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中苏朝，一场战争与三角同盟
作者：沈志华
随着俄国档案的解密，苏美两国空军曾在朝鲜战争中对阵厮杀的问题，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在半个多世纪的冷战历史中，这是美苏之间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面对面的战争行为，尽管双方都心照不宣地把这一事实隐瞒了40多年。而苏联空军的出动，则与中国的出兵决策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金日成一度表示不需要中国的援助
1949年2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这是中共与苏共高层的第一次会晤和沟通，会面结果为中苏同盟的建立奠定了第一块基石，也为中、苏、朝未来的同盟打下了基础。接着，刘少奇对莫斯科的秘密出访进一步加快了中苏结盟的步伐。
在与刘少奇的会谈中，斯大林明确提出了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工问题。斯大林说，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咱们两家来个分工：你们多做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在这方面多多发挥你们的作用和影响。我们对西方多承担些义务，多做些工作。斯大林还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西方的社会民主运动停滞了下来。革命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了东方，而现在又转移到了中国和东亚……你们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责任。（刘少奇致中共中央电，1949年7月27日；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李海文整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这既是斯大林对毛泽东寄予的信任和希望，也是中苏同盟赋予中共的责任。这一点，很快就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体现出来。
1950年1月底斯大林突然改变主意，决定同意金日成对朝鲜南方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并召他来莫斯科密谈。在4月的会谈中，斯大林最终批准了金日成发动战争的计划，前提是他相信了金日成的估计：美国不会或来不及对战争进行干预。不过，斯大林反复向金日成强调了两点：第一，这个计划必须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必须得到中共的同意才可以实施，因为毛泽东对东方问题有很深刻的理解；第二，万一美国进行干预，苏联是不会出面帮助朝鲜的，那时只能依靠中国的援助。出于革命的理念，毛泽东在原则上并不反对金日成采取军事手段统一朝鲜半岛。但毛希望朝鲜不要急于发动进攻，而应该等到中国完成统一大业后再采取行动，以便能够得到中国的军事援助。然而此时的金日成已踌躇满志，自认为不再需要中国的援助，“因为他的一切要求在莫斯科已经得到了满足”。（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电，1949年5月18日）
5月13日，金日成按照斯大林的要求前往北京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对莫斯科已经为朝鲜开放绿灯的说法表示怀疑，当即中断会谈，派周恩来连夜召见苏联大使罗申，要求斯大林本人给予证明。第二天，斯大林回电说，他已经同意了金日成的计划，但如果中国不同意，这个问题可以重新讨论，最后的决定必须由中国和朝鲜自己做出。接到斯大林的电报后，毛泽东只得表示同意莫斯科和平壤的共同意见。毛建议朝鲜人民军要速战速决，不要贪图占领大城市，而要集中力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如果美国人参战，那么中国将会派自己的军队帮助朝鲜，而且现在就可以向中朝边境调去军队。金日成认为，美国人在远东并未做好战争准备，既然他们没有干涉中国的内战，也就不会在朝鲜采取行动。金日成对中国的建议表示感谢，但没有接受，并一再保证朝鲜人民军能依靠自身力量解决朝鲜问题。
