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国会议员深度解读：后安倍时代 日本安保走向何方？
安倍枪击案发生后，本报采访了前日本国会议员，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浜田和幸。浜田和幸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又于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取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出版过《对冲基金：世纪末的幽灵》等多部畅销书。2010年以后，浜田和幸活跃于日本政坛，曾任自民党参议院议员，外务大臣政务官；与前首相安倍曾经共事过，并多有交流。在他看来，安倍遇刺身亡后，日本安保问题将得到更多的讨论，日美同盟可能进一步强化。他同时指出，日本应当加强与亚洲各国对话，寻找军事力量之外的“安保”途径。
《东方新报》：您曾与前首相安倍共事。在您的直观感受中，安倍是一个怎样的人？日本政界如何评价他？
浜田和幸：安倍是这样一个政治家：永远为日本着想，不断思考如何让日本获得亚洲乃至世界的认可。他深知日本这个国家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问题，面临着困难的政治和经济状况，但很难让国民理解这些情况。如果说出全部事实，民众难免陷入恐慌；但假装这些事实不存在，日本就不会走上正确的道路，这之间的平衡十分重要。安倍一直在找寻这个平衡点，这就是我个人对他最深的印象。
至于政界，首先，直至去世，安倍派都是日本政坛的最大派阀。他有父辈（安倍晋太郎）、祖辈（安倍宽、岸信介）等三代的政治资源，以及庞大的财力，对日本政坛有相当的牵制力。国际政治方面，安倍政权重视日本在国际政治上的话语权，尤其重视与美国的关系。安倍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建立了紧密的个人联系，这是其他日本政治家难以企及的。凡此种种，使安倍在自民党内评价很高。不过我们都知道，安倍上任后，最先访问的国家是中国。他试图在中美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街头演说遇刺不治身亡。
《东方新报》：您怎么理解本次枪击事件？
浜田和幸：枪击事件发生在安倍为自民党助选时的街头演讲过程中，这令人震惊。但另一方面，所谓政治家的使命，或许就是赤手空拳地站在公开场合，站在民众面前表达自己的政治意志，阐述自己的主张，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日本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治安良好的国家。不过从安倍的祖辈（岸信介）在演说中遇袭，到例如1995年的地铁沙林事件，这样那样的恐怖袭击也总在发生。时刻意识到可能遭遇的生命危险，仍不停止公开活动，这是政治家应有的姿态。
《东方新报》：您的说法让我们联想到，安倍曾说，政治家只有两种，“战斗的政治家”和“不战斗的政治家”。在您看来，这是“战斗的政治家”的表现吗？
浜田和幸：在我看来，安倍所谓的“战斗”，指基于自身信念，与立场和观点不同的人积极论辩，交换意见。这是一种话语的战斗，不是强权的、武器的、或军事力量上的那种战斗。
《东方新报》：我们想请教安倍事件对日本政坛走向的影响。如您所言，安倍在执政党内部拥有强大的势力，据说卸任后也被称为“暗处的将军”。安倍遭遇枪杀，会对自民党、或如今的岸田内阁造成怎样的影响？
浜田和幸：在某种意义上，岸田内阁直接继承了安倍的政治意志。有了安倍的支持，岸田才能迅速整顿好党内势力。安倍的确是“暗处的将军”。这样的人物突然消失，日本政坛会出现一个空洞。
在刚刚开票的参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及其相关党派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对岸田内阁而言，这意味着今后的三年都会是一个以自民党主导的、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然而，安倍这样重要的前领导人在大选期间遭遇暗杀，标志着日本国家“安全神话”的破灭。一方面，奈良县警本部长承认这是他们的失职；但我们也有充分理由认为，今后的日本将动用举国之力，重新构建安全体制。这可能包括加强对有争议的团体和集会的监视，也有可能加大互联网监管力度，把“不轨的思想和行动”扼杀在摇篮里。
例如，根据本次事件中嫌疑人的口供，他是出于对特定宗教团体的怨恨，才找到安倍复仇。如何处理、应对这类宗教团体，应该会成为今后日本的重要政治议题。
《东方新报》：您刚才提及自民党在夏季参选中获得了压倒性胜利。我们注意到，日本自民、公明、国民民主和维新会四大支持修宪的党派，在本次参选中获得了超过2/3的议席，这意味着修宪议案可以在日本国会中被正式提出。通常情况下，人们认为修宪是安倍生前最重要的政治主张之一。在您看来，安倍遇刺事件是否会加快日本修宪进程？您如何评价修宪问题？
