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说的品格

（这篇文章是作者的投稿，写得非常不错。我感觉很多看法，是有过写作甘苦的人才有的。作者最后透露，他已经写了一年多的小说。从文章可以看到，他对我的小说比较熟悉，看过很多，甚至连《赤壁》都看过了。让我感觉有些脸红。因为工作原因，时间原因，我以前每本小说都没能竭尽全力，现在失业了，年纪也到了，很有雄心勃勃干一票大的，也就是竭尽全力写一本小说。不过想到未来的生计，又对这种理想感到忐忑。）

《刺杀孙策》是一本小书。与《亭长小武》，《婴齐传》等几十万字的大部头比，不过十万字，一下午便可翻完。但读后，却头一回有了想为梁惠王的作品写点什么的愿望。过去的几年，半为学习，半为兴趣地看了一些近年的历史小说，风格各异，在此，也权当管中窥豹，做一梳理总结。

视角与结构

梁惠王的《亭长小武》很早就出名了。大概还是大学时期，就听家人说，有一部古文献专业人士写的历史小说，颇可一读。然而彼时沉迷于西方古典小说，并未在意。多年后，重新拾起中国历史故事，又听鱼师提起梁惠王，才真正开始读《小武》。

《小武》给我的第一观感很奇特。以一个小人物切入的开篇，在西方当代小说中常见，但是在中国历史小说中可谓少见。毕竟我们习惯的序章，是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承袭自《左传》的天降异象，圣人出世。而《小武》的开场镜头，摇得非常非常低，几乎是在土里。不是《战争与和平》开篇那种贵族客厅中的坐而论道，甚至连《红与黑》中的优美的远景空镜头描写也没有。后来看梁惠王的采访，得知其受库切、奈保尔等当代作家影响很深，才恍然大悟。

同样，主人公也是非常当代小说式的，没有显赫的家世，也不是流落民间的王族后裔，更不是身负血海深仇的壁橱少年。他就是一个现实主义的，郁郁不得志的低级官吏。

这几乎是梁惠王所有小说中（除了作为剧本创作的《赤壁》）的常见主角模版。小人物的视角切入，在历史小说中，尤其是中古以前的历史小说中，其实是很冒险的。

一方面，是在中国的传统史料中，得到更大篇幅的往往是帝王将相的生平，或者是改变历史轨迹的某个重大事件，一个普通人，尤其是非士大夫的普通人的衣食住行，乃至所思所想，无论是在史料中，文学作品中，还是学术研究中，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如何写，以什么标准去写，都是需要作者仔细思考的问题。另一方面，我等普通读者，对于一个上古时期的小人物的认知，也是极其匮乏的。脱离了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脸谱，脱离了宏大叙事的背景板，如何把一个千年之前，细节残缺，面容模糊的小人物，写得让当代读者心有戚戚，乃至深深理解此人的一言一行，理解依附于此自然发展的情节，而又不落入“穿古装讲当代故事”的常见窠臼，简直是难上加难。

梁惠王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做了开山立派的工作。作者扎实的专业素养对此的贡献，不用赘述。更难得的是，作者在不断地尝试使用当代小说的诸多技巧，使一个个古代人物，能以非常易于理解的当代化视角出现在文本中，同时，又没有丢失那种至少是在我看来非常纯粹的古典气质。

如果我们按创作顺序阅读这几部小说，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叙事探索曲线。在《小武》中，虽然视角是沈武这个不太常见的小人物，但是叙事的形式还是像古典章回小说那样，以起伏的线性情节抓住读者，镜头虽然低，但是离人物本身并不近。《赌徒陈汤》则有一种罗生门似的结构，以不同人对同一人的回忆视角，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形象。到了《鹄奔亭》，人物的数量减少，层次增多，以大量的闪回，类意识流的心理描写来塑造主角，刻画了我认为是梁惠王所有作品中最肝肠寸断的爱情，但同时又是一个悬疑小说的主体结构。