朝鲜战争改变了美国对台政策？
很明显，统一朝鲜半岛当初只是莫斯科和平壤的主张，但斯大林最后还是把责任推到了毛泽东的身上。而金日成则充满信心地认为，美国不会参战，因此也不需要中国的帮助。这就是说，如果没有美国的干预，北方这一边的联盟很可能是没有中国参与的。
然而，战争刚刚爆发，美国便参战了。美国不仅参与了朝鲜战争，而且宣布“台湾地位未定”，并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过去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朝鲜战争的爆发改变了美国对台政策，阻止了中共发动攻占台湾的战役。其实这是一种误会。到1949年底美国对华政策仍然处于“等待尘埃落定”的摇摆之中，涉及台湾问题，五角大楼坚持认为必须保卫台湾这一重要的军事战略基地，不能让“共产党政权”占为己有。美国国务院则提出，问题的核心在于“防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如果能以台湾换取中国新政权脱离莫斯科的控制，美国在亚洲岂非取得了比直接控制台湾更为明显的战略优势？这一争论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见，在毛泽东访苏、中苏正在艰苦地谈判同盟条约时，美国决定采取放弃台湾以拉拢中共的方针。1月5日杜鲁门的声明和1月12日艾奇逊的讲演公开表明了美国的这一政策取向。然而，中苏同盟条约很快就发表了，这一事实导致美国逐渐改变了其远东政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三天，美国便宣布介入战争和“台湾地位未定”。所以，改变美国对台政策的根本原因不是朝鲜战争，而是中苏同盟，战争的爆发只是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宣示新政策的机会和借口。不过，美国对台湾立场的改变，确实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参战。
斯大林对中国作过什么承诺？
朝鲜战争爆发后，令斯大林和金日成意外的是，美国立即采取了干涉政策，并首先投入了空军和海军部队，给朝鲜人民军造成了重大损失。
据苏军总参谋部报告，开战仅仅几天，到7月3日，朝鲜已有36架飞机和5艘舰艇被击毁。斯大林意识到，战事的发展很可能并不顺利，他需要考虑如何对朝鲜增加军事援助的问题，只是这种援助不能直接来自莫斯科。
战前苏联的援助主要在于训练朝鲜军队、提供武器装备和制订作战计划，而斯大林绝对禁止苏军越过三八线、直接介入战争。战争爆发前5天，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报告说，因进攻和登陆需要，金日成要求为已经抵达朝鲜的两艘舰艇提供10名苏联驾驶员和顾问。莫斯科立即答复：拒绝这些要求，以免为美国进行干涉提供借口。在进攻开始时，斯大林还下令召回了在朝鲜人民军前线部队中的所有苏联顾问。当时赫鲁晓夫询问其中原委，斯大林回答说：“我们不想留下证据被人家指控我们参与了这件事。”（《赫鲁晓夫回忆录》，张岱云等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尽管后来在金日成的直接请求下，斯大林答应可以派一些苏联顾问进入朝鲜境内，但他明确指出，这些顾问只“派到前线司令部，而不是战斗部队”，而且他们是“作为《真理报》记者”而不是作为军人派去的。斯大林脑子里想的是在必要时由中国军队提供援助。当然，何时以及如何提供这种援助，还要看战局的发展。
美国参战也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关注。7月2日周恩来召见苏联大使罗申，要求向苏联政府通报中国领导人对朝鲜形势的判断，并指出：为了防止美军登陆，朝鲜人民军应当加速南进，攻占南方的港口，并在仁川等地建立起强大的守卫部队。周恩来强调，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那么中国军队将以志愿军的方式并穿着朝鲜人民军的制服与美军作战。为此，中国将在沈阳地区集中3个军，兵力12万人。最后，周恩来询问苏联空军能否确保对这些部队的空中掩护。实际上，中国的东北边防军是在几天后才正式决定组建的，并限令8月5日前完成集结。（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周恩来在作出正式决定之前这样说，显然是有意让斯大林知道，中国领导人是愿意帮助朝鲜的，但同时也要让斯大林明白，中国希望苏联出动空军予以配合。