浜田和幸：安倍的确重视修宪问题。在他看来，这不仅事关日本国家安全，也事关日美两国的信赖关系。按照当下的安保法和日本宪法，一旦遭遇紧急事件，美国有义务对日本提供军事援助，日本却不能合法地对美国提供军事援助。这样的单边关系无法建立起日美两国之间真正的信任和平等状态——这既是安倍个人的考虑，也是他收到的来自日本政界的反馈。
况且，安倍遇刺后，修宪派中一定会有人以此大作文章，要求加强日本的安保能力。在此基础上，今秋以后，对修宪的讨论几乎是必然的；但实现起来却困难重重。首当其冲的是资金问题。现在所谓的修宪，主要是指强化军事实力。日本的国家防卫预算原则上不得超过GNP的1%，自民党内也一直有呼声，要将其增至2%，因为“北约国家都是这么做的”，或者“美国是这样希望的”。但凭空多出一倍，这笔钱想从哪里挤？
其次，增强军事实力能给日本带来“真正的安全”吗？我不这样认为。如果将目光投射到周边国家，考虑日本和亚洲的关系，以及“世界的安保”问题的话，那么以安保为由增加军事预算、扩充军备，就既不是唯一的选择，也不是正确的选择。
现行的日本宪法基于占领军首领麦克阿瑟的草案修改而成，因此总有人觉得它是一部“被强加的宪法”。但在我看来，日本宪法的核心内容，即和平宪法——承诺日本放弃作为主权国家的战争权利——是符合日本民众的普遍意志的。和平宪法既包含了当时的日本对发动侵略战争的反省，对周边国家的忏悔；也多亏了这一宪法，战后的日本才能迅速挽回声誉,赢得国际信任，从而实现经济的腾飞和综合国力的发展。修宪议案会被提出，但最终是否通过，还要看民众的意志。如果是涉及这一部分的修改，我认为通过国民投票的可能性很低。
▲7月11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东方新报》：关于日美关系，想请您补充几句。安倍遇刺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紧急访日，与岸田首相会谈，表达了美方对此事的重视。在您看来，安倍事件会如何影响日美关系的走向？您如何评论？
浜田和幸：日美两国在政治上的同盟关系恐怕会比此前更加紧密。岸田内阁会继承安倍的未竟之志，在亚洲区域的安全保障问题上，加强与美国的合作。要说谁从这一关系中获益更多，其实是美国。美国已经丧失了“世界警察”的地位。如今欧洲国家的胶着状态，以及不知是否会发展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俄乌局势，都不是美国凭一己之力可以牵制得了的，它需要与日本协作来确保自己在亚洲的地位。此前的QUAD（四国首脑会谈）、北约峰会等，都说明了美国对日本有这种期待。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如果不注意，就会被美国当枪使，代替美国在亚洲实施其“鞭长莫及”的军事使命。我们都看到，拜登政府号称关注亚洲安全，但未曾亲自面对过中国、俄罗斯乃至北朝鲜，这是有问题的。在我看来，日本如果真心关注亚洲、关注自己所在的这一区域的安全问题，就应该直接与当地国家和地区对话，而不是去依赖日美同盟。
《东方新报》：最后想请教您对“安倍经济学”的看法。有人指出，“安倍经济学”拉动了日本经济，却增加了贫富差距。结合如今大家关心的日元贬值、物价飞涨等状况，您对此如何评价？
浜田和幸：日元贬值、物价上涨、基建问题（粮食安全保障），都是上半年日本国会的热门话题。的确，安倍经济学强化了日本产业，保住了整体的经济增长势头，同时也带来许多问题。因此也有意见指出，贫富差距导致这些年日本的“社会不安”和“政治不信”，与本次枪击事件具有潜在关联。
比如，安倍经济学让大企业更强，但日本有9成以上是中小企业，这些企业都没在这一经济政策中获益。大企业采用留存收益制，像丰田汽车保留了24兆日元，但其“下请企业”（承包商）和其他下游不仅没有捞到好处，还要面临利润率不断降低的问题。
又比如，当下日本的少子化问题，究其根本是什么造成的呢？可以想见，如果年轻人经济状况不佳，或无法得到正式雇佣，他们可能就没法谈恋爱没法结婚，也不想生孩子。
这两天，斯里兰卡破产暴动，日本不会想走到这一步。应该看到，日本如今的能源问题和物价问题，是由于日本国家在地缘上固有的脆弱性，也是我们的经济政策把我们一步一步带到这里的。令我感到失望的是，岸田内阁总试图将这一切归咎于新冠疫情和俄乌局势，这种转嫁危机的行为和拜登政府如出一辙，绝不是健全的政治姿态。
我们都说“骄者必败”。现如今，以自民党为首的执政党应当学会谦虚地倾听其他党派的意见，就振兴日本经济、与亚洲国家相处这些重要问题制定出符合国民利益的合理政策，而不是只关注自己认为重要问题，如维护日美关系、修宪、强化军备、或成为“亚洲版北约”的中心上。若非如此，即便日本变得“强大”，也不会迎来真正的繁荣稳定，更不会得到亚洲国家打从心底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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