《楚墓》则更进一步，干脆引入了现代部分的双线结构，试图以跨越时空的两个视角的互相映衬，造就出一种同主题，双声部的回响效果， 同时，维持了一个很强的解谜故事结构。在梁惠王的采访中，他认为结构是一部小说最重要的部分。结构，一方面，就像流行的类型文学写作指南和编剧手册说的那样，是抓住读者注意力的主要手段，但是另一方面，精致的结构，也使得某些更精妙，更复杂的文学性的追求成为可能。

刺杀孙策》为例

且以《刺杀孙策》为例。这部作品虽然篇幅不长，核心事件所涉时间跨度也不长，但是其结构的坚实，像一部剪辑优秀的犯罪电影。开篇的三个楔子在无声无息之间，交代了整个核心事件的多重缘起，以及最终结局。

初读时有些莫名其妙，但是当掩卷之时，忽然想起楔子中早早设下的那一幕，甚至翻回再看，不禁悲从中来，不可断绝。这种力量，是线性叙事无法达到的。它是一种比普通的修辞技巧更为强有力的修辞手段，调动的不是读者对于单一语词的感知，而是一种更为立体深刻的，对于时间和因果律的体察。我们随着主角费尽心力达到的，是一个早已摊开的结局。

《刺杀孙策》的正文采用的是比较典型的多线叙事。在三十余个章节中，独立的叙事角度有五个以上，这对于一本十万字的小说，数量可以说很不少。但是作者成功地在这样短的篇幅内，作出了层次感。

作为主角的尹昭，无疑是深挖的，可以看出所用视角和《鹄奔亭》中的何敞相似，同时加入了更多的动作戏，使得情节更加紧张；通过与同僚，与百姓，与宗族，与小家庭之间的多重互动来塑造主角，则让人想起了《赌徒陈汤》中的视角拼接；最后，主线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杀人案件，在写人同时，情节坚实推进，保持了足够的悬念。可以说，在叙事手法上，是集之前几部小说之大成的作品。

配角人物的设置也有值得称道之处。

首先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韩当 - 杨赏，孙策 - 尹晃，韩当 - 尹昭，孙策 - 尹昭这几次互动的写法。单就每一个情节来看，并不出奇，但是放在一起，手法就很清晰了。这几次互动，都是以一个地位较低之人拜会一个地位较高之人的场景，来揭示出一个传闻中的“儒将”，“天神一样的将军”， 究竟真实面目为何。韩当和杨赏的会面可谓是前半部分的第一个高潮，在以往的三国历史小说中绝少出现，初读匪夷所思，不免要细细思考这背后的逻辑。

及至再读到孙策和尹晃的会面，不同的场景，几乎是同样的结局，悲恐之余，对作者笔下的别样视角，却也是进一步地接受了。加之中间穿插的，韩孙氏与阿蘅的互动，乃至开篇楔子中吴老夫人的一席话，作者笔下的那个狞厉的东吴，在悄无声息间，已经深深地在读者心中扎下了根。

在幻想类小说里，我们通常讲，这就是讲完设定了。无论是一个剑与魔法的世界，还是一个星际航行成为常态的世界，总要有一些篇幅让读者接受这个世界中与众不同的部分。很多初阶的作者会在一开头就抛出大量与情节发展无关的设定，然后再在此之上讲故事。而老练的作者，则是会先让故事慢慢发展，同时一点点地，揭示出因为设定而导致的不同之处。同样的概念，也可以运用在这部作品里。虽然没有超自然的部分，但是作者对于那个时期的视角和态度，是很不同于已有认知的，所以，需要这样一种润物无声的手法，慢慢建立这个世界观。

这样，及至最后，所有线索交汇到一处，孙策 - 尹昭的会面，会发生什么，也就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了。前几次的会面不光在形式上是这最后一次会面的预演，也给读者的情绪和认知，打下了足够的铺垫。

另外，这也让我想起了《红楼梦》中以晴雯写黛玉，以袭人写宝钗的手法。虽然与《红楼梦》的洋洋大观相比，《刺杀孙策》中的配角人物因为篇幅的缘故，并没有那么立体，但是这并不代表配角人物就一定是呆板而乏味的工具性人物。一个好的场景，几句好的台词，足可以立起一个让人难忘的配角，同时对情节的发展，主要人物的塑造作出有力的贡献。