斯大林对此立即作出了反应。7月5日斯大林回电：“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于中朝边境，以便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进入北朝鲜作战，这个作法是正确的。我们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由于没有接到中国的进一步消息，7月13日斯大林再次请罗申转告周恩来或毛泽东：“我们不清楚你们是否已决定在中朝边界部署9个中国师。如果你们已作出这样的决定，那么我们准备给你们派一个配备124架喷气式战斗机的航空师掩护这些部队。我们打算由我们的飞行员培训中国飞行员两到三个月，然后把全部装备转交给你们的飞行员。我们打算让在上海的航空师也这样做。”
这两个文件显示，为了催促中国下决心并尽快做好出兵朝鲜的准备，斯大林当时明确承诺，苏联除愿意帮助中国培训空军并提供空军装备外，也将为“进入北朝鲜作战”的中国部队提供空中掩护。也就是说，苏联空军将与中国陆军并肩作战。需要注意的是，斯大林在这里预设了一个条件，即中国出兵（当然也是苏联空军出动）的时机——“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
莫斯科因何不急于让中国出兵？
美国空军的轰炸使得平壤陷入紧急状态。
7月7日金日成约见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再次请求苏联军事顾问尽快进驻汉城，并参与各军团的军事指挥，否则人民军将面临“失败”和“崩溃”。金日成还说，他接到大量电话，讲的都是美军空袭所造成的严重破坏，包括铁路枢纽和多座桥梁被摧毁。据什特科夫观察，金日成自战争爆发以来，第一次显得“心绪烦乱，且带有些许沮丧”。斯大林再次把注意力转向了中国，他在7月8日的电报中指示罗申，请毛泽东尽快派出代表与朝鲜联系。
实际上，鸭绿江这边的中国此时正在进行积极的准备。在中国部队大规模向东北集结的同时，中国领导人也在加紧入朝作战的筹划。7月12（或13）日，周恩来告诉金日成，中国不会容忍美国对朝鲜的干涉，中国政府准备在这场战争中尽可能地向朝鲜提供所需要的一切帮助；同时，希望向中国提供各种比例的“朝鲜地图500张，并通报朝鲜前线战况”，还要求“尽快送来朝鲜人民军军服的样品”。金日成及时地向苏联大使报告了这个情况，并提出，“既然美国等国家已站在李承晚一边参加了战争，那么，民主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中国等也就可以用自己的军队来帮助朝鲜”。但什特科夫有意回避了这个问题。
7月19日金日成又向苏联使馆报告了他在北京的代表与毛泽东会谈的情况：毛泽东认为美国将长期参战，并会在朝鲜投入更多的兵力。毛泽东建议金日成“命令部队停止向敌人进攻，以便保存自己的主力”，还“答应给朝鲜30000支步枪，2000挺手提机枪，200挺重机枪，300门81毫米迫击炮和1000匹骡子。所有这些物资将于7月25日起运”。金日成还通报：为了解朝鲜战局情况，毛泽东本想派周恩来前往朝鲜，但由于乘飞机很困难，只好请金日成派军事代表去中国。毛还说，如果朝鲜需要援助，中国“可以派自己的军队去朝鲜。中国方面已为此准备了4个军，共32万人”，并希望金日成于8月10日以前通报自己的意见。当金日成询问莫斯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时，什特科夫答复“一无所知”。金日成又说，他原以为毛泽东可能已同斯大林协商过此事，没想到这只是毛泽东自己的想法。什特科夫再次表示对此毫不知情。
苏联大使在电报中要求莫斯科尽快提出对中国出兵问题的看法，以便日后答复金日成。斯大林对此一直没有回答。看起来，不到危急时刻，莫斯科并不想让中国军队介入战争。经过几次试探后，金日成也明白了斯大林的这种考虑。
7月18日莫斯科收到苏联使馆关于朝鲜局势的长篇综合报告，中心意思是朝鲜领导人和居民已摆脱了最初的恐慌情绪，并恢复了胜利的信心。报告说，在刚遭到美国空军的袭击时，朝鲜人担心没有苏联和中国的武装援助，就无法战胜美国武装干涉者。不过，随着人民军向南推进，特别是7月5日和11日与美国部队交战并给对方以重创、俘虏大批美国士兵后，“人民的战斗精神又重新振作起来”。显然，鉴于对战局发展的乐观估计，斯大林决定暂不需要中国出兵。另一方面，毛泽东表现出来的出兵朝鲜的急切心情，很可能也引起了斯大林的疑虑——中国出兵会扩大在朝鲜的地位和影响，而从长远的观点看，这对苏联是不利的。
