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国这两年，你们还好吗？”聚焦疫情下华人行业兴衰第一弹——留学行业那些人和事（上）

原创司平东方新话

2月17日，岸田首相宣布日本将于3月1日起开放除旅游目的之外所有常见目的的境外人士初次入境；2月24日，厚生劳动省官网正式公布初次入境申请相关事宜。自2020年3月新冠疫情席卷世界以来，日本采取了G7国家中最为严格的入境政策，两年间获得在留资格而无法入境的外籍人士已达40.7万之多；而最受日本媒体与社会各界关注的，无疑是其中15.2万的留学生。本报推出专题调查报道，采访多位留学产业相关的日语教育者和留学中介运营者群体，谈谈这两年疫情期间的行业状况，自身遭遇的变化和作出的应对。

▲各国计划赴日留学者联合抗议日本入境政策。图源：NHK国际

日本教育界人士：“日本的损失无法估量”

尽管留学生入境问题在疫情爆发伊始就备受关注，在本次的解禁对象中，留学目的并没有优先权。文部科学大臣末松信介在2月18日午前的记者招待会中表示，所有入境目的一视同仁，以目前每日5000人的上限为准，要完成包括留学生在内的40余万人次的全部登陆，需要相当一段时间。对此，日本教育界人士在表达喜悦和期待的同时，也对具体操作层面的效率问题表示担忧。

一桥大学国际教育学科的太田浩教授向朝日新闻表示，留学政策再三反复，推进缓慢，日本恐失信于广大国际社会的年轻人。前外交官，现神户情报大学教授中山俊之则在22日的社论中表示，“开放来得太晚，日本的损失已无法估量”。

日本政界和学界针对入境政策紧缩的批判主要基于两个原因。其一是对禁止外国人入境在防疫学合理性和人道主义合法性上的质疑。换言之，目前被认为更理性的入境政策是根据出发国家的公共卫生情况进行入境区分，而不是根据到达人员的国籍进行入境区分。其二则出于对日本人才流失的担忧。在2月19日公开的学者对谈中，社会学家小熊英二指出，日本现行的应届生聘用制度中，海外获得的学历和职业经历得不到正当评价，使得国外高等人才很难通过留学以外的途径进入日本劳动市场。教育学博士，国际学校经营者小林凛则认为，尤其在日本社会少子高龄化日趋严重的当下，留学生无疑是“与我们共同建设日本的重要伙伴”。

近两周，随着政策放宽决议的发酵，日本媒体进一步加大了针对留学相关事宜的报导力度。这些报导主要集中在欧美留学生身上，其中少有来自中国的声音。事实上，国内的社交平台也可看到大量学生书写他们在漫长的等待中体味到的酸甜苦辣；而国内外从事日语教育和日本留学机构运营的人们，也在突如其来的行业萧条中度过了令他们难忘的两年。

▲留学签证初次入境曲线图图源：日经新闻

日语教师：有执着，也有灵活

在严格的留学入境政策对教育行业带来的打击中，首当其冲的是日本语言学校。尚未申请日本大学或研究生院等高等教育机构，而仅仅在计划学习日语阶段的“准留学生”，与许多已经获得日本高等教育“入场券”，拿到留学资格的留学生不同——对他们来说，放弃赴日的损失很小，毕竟去哪个国家都是从头学起。日语教育振兴协会2021年10月的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87所语言学校预计招收的8400名学生中，有约6成在疫情后放弃了赴日计划。新生数量更加触目惊心：接受调查的184所语言学校的新生人数较去年平均降低了96.7%；超过半数的机构表示，如果这一情况在一年内得不到改善，他们将无以为继。

在中国著名高校的东京分校教授日语的钱老师告诉本报记者，疫情以后，学校收到来自政府对中小型企业的补贴，但不可避免的薪资下调和对上下班高峰感染风险的担忧让她的同事接二连三地离职，而她凭着对日语教育的爱“稀里糊涂地撑了下来”。尽管23区一直是日本疫情的重灾区，钱老师的学校与许多机构一样在大多时间维持线下办公，只在三次“紧急事态宣言”时换成网络授课。钱老师告诉我们，一方面，当然担心疫情，早高峰的电车仍旧如沙丁鱼罐头，为了错峰，她每天五点半出发，到了单位再趴一小时；老师之间交换感染情报代替“早上好”成为新的打招呼方式。但另一方面，比起感染风险，更让她感到痛苦的反而是线上授课：眉飞色舞却只能看到自己的脸，声嘶力竭却只能听到自己的回音，“我太想穿过那块冷冰冰的屏幕看看学生的反应了”。她坦言疫情时期的网课经验让她第一次意识到面对面交流在教学和其他所有活动中的不可替代性。

对于薪资下调，钱老师认为是特殊时期无可奈何之事，只要还有学生教，就感觉自己有价值。她笑称自己是“胸无大志”之人，最喜欢看到一个一个切实的进步。她对疫情期间因看不到希望而离职的同事表示理解，也觉得即便如此也没有想过放弃的自己，可能真的是因为热爱。

在京都教授日语的范老师则向我们提供了一种日语老师离开企业或事业单位之后的出路。在她的观察中，疫情期间因机构经营不善而离职的日语老师未必转行甚至失业，其中已获得永住资格，无需通过挂靠单位维持签证的那部分大多低调地干起了“个体户”，在线上或线下进行小规模授课。一些在日时间长，人脉广的优秀日语老师可以通过口碑聚集到日本国内外一定数量的学生，尽管因入境政策影响人数有限，收入倒尚且令人满意。范老师解释，这当然不是因为收费高，相反，对学生而言，开销可能比去机构更低，此处就体现出特殊时期散兵游勇的优势。个人对个人的服务不涉及产业链上复杂的资金分配问题，换言之，没有教育机构运营必备的人事、教务等其他环节来消耗所得，“生产资料”即是人人必备的住处，电脑和网络环境，经营成本约等于零，如此一来一去，容易实现一个对师生都相对合理的标价。范老师认为，机构牵一发动全身，在面对危机时可能无法及时转身；与此相对，个人体量小，试错成本低，“只要反应够快，总是天无绝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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