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以写作为志业的人来说，第一句话永远都是最难的。特别是当这个书写有非常明确的要求、体例之限，你非常明确地期待着，它应当要写成什么样子时，这个开始就变得异常艰难。写作，作为一种实践，好像反而成了束缚人“思想”的沉重枷锁。也正因此，当我们看到阿乙在单读新书 018《通宵俱乐部》中那些轻盈、灵动的段落，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唯独能从文字中获得的愉悦、兴奋。原本抽象、难以捉摸的，生活中支离破碎的东西浑然成为一个整体……原来还可以这样写！当我们不再以固定的文体、格式去限制，不再被一定要写成一个什么东西的功利想法桎梏住自己时，就像阿乙说的那样，“就可以一直写、自由地写，创造一种终生写作的方式”。前不久，在跟朋友的交谈中，阿乙回忆了创作初期的情形：很长一段时间里，写出来的东西发在网上，阅读量都只有“2”——自己和一位默默支持他的读者。早期写的那些东西，现在回看都比较幼稚，远不如现在，投稿也屡屡碰壁。支撑他继续写下去的，除了那一位读者的陪伴、那一个点击量，让他知道自己写的东西有人看之外，就是不断克服自己内心的那座山，一次次写下那生涩的第一句。《通宵俱乐部》不单是对生活中出现的转瞬即逝的感觉与情绪的捕捉，也是对一个作家如何读、如何写、如何在创作上成长起来的记录。阿乙“一直写”的创作实践持续了二十余载，或许能带给今天以写作为志业的年轻人鼓励：一个写作者，即便只写下那些或成熟或不成熟的句子、段落，哪怕它们就是注定会被废弃的开头、或是多余的素材，也一定可以给一个人的内心带来震荡，一定可以带着那自由的思想、真实的情感，抵达另外一个人的内心。
以下段落均选自《通宵俱乐部》，
包括被舍弃的结局、创作时面临的困境、对写作者该怎样写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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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早上九点叫醒我》备用结尾一：
宏阳沿着七目山的小路去了阴曹地府。在那里他等了一会儿，又等了一会儿，他看见阎王、判官、鬼卒等人面面相看，不知如何是好。事情很难向宏阳解释，然而终归还是要解释。阎王亲自走过来，搂住宏阳的肩膀，说：“是这样的，我们发现不应该这么早就将你勾来，你阳寿未尽呐。虽然这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错误（说的时候，阎王看了看手表）。你知道，人都是要死的。你还是赶快回去吧。太对不住。要赶快。”因此，宏阳沿原路往回跑，他觉得要谢谢人家才是。不是吗，谢谢人家有错必纠，有错必改。可以想象的是，这种奔跑是多么兴奋啊。这个原本不屑于和任何人分享喜乐与悲伤的人一边跑一边和某个假想中的亲朋对话：
“你看，勾错了嘛，勾错了。”
或者像契诃夫小说《苦闷》里马车夫所说的：“怪事，死神也会认错门儿。”
他跑呀跑呀，一头撞在棺材板上。也不知道是谁，将棺材板钉得这么死。他就这样在棺材里醒来，又因为氧气耗光，窒息而死。最终他不得不悲哀地返回地府。在那里，阎王早早迎出来，说：“这就对了，你就应该是这会儿死的。”
（2012—7—10，安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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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看到省略号，就知道作者对这段文字已经放弃了。先锋一代几位大将早期的作品，整体具有一种奇迹般的韵味，文中少有感叹号和省略号，仿佛那是新衣上的饭粒，充满亵渎。
（2014—2—28，安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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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我在长篇里写了一台当时还算先进的手机，长篇写完时，它已永久地被淘汰。
这是千变万化、日新月异、一天一个样的当代在调戏创作者。一样东西，一件商品，它还没有好好地把人生世态锁在自己身上，就已经崩解消亡了。我不是在责怪它们已经退出历史舞台，而是责怪它们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存活得过短，孱弱如一根糜烂的芦苇或一个早夭的儿童。
（2015—4—10，安乐林）
2018 年 5 月 29 日补：今天在一个剧本讨论会上听到张艺谋说，剧本在写的时候要考虑到电影的制作完成是在一两年后，因此要对未来进行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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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才在梦中看见一种结构形式：行进队伍中的一名士兵，梦见包含自己的队伍在行进。这是一种平面的“吞食自己”的循环结构，是从内到外的吞食。过去我向胡漾说过一种纵向的结构：甲向乙讲一个故事，故事当中出现的丙又讲了一个故事，在丙的故事最后丁又讲了一个故事，在丁的故事当中戊又讲了一个故事，戊是这样讲述自己的故事的：甲向乙讲一个故事，故事当中出现的丙又讲了一个故事。
一些作者会明白这种痛苦：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不加上一句解释，会显得残缺，加上，又显得多余。或者可以这么说，不说出来，读者并不明白，说出来，读者又觉得早已知道。仿佛衡器差那么一点点就平衡，不添上砝码就会压不住，添上了——即使是最小单位的砝码——又向下坠沉。在《早上九点叫醒我》的分享会上，我向读者朋友这样交代：写作始于结尾，正因为有一个精彩、诱人的结尾，一名作者才开始去经营小说的全部。中间的建筑有时极为枯燥，作者不时会反省：写它的意义到底何在。然后，当小说就要奔向终点了，已经到了你不结束惯性也会把它带结束的时候，作者却愿意舍弃这个结尾，让一切就此停止。“一个写作者，不妨总是去解放自己。他可以把长篇写到一百字就打住，也可以把短篇写到十万字。他一定喜欢博览先贤的作品，那些风格多样的经典会给他派发一张又一张通行证。你应该比我清楚，很多作家在阅读了某位先贤的作品后，发出这样的感慨：‘原来小说可以这写。’写作者应该学会怎样从苛刻的批评家那里获取益处，但在不具备良好心态的时候，我建议他暂时不要和他们打交道，因为后者说的无非是：你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干，这个即使能干你也干不好。这会对写作构成约束。”路上与郑朋聊天，他提到最近看过的一篇美国小说，因过于提及物品而使阅读者不适。他的感觉是对的。名词的使用不应该突兀，而应该自然，让人看不出来。一开始我的写作追求动词与速度，后来感觉名词才是读写双方建立契约的地方，也代表对生活的热爱，因此会故意在文中增加名词。这可能就是郑朋所说的“过于提及物品”吧。我们所写的文字没有一样是妥帖的，但是有的“接近于妥帖”比“妥帖”本身还妥帖。这需要在写作时反复感受。我在修改已经断掉一个半月没写的小说，我把一个词，“再度”，修改为“再次”。我记得过去，我将“再次”修改为“再度”。我想到一些校对，也在做我这样无聊的事。这是因为他要证明自己在做事。我想起很多单位的人力资源部，本来就没什么事，可是为了表明自己不是白吃饭的，就发明出很多事来。比如开设一门培训：怎样写好工作邮件？还不能不参加培训，请假须提供部门总监签字同意的请假条，你完全不知道这种培训的重要性在哪里，也不知道它的不重要性在哪里，就是感到火冒三丈，想和对方同归于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