或许是因为中国出兵的建议迟迟没有得到朝鲜的答复，毛泽东决定通过另一条渠道向莫斯科提出这一设想。8月19日和28日，毛泽东两次与在北京协助编辑《毛泽东选集》的苏联哲学家尤金院士谈到朝鲜战事。毛泽东讲到了事情发展的两种可能性：如果美国人在朝鲜只使用目前的兵力，那么他们不久就可能被赶出半岛再也不会回来。但是，如果美国决心要在朝鲜取得胜利，那么他们就需要有30～40个师的兵力。在这种情况下，仅靠北朝鲜人就无法对付了，他们需要中国的直接援助。如果进行这种援助，就可以消灭美国这30～40个师。这个方案如能实现，将会推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对苏联和中国都有利。
毛泽东这番话当然是说给莫斯科听的。然而，斯大林却不为所动。
金日成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莫斯科身上
8月中旬以后，人民军的进攻在洛东江一线受阻，金日成再次表现出焦急和失望情绪。
8月19日，金日成的私人秘书、苏籍朝鲜人文日去见什特科夫。文日说，卧病在床的金日成对于前线部队因遭受美国飞机不间断的集群式轰炸而被迫放弃进攻一事“忧心如焚”，情绪极为沮丧，“金日成请求派遣国际空军来为朝鲜人民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否则部队战斗的条件就太困难了”。由于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指示，什特科夫只能继续采取回避的态度，并建议朝鲜人民军“迅速补充部队兵力，把后备部队投入战斗，以便尽快向前推进”。什特科夫还报告，“近期金日成情绪有些压抑”，对人民军“能否在前线坚持下来有些担心”。由于朝鲜空军损失严重，无法对敌作战，金日成只能期待来自苏联的空军援助。
8月26日，金日成通过电话向苏联大使通报，根据他所掌握的情报，美国人打算在仁川和水原地区实施登陆。朝方拟采取必要措施来加强上述地区的防务。当晚，金日成再次借文日之口对什特科夫说，他“仍然想提出请中国同志派军队援助朝鲜的想法，因为人民军目前的前线状况太困难了”，但他想知道莫斯科对此的意见，并提到他几次想给斯大林写信。金日成还表示，要把这一问题提交劳动党政治局讨论。看到什特科夫无意谈论这个话题，文日连忙改口说，上述问题都是他自作主张说的，金日成并没有请他谈这些问题。什特科夫报告说，最近一个时期，金日成越来越对凭借自身力量赢得战争胜利没有信心，因而多次试图征得苏联使馆的同意，以便请求中国军队来帮助朝鲜。但这次通过文日刺探口风后，金日成再未提起过这一问题。
斯大林无法再置之不理了，但他否决了金日成要求提供国际援助的要求，只是说“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再向朝鲜空军提供强击机和歼击机”。直接听到斯大林的意见后，金日成“感到非常高兴，多次表示感谢”，并一再强调这封信非常重要，应该向政治局委员传达，“有些政治局委员情绪不对头，了解这封信的内容对他们有好处”。完全领会了斯大林的主张后，金日成便不再考虑请中国提供援助，而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莫斯科身上。
然而，斯大林此时变得更加谨慎了，他不仅没有及时向朝鲜提供空军援助，就连原来已经确定的为中国军队提供掩护的任务也停止执行了。
但急剧变化的朝鲜战局很快就打乱了斯大林的部署。
莫斯科终于为中国军队开了绿灯
从9月14日到18日，斯大林不断接到战报：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朝鲜局势发生重大变化。
对于朝鲜局势的突然变化，中国领导人立即作出了反应。9月18日，周恩来召见了罗申和军事顾问科托夫、孔诺夫。周恩来不满地指出，朝鲜很少在军事问题上向中国提供情报，中国曾尝试派一些军事技术干部去朝鲜观察战场形势，可是至今没有收到平壤的任何答复。中国人根本不知道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计划，也不了解战场的真实情况。根据官方公布的消息，周恩来建议，如果朝鲜缺少足够的预备队（10万人），就应该将主力北撤，以建立起突击集团，等待决战时使用。周恩来还以毛泽东的名义请求苏联政府提供更为准确的情报。最后，周恩来不无用意地指出，由于没有做长时间、大规模战争的准备，现在西方国家非常担心苏联和中国可能参与朝鲜的军事冲突。“应当利用这种恐惧心理采取能证明我们意图的步骤。从这方面讲，中国军队由南方向东北调动，足以使英美政府感到不安”。周恩来请求把这些意见尽快通知苏联政府并给予答复。
