为大庆人一直是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我爸妈特别喜欢旅游，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去了很多地方。他们去武汉我爷爷家，武汉人说是大庆来的人，是非常羡慕的。省内的话，他们去了哈尔滨，也都是非常羡慕大庆的。在他们的嘴里面，好像只有别人羡慕我们，我没有听他们太讲过，说哪里人觉得大庆不好。虽然最好的年代可能过去了，但他们的确有这种自豪。

我是能理解的。从 1980 年代就开始，福利（包括看病、坐车、住房，）全都是免费的，我不知道全国其他地方是怎么样。工资待遇也非常不错，人口又比较少，竞争不是很激烈，本身就是舒服自在的地方。

整个城市建设，其实也是非常有格局的。虽说现在看起来或许比较莫名，但你可以看它的城市交通格局。我太太的爸爸是做建筑承包商的，他见过很多城市规划，上次他来大庆，一直在夸赞，说这个城市其实格局规划得是很大，也很有眼光。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看出来的，当然他也不是第一个这么讲的人。

我的大学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我对哈尔滨的感觉和我妈是类似的。首先，我妈说大庆的环境很好，我不完全认同，但她说和哈尔滨比好一点，从下雪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冬天下雪的时候，大庆的雪是白色的，哈尔滨的雪是黑色的。因为哈尔滨是烧煤为主，煤渣会倒塌，就掉下来了。

哈尔滨的人也非常多，人多的地方总会混乱。大庆的几个区之间只有几条公路连着，中间都是大片的湿地，间隔很远，你会觉得这是个很广袤很荒凉的地方，但是我们喜欢这种感觉。要说经济的话。大庆的消费和哈尔滨比要高。所以我们会觉得哈尔滨东西好便宜。

大四我去长春一汽实习，后来又去过吉林考托福，这两个城市的消费水平之低，也让我大开眼界。

长春让我印象很深，实习的时候晚上打车回住宿的地方，司机开着车，突然说，“前面你们看好了，这是我们全市最繁华的地方了”。我们赶紧把眼睛睁开，发现前面只是一个立交桥，转了一圈。这种立交桥非常简单。大庆已经有好几座立交桥了，我们还有斜拉桥——正常斜拉桥是用来跨海用的，我们是用来跨湿地用的。所以“最繁华的地方”，我一点都没看出来，而且黑灯瞎火，没什么夜生活。

所以，某种程度上我是认同我妈的——如果你的朋友都是北方人，你一直在北方，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你要是去了其它城市，去南方的很多地方，可能结论就不一样了。

2009 年我大学毕业后去了香港，博士阶段也在香港。后来去了英国，现在我打算去澳洲。

这也是我想说的，我觉得大庆人骨子里总想往外走。我的很多朋友也是这样，原因可能是体内有“闯关东”的基因？

留在本地的话，你只能去石油相关的企事业单位，这样的话日子变得非常无聊，可以一眼看到头。虽然说城市不错，但没有给你提供无限可能。生活好，但这不是全部。当解决了温饱问题，就开始要解决一些更高的问题了。你要是去了大城市，就知道外面机会更多。

人都是要受当地氛围的影响，来做出选择。我们那一代人的父母，非常重视教育，为了教育、成绩是争破头。我想可能是因为东北自身的局限，除了产业比较单一，由于地理位置，眼光格局方面都比较受限，所以我们的父母当然是希望自己的子女去外面更好地接触和了解这个社会，在自己的肩膀上可以再走得更远。

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外教了。我是 1998 年小学毕业，1995 年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学校就已经引入了外教。在那个年代，可能只有一线城市才有这样的条件，可能也有一些二线城市，但绝对不多。家长都很同意很支持，给的钱也很多，但都是愿意的。各种竞赛的补习班非常多。我印象中，大家学习的热情也非常高涨。

所以就一直这样被推着，也没有觉得太被动、不情愿，就这样一路上来的。这应该是我身边大部分人的感觉。你要知道我的成绩在高中重点班里是排后的，我的成绩就考上哈工大。我不是最好的，我也不是最差的，所以我大概能知道其他人是怎么想的。

我们的确比较简单，不像南方地区，脑子很活，有很多产业结构可以支持，地理位置也不错。自古以来江浙地区就是富庶之地。北方的确产业结构太单一了，国企成分比重较大，所以我们只能把注意力放在教育上。知识分子又受重视，待遇又提高，大家就更坚信要把教育做好。

在香港，我学的专业是电气工程。我花了四年半的时间，完成了硕士和博士学位。2014 年毕业后我又在香港呆了五年，在等一个助理教授的教职机会。如果能留在香港的任何一所学校，收入方面还不错，而且当时我们已经在香港置业了，当然是希望以香港为据点。但运气不好，四年都没有成功，我就去了英国。

香港这个城市和大庆完全不同。香港给你更多的是机会和视野，我是非常喜欢的，它可以给你提供的资源非常多。但说到空间的感觉，香港很逼仄，大庆非常辽阔，大庆人也喜欢辽阔的感觉，但对上班来说其实是无所谓的，因为你在辽阔的地方工作，效率并不会高更多。生活方面，我喜欢辽阔，所以我也选择住在香港科技大学附近，在将军澳，那边有山有水，环境还不错，也非常安静，我把这称为我自己的后花园。

我跟太太之后很大几率不会在香港定居了。惠州的房子你可以说是一个失败的投资，但对我们当时的情形来讲是最好的决定。等到明年年底，我太太拿到永久身份证，我们就可以彻底离开香港。

我有朋友在香港理工大学已经做到了副教授，但最近他们在咨询我要不要离开香港。因为最近的事让他们对小孩的未来比较担心。他们也问我英国怎么样。这也反映出很多香港人的顾虑。每天都乱乱哄哄的，没有心思去做研究。所以要找一个可以安稳落脚的地方、做事情的地方。

我去澳洲，我爸妈很支持。他们对我是比较自由的，没有太多约束，这也是我太太喜欢我爸妈的原因，怎么样都可以，虽然我相信大多数的北方家长对子女的控制是比较强的。

大家都是往更好的地方去，如果不喜欢的话就到外面，还有机会。不一定要死守在这个地方，如果时机合适，也有机会回来再做贡献。所以我一般不太讲不好的，因为这些东西你也改变不了什么，你也没有那个权力。大家都积极一点，这样做事会开心一点。但是你报道这个是没问题的，这也是事实，每个城市都有自己不好的地方。

应采访对象要求，刘行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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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摄影好奇心日报/孙今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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