就比如全书的第一个楔子，孙策和吴老夫人在酒宴上的对话。读完再看，我们知道，这是交代了全书核心事件的缘起。但是，在初读之时，我们恐怕更多地是被吴老夫人和孙策两人的突出性格抓住了眼球。在后续的阅读中，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从韩孙氏身上，从韩当身上，感受到了这种性格的影子。影子和本体相互映衬，使得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一种并不曲折的人物性格，变得层次鲜明，韵味悠长。

值得提出的是，这个场景在梁惠王之前的作品《赤壁》中也出现了，细节基本一致。《赤壁》可能是作者最不受好评的一部作品，但是其中尝试采用了大量的现代小说式、乃至剧本式的叙事手法，在我看来，直接对梁惠王后来的作品作出了贡献。在这之后的作品越来越“好读”，我觉得《赤壁》功不可没。

说到这里，有一句题外话。在竞技项目中，有个概念叫做delibrate practice。中文可能可以翻译成“分解训练”或者“单项训练”，对于写作者来讲，这也是个非常有启发性的概念。比起在自己的舒适区里，无意识的重复性写作，对于不同技巧有意识的，针对性的探索和练习，才是不断进步的基础。探索的结果可能不会立即体现，甚至有可能出现失败的作品，但是无论如何，它总会在今后的写作中留下印记，甚至发出前所未有的光芒。成为《刺杀孙策》凤头，甚至统领了全篇的这个场景，在《赤壁》中，不过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

其他可以细讲的地方还有很多，譬如梁惠王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我以为是所读当代历史小说中最出色的），譬如《刺杀孙策》中我认为可以再稍作延伸的部分（比如关于燕崇），但是篇幅有限，在这里，我还是只说最关键的，也就是让我们喜爱读历史小说，而不是同样有着精巧结构，出色人物的其他类型的小说的原因。

美学

一个宽泛而模糊的概念。在“古风”，“古言”，“古偶”当道的今天，究竟什么是历史小说的美学，是一件非常难定义的事情。是所谓华美的语言，典故，还是什么历史知名事件的改编，甚至是服化道上的精益求精？就我个人的阅读经验而言，在写作中，审美是很难学习的。

一位作者可能讲得出流畅动人的故事，设定也合理无硬伤，看起来挺舒服，但是那种让人悚然一惊，只想大喊“作者是自己人”的时刻，非常非常少。而作者的趣味，阅历，思考，气质，在长篇的写作中其实非常容易暴露。但是，也正是这些难以量化，难以描述，难以“影视化”的东西，让梁惠王能够独树一帜。

以下的讨论纯为主观感受。且以马亲王和梁惠王作比较。两位都是我很喜欢的作家，在当代历史小说中，也都是极高水准。但是在马亲王的长篇中，虽然故事发生的背景，细节都很考究，但是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气质仍然是现代的，通俗的，甚至有时很“燃”的。比如说马亲王的近期的口碑之作《长安十二时辰》，在《24小时》似的精彩故事框架之外，我记得最清楚的，大概是这个场景。这个场景可能也是所谓的“中心思想”场景，是作者借主角之口能达到的最深处。

“东市的阿罗约是个驯骆驼的好手，他的毕生梦想是在安邑坊置个产业，娶妻生子，彻底扎根在长安。长兴坊里住着一个姓薛的太常乐工，庐陵人，每到晴天无云的半夜，必去天津桥上吹笛子，只为用月光洗涤笛声。我替他遮过好几次犯夜禁的事。还有一个住在崇仁坊的舞姬，叫李十二，雄心勃勃想比肩当年公孙大娘。她练舞跳得脚跟磨烂，不得不用红绸裹住。哦，对了，盂兰盆节放河灯时，满河皆是烛光。如果你沿着龙首渠走，会看到一个瞎眼阿婆沿渠叫卖折好的纸船，说是为她孙女攒副铜簪，可我知道，她的孙女早就病死了。”说着这些全无联系的人和事，张小敬语气悠长，独眼闪亮：“我在长安当了九年不良帅，每天打交道的，都是这样的百姓，每天听到看到的，都是这样的生活。对达官贵人们来说，这些人根本微不足道，这些事更是习以为常，但对我来说，这才是鲜活的、没有被怪物所吞噬的长安城。在他们身边，我才会感觉自己活着。”他说到这里，语调稍微降低了些：“倘若让突厥人得逞，最先失去性命的，就是这样的人。为了这些微不足道的人过着习以为常的生活，我会尽己所能。我想要保护的，是这样的长安——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吗？”