20日莫斯科答复，朝鲜没有及时提供军事情报是不对的，但原因在于他们年轻，没有经验。至于中国对朝鲜作战的建议，苏联同意立即将人民军主力北撤，建立起汉城防线。但是，对于周恩来提出的中国出兵的问题，斯大林没有任何回应。周恩来只好建议金日成集中兵力确保三八线，“坚持自力更生，长期奋斗的总方针”。9月21日，刘少奇再次向罗申表示，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国革命还没有结束”，如果美国在朝鲜占了上风，“中国有义务帮助朝鲜同志”。
在向莫斯科提出援朝问题的同时，周恩来也询问了朝鲜的意见。9月19日，周恩来召见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向他讲述了前一天与罗申谈话的同样内容，并进一步问，美军在仁川登陆以后，“朝鲜政府下一步对中国政府有什么要求”。
金日成建议：“暂且不要通过关于请求中国政府提供援助的决议，而是先给斯大林同志写封信，就是否请求中国军队援助的问题咨询一下他的意见。”他还强调：“如果不请示苏联就擅自请求中国军队帮助，苏联就可能抱怨说，难道我们用顾问和武器来援助朝鲜还不够吗？”会议没有通过任何决议。
金日成已是完全看斯大林的脸色行事，而不到最后关头（即敌军没有突破三八线），斯大林是尽量不让中国参战的。
9月30日莫斯科收到什特科夫的报告：汉城可能已经陷落，人民军主力部队北撤的道路也被切断，并失去了联系。金日成担心敌军会越过三八线，而朝鲜已无法组建新的部队进行有效抵抗了。他恳求斯大林给予“直接军事援助”，如果不行，就“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国际志愿部队”。面对如此紧急的情况，莫斯科终于为中国军队开了绿灯。10月1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要求中国军队以志愿军的方式入朝参战，在三八线以北地区组织防御。斯大林还故作神秘地说：“我没有向朝鲜同志谈过这件事，而且也不打算谈。但我并不怀疑，当他们得知此事后将会很高兴。”
毛泽东接到电报后，迫不及待地在第二天凌晨便起草了同意出兵的回电。但是，这一主张在中共领导层的会议上受到质疑。（这些担心和质疑是有道理的：入朝作战的良机已不复存在，且中国军队最大的弱点就在于武器装备落后和没有空军支援。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信誓旦旦地向杜鲁门保证，此时中国绝不会出兵朝鲜，否则“对他们来说，那将是一次最大的屠杀”）毛泽东不得不答复莫斯科：中国暂不出兵，有关问题将再行讨论。
但随后在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极力主张下，10月5日下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派兵入朝作战的决议。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成立，部队进入了战前最后准备阶段。
10月8日，毛泽东分别正式通知金日成和斯大林，中国已决定组成志愿军援助朝鲜，部队大约在10月15日开始入朝。随之，莫斯科与平壤之间又互通了消息。
中国终于决定出兵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金日成高兴得有些忘乎所以，甚至对中国军队在朝鲜集结的时间、地点和方式都作了安排。但这一切似乎来得不是时候，斯大林此时对苏联空军出动的问题已经另有考虑了。
斯大林的托词与毛泽东的最终决断
10月11日，周恩来等人经莫斯科飞抵高加索黑海边斯大林的休养地，并于当天下午与苏联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周恩来介绍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出兵援朝问题的情况，说明中国出兵将面临巨大的实际困难，强调需要苏联提供武器装备和空军支援。此后彭德怀和高岗曾向毛泽东发急电询问：“我军出国作战时，军委能派出多少战斗机和轰炸机掩护？何时能出动并由何人负责指挥？”
