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日本社会有个热门词叫“86万冲击”，也就是说2019年日本出生人口降至86.5万人，为有统计以来的新低，新生儿数量以30年来的最快速度下降。然而这个冲击并没有停止，日本厚生劳动省今年2月25日公布了2021年日本出生数为84万2897人，连续6年刷新历史最低纪录。长期持续的疫情进一步推动了人口减少。在疫情发生的这两年，最明显的是结婚数减少。2021年的结婚数为51万4242对，比2020年降幅4.3%。与二战后的最高峰年份相比，减少了一半还多。对于结婚数持续下降的原因，有分析认为“主要是经济性因素”。![]()
在“少子化问题大国”日本发表的研究中，我们注意到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几乎所有学者都将当下日本少子化的重要原因归结为经济问题或育儿补贴政策问题。然而，在日本现行的生育补贴政策下，生育似乎不会对社会中占绝大多数的非贫困家庭造成经济打击。就针对年薪1200万日元（约合65万人民币）以下的日本家庭的生育补贴而言，从怀孕初期开始的产检补贴和各类保险，到每个孩子出生后直到初中毕业为止的每月1万至1.5万日元的补助，到从托儿所到高中毕业为止的公立学校学费全免等，日本孩子似乎可以依靠政府补贴完成基本教育和生活。既然如此，为何日本生育率一直上不去？其中有什么与中国当下状况相似，值得中国借鉴之处？本报记者采访了在京都大学社会学研究科从事日本“家族计划”研究的在读博士宋圆梦。在她看来，从“婴儿潮”到“少子化”是所有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发展趋势。目前，法国和北欧国家相对成功地缓解了这一问题；但其借助的引入移民和职场女性友好等政策，有无法或很难直接照搬进东亚社会的特征。在宋博士看来，日本现行生育政策补贴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表层问题：补贴并不能解决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私立学校往往提供更长的教育时间和更充实的教育服务，而免费公立学校的孩子如果要考好大学，可能在三点半下课后就会直接去补习班。补习班是日本升学竞争中的重要环节，需要家庭自行承担。对有两名以上孩子的家庭来说，教育费仍是不小的压力，通常需要父母双方同时工作。既然如此，中国目前实施的“双减”政策是否有助于降低教育成本，从而提高生育率？宋博士认为，“双减”政策与公费教育存在相似的灰色地带：如果富裕家庭还能聘请家庭教师，教育资源就仍在倾斜。不过，上述种种生育成本负担可能只是表象。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如今的育龄人群并未感受到育儿投资的必要性。在一个“传宗接代”思想将越发不盛行的社会中，只有年轻人认为生育是值得的，才会为此付出努力。相反，如果没有感受到生育的必要性，即使育儿完全免费，也不会有动力生。![]()
育儿不仅是钱的问题，也意味着陪伴的时间和精力，以及对孩子成长环境的预判。国内保持着相当的经济增长势头，但如果年轻人感觉自顾不暇，面临还贷压力，心态不够开放，就很难有生育甚至恋爱的动力，并会试图通过拼命攒钱的方式为将来的养老做准备，从而更加自顾不暇，形成恶性循环。在日本，则是整体经济下行对年轻人精神状态的冲击。在宋博士的调查中，不预备生育的日本男性精英“感觉日本未来没什么希望，生孩子是对他不负责”；而刚刚生育的日本家庭华人女性表示希望孩子在成年之前保留国籍选择，因为“实在很难认为将来当一个日本人是更有好处的”。因而，少子化不是生育环节的问题，而是社会整体多个环节的问题。要改善这一状况，针对孩子的发钱或减负都是“治标不治本”，应该从改善育龄人群的生存状况做起。 中国政府并非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国家出手整治“996”，在宋博士看来其实是应对少子化的行政手段之一，也是一个有效的观察。但在近日日本电视台公开的街头采访中，北京和北漂年轻人表示无法“松绑”，因为自己不努力，公司发展不起来，最后倒霉的还是自己。在一个“卷”成习惯的社会中，要缓解年轻人的生存焦虑，不仅需要时间，可能还需要相关政策做出更深入的调整。日本也有许多针对育龄人群的政策无法落实到社会文化和法律法规层面的案例。这首先基于一个与中国不同的大背景：日本没有将子女托付给其祖辈照料的习惯。目前，日本准许的父方产假和育儿休假已延长至孩子2岁，但直到今年仍有近88%的父亲出于“公司文化氛围”等原因没有申请过哪怕一次或一星期产假。这使得育儿负担几乎完全落在母亲身上。![]()
▲对各国拥有6岁以下儿童的双亲家庭中，父亲投身家庭的时间比较。其中白条表示从事家务的时间，红条表示陪伴孩子的时间。数据显示，日本父亲对家庭的投入远低于美国和西欧国家。厚生劳动省因此大力呼吁父亲申请产假和育儿休假。图源：厚生劳动省
同时，为解决工作母亲问题，日本婴儿最小从出生57天后（母亲产假结束后）就可以被送进托儿所。但似乎合情合理的是，托儿所不仅拒绝接收当天正在生病的婴幼儿，健康的婴幼儿若在所中出现头疼脑热等任何异状，托儿所也会马上打电话通知父母，令其前去领回。在缺乏父方支持的情况下，女性要工作又要带孩子，就需要职场的同情。目前看来，日本将这一同情规范化的职场少之又少，大多情况下只能靠同事间相互通融，这显然难以为继。在宋博士看来，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如果相关政策仅停留在表面的修补，问题恐怕很难得到解决。| 阅读更多内容扫描二维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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