一个身陷囹圄，重压之下对抗体制和异族的超级英雄。尽管讲起长安的街坊头头是道，尽管典故和史实的穿插十分融洽，情绪的渲染也恰到好处，但是每个读者都明白，这是一个好莱坞式的英雄故事。历史的背景板，无论怎样地还原了历史，或是影射了现实，也仍然是英雄的背景板。在这样的设定下，我们不再会真正地把自己的生活带入到主角或者配角身上，他们的喜怒哀乐，比脆弱的史书中的字句，更加遥远。

而在梁惠王的作品中，类似这种“中心思想”很少，即使勉强说有，也往往是一些极其细小的场景。比如在《刺杀孙策》中，是全书末尾的这一段。他展开那本书，封题写着两个篆字《古诗》，也没指望百里宣能带来什么好书，只是心中凄然，想读点东西排遣，但一打开，读到第一句，立刻战栗起来。这是谁写的，写得也太好了。读在嘴里，只觉得口舌生香，中心摇摇，不能自已。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倚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尹昭没有什么远方朋友，再读下一首，还是极好：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

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他当即忍不住，眼泪滴下双颊，李君平走过来，跪在他身边，抱住他，任凭他的身体在自己的怀里颤抖，嘴里只是无意识地喃喃安慰：”不哭了，不哭了，其实人总是要死的。早一会晚一会罢了。“

“可是他还那么年轻……”

如果说《长安十二时辰》是超级英雄大片，那么《刺杀孙策》让我想起的，则是更“文艺”一些的作品。虽然是一部以探案为主线的悬疑作品，但是它的气质，是近年某些最好的剧情片里所有的。而且，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梁惠王的作品虽然描绘小人物的困顿生活，但是并没有一味地卖惨卖苦，相反，那种生活中的苦难和幽默相结合的感觉，是我在《海边的曼彻斯特》，《三块广告牌》之类的作品中常常感叹的。这些是真正的好电影。如果是国内的导演来拍摄《刺杀孙策》，我心中的理想人选可能是曹保平或者忻钰坤 。

没有硬性的标准，来判断这两种写法的历史小说哪种更好。就像科幻小说往往反映作者对科技，对世界的认识，历史小说，反映的也是作者的史观。历史，历史上的人与事，究竟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究竟什么东西已经消逝，什么东西仍然相通，究竟我们探寻的，想要保存的是什么，在作者的笔下，其实是很明晰的。想清楚这一点，很多争论也变得毫无必要。比如科幻小说中的软硬之争，历史小说中的史料真实与否之争，语言风格之争等等。梁惠王本身对于小说的历史感很有研究，比如在签售《楚墓》时的演讲，就从很多非常好的细节上谈及了创作的心得，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需要写作者从审美观念上，仔细思考，自己想要呈现的，究竟是怎样一个世界。

作为一个写了一年多虚构作品的小白写作者，我深知，一个个世界在写作者的心中，就如薤叶上的朝露，虽然在阳光之下璀璨炫目，但是稍不留意，就会消失殆尽。真正的溪流，江河，乃至大海，是日复一日的辛勤练习汇集而成的结果。不过，在感叹江河之浩荡的同时，曾记否，是最初的那些露水，才让一切有了开始的可能。那一个个令读者和作者本人都心旌摇荡，掩卷之后仍然魂牵梦绕的世界，早已在露珠折射的光芒中显现。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