斯大林指出：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所需要的飞机、坦克、大炮等军事装备，但是，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须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能出动。反复讨论以后，双方认为，既然大家都未做好准备，只好放弃朝鲜，及早通知金日成安排撤退。会后，斯大林、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如在一个月内不用相当数量、装备精良的部队提供直接援助，那么由于三八线以北的朝鲜军队无力支撑，朝鲜将被美国人侵占。因执行掩护任务的空军至少两个月后才能到位，装备和培训中国部队至少需要6个月，而那时援助朝鲜已无意义，故决定中国不再出兵。电报最后说，等待毛泽东作出决定。
斯大林说苏联空军没有做好准备明显是一种托词，真正原因分析起来大概有三点：
第一，斯大林一向严禁苏军在前线与美军发生直接冲突，尽管可以在后方提供空中掩护。10月8日，两架美国战斗机侵入苏联滨海地区领空作低空飞行，并对距边境100公里的一个军用机场进行机枪扫射，造成7架飞机被毁。对此，苏联不仅没有任何军事方面的反应，甚至在外交抗议被退回时，竟采取了默不作声的态度。可以想见，当北朝鲜正在变为前线的关键时刻，周恩来要求苏联明确表态出动空军入朝作战，斯大林自然会采取推脱的态度。
第二，斯大林对于中国出兵作战的决心及取得胜利的前景持怀疑态度。在美军尚未越过三八线时，斯大林极力鼓动中国出兵，并表示愿意出动空军给予协助，以便稳定朝鲜战局。但是，当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继续向北推进，而中国在出兵问题上又显得犹豫不决时，斯大林便失去了信心。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气了，说算了吧！”斯大林表示苏联空军晚两个月出动，就是要看先行的中国军队是否能在朝鲜站住脚，从而在时间和空间上给莫斯科留下一个回旋余地。
第三，斯大林还寄希望于通过秘密外交渠道和平解决问题。
毛泽东陷入了极度思考之中。10月13日21时毛召见罗申，宣布：中共中央经过再次讨论决定，“我们应当帮助朝鲜人”。此前金日成已接到斯大林关于撤退的通知，虽感意外，也只得表示遵照执行。莫斯科得到报告说，平壤的政府机关和外交使团从8日已开始撤离，但组织混乱，情绪低落，并对苏联未能及时给予帮助颇有怨言。于是，斯大林紧急电告金日成：“鉴于中国同志作出了这个新的决定，请把昨日发给您的电报中提出的对北朝鲜进行疏散以及朝鲜军队向北撤退的时间先往后拖一拖。”
毛泽东说：“我们的同志以前下不了决心，是因为他们对国际局势问题、苏联的军事援助问题、空中掩护问题还不清楚。现在，所有这些问题都已经清楚了。”14日3时，毛泽东再次发电叮嘱周恩来：主要问题在于两个月内苏联是否确实能派出前线的志愿空军及后方各大城市的掩护空军；武器装备是否可以用租借办法解决。14日21时，毛泽东电告周恩来，已决定10月19日出动12个步兵师、3个炮兵师共26万人入朝，并要周立即通知斯大林。毛泽东最后决心已定，并一再指出，这里的核心问题仍然是苏联空军的出动。中国人的立场和要求迫使斯大林不得不明确表态了。
此时周恩来已返回莫斯科，并于14日致函斯大林，转告了毛泽东的意见，还特别提到了“苏联志愿空军”与中国志愿军在作战时的指挥关系问题。莫洛托夫大概没有弄清斯大林的实际意图，便笼统地答应苏联可以先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歼击机掩护中国军队。当周恩来进一步提出“可否继续出动轰炸机至朝鲜配合中国军队作战”等问题时，斯大林却明确表示，苏联空军即使出动也只能到鸭绿江边，不能配合志愿军入朝作战——这不啻往中国领导人头上浇了一盆冷水。
毛泽东17日急电彭德怀、高岗进京议事，并将出兵日期推迟。经过18日会议的讨论，中国决定，仍于19日出兵朝鲜。毛最终决断说：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就算打不过美国也要打，它总是欠我们一笔账，我们什么时候想打，就可以再打。
斯大林规定：苏联空军只掩护后方，不进入前线
其实，莫斯科并没有袖手旁观，斯大林在任何时候都做好了两手准备。
就在中国决心孤军奋战的时候，苏联空军也在紧张地整编和集结。按照军事部的命令，自10月14日起苏联空军相继组建了第144、第17、第328和第20歼击航空师，准备前往中国。10月19日，即中国出兵的当天，苏联国防部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报告了派往中国的空军和坦克兵的准备情况和具体时间。10月24日，即志愿军入朝后第一次战役打响的前一天，各空军师和坦克团的组建工作结束，并陆续开始按计划发运中国。
尽管做了充分准备，但苏联空军部队并没有接到作战命令。驻华军事顾问科拉特科夫后来接受采访时的说法是可信的：斯大林对毛泽东还是不放心，他一直拖延给空军部队下达作战命令，就是要等到中国军队真正开始战斗。直到10月25日志愿军与联合国军的遭遇战开始后，斯大林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不是民族主义者，不是“亲美分子”。于是，10月29日，苏联顾问通知周恩来，莫斯科已同意苏联空军“在安东担任防空”，并可飞越中朝边境，还答应10天后将基地从沈阳移至安东。
11月1日，苏联空军第一次在鸭绿江上空投入了战斗。这一天，别洛夫航空师的米格15飞机从沈阳和鞍山两个机场各起飞8个架次，在安东—新义州上空击落了两架美国F-82飞机，高射炮还击中了两架。苏方在空战中没有损失。在11月1~12日的最初几次战斗中，共击落美国飞机21架。
在苏军的帮助下，中国空军第一支歼击机部队（第4师）于12月12日完成组建，并由苏联飞行员负责实战训练。自苏联飞机腾空以后的整个作战时期，敌机再无一架接近中国境内被保护的目标及安东渡口和电站。不过由于当时中朝边境只有一个机场，苏联驻军兵力有限，以及雷达和通讯设备缺少等原因，朝鲜境内志愿军后方交通线未能得到有效保护。
1951年春天中国空军参战后，朝鲜后方及志愿军的补给线得到了进一步保障。6月初庙沟机场投入使用后，苏联空军在安东地区部署的兵力增至两个师，“极大地提高了歼击机的作战机动性，并迫使敌空军减少了在安州以北地区的活动”。此后便形成了后来人们常说的鸭绿江至清川江上空的“米格走廊”。然而，斯大林规定的苏联飞行员只能掩护后方而不得进入前线作战的禁令始终没有破除。斯大林给在华苏联军事总顾问的指示更明白：“绝对必要”的是，“中国人在前线只能靠自己的空军”。
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苏联空军通过换防，先后派出10个航空师和4个高炮师参战。航空师共实施战斗起飞64300架次，击毁敌机1106架，自身损失飞行员120人、飞机335架。高炮师击毁敌机153架，自身阵亡68人。此外，中朝联合空军投入作战的有10个航空师（中国7个、朝鲜3个），共实施战斗起飞22300架次，空战366次，击毁敌机271架，自身损失飞行员126人、飞机231架。
中、苏、朝三角同盟与远东冷战格局
不难看出，朝鲜战争是莫斯科点燃的“一把火”，斯大林想在紧要关头让别人为他“火中取栗”，并承诺出动苏联空军给予援助。出于对毛泽东和中共的疑虑，斯大林在“联合国军”没有突破三八线时，不愿让中国插手朝鲜事务，以免损害苏联经过战争控制朝鲜半岛的战略目标；而在危机真正来临的时候又背弃承诺，使中国处于尴尬的境地。朝鲜在危机时刻能够指望的只有来自中国的援助，但金日成既不完全信任毛泽东，又担心斯大林的猜忌。没有莫斯科的首肯，他甚至不敢答应中国一再提出的出兵要求，从而错过了取得战争胜利的最佳时机。
如果毛泽东同意了黑海会谈的决定（不再出兵朝鲜），那么不仅朝鲜将被美军占领，使中国安全面临威胁，中苏同盟亦将名存实亡。考虑到中国当时所处的恶劣环境及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和责任，毛泽东决心孤注一掷、背水而战，最终使中、苏、朝重新联手抗敌。
这场战争也使三国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同盟关系显露无遗——既相互依赖、利益相关，又互不信任、心存疑虑。在中国出兵之前，莫斯科对北京一直怀有戒心，而金日成对斯大林则是言听计从；中国出兵以后，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变：中国成为先锋和主力，而在北京与平壤不断发生的分歧和冲突中，莫斯科基本上都支持了中国的立场和主张。中、苏、朝三角同盟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
中国参战后不再是美苏冷战的中间地带，于是台湾地区和日本的战略地位便凸显出来——苏联联合了中国和朝鲜，建立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战线，而美国则把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纠集在一起，构筑了东亚地区的共同防御体系。远东冷战的格局从此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