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法学院教师战“疫”之声（三）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自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发生后，人大法学院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学院党委组织民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国际法等领域专家学者针对疫情防控的法律依据、民生保障焦点热点问题以及疫情面前可能涉及到的劳动者权益保护等法律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研究，提出专家法律建议报送有关部门，并通过新闻媒体和学术刊物公众号等多个途径向社会发布，发出法学专家声音，提供正面舆论引导。

在法学院党委的领导下，法学院全媒体中心现开辟《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人大法学院教师疫情防控观点与论述专栏》，采编法学院教师发表的疫情防控有关的观点、文著，并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微信公众平台以及人大法学院官方网站上推出。读者可通过上述渠道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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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好志愿者就是保护好社会良心。在我国志愿服务组织管理体制发生重大调整，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的角色和作用被赋予更大的社会期盼、社会责任的当下，早日出台我国的志愿服务法作为志愿服务领域的龙头法，以提供更强有力的法律保障，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

自疫情爆发以来，民航局及时落实中央指示，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等系列工作要求，及时采取措施降低春运返程高峰期疫情通过航空器传播的风险，执行运输海外中国公民归国任务等行动。为了更有效的落实中央依法开展疫情防控的要求，特就疫情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涉及到的依法防控、处置措施合法性、未来法治完善等相关法律问题结合民航防控工作实务，访谈了我国著名的法学家莫于川教授。

涉疫情防控政府通告，不仅已经涵盖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更是关乎每一个人的权利、义务，而且它的实际功用和适用范围也具有多样性，已超出固有的公文定位。那么，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涉疫情防控政府通告依据的法律法规有哪些？哪些主体有权发布？是否每一个通告都有法律强制力？对于需要紧急发布的通告，有没有程序性要求？如何判断其内容合法合理？带着这些疑问，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法学院教授莫于川。

While China is progressing in its battle against the novel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China and the Chinese people are being stigmatized in some parts of the world. Some Chinese and Asians are being discriminated against, harassed and even physically assaulted in some countries. These behaviors are contemptible, as China is making huge sacrifices to guarantee people's health and safety and prevent the epidemic from spreading outside.

据说“大流行”源于希腊语，字面意思是所有人。顾名思义，部分媒体用它来描述人际传播的范围广大的流行病。简单来说，“大流行”意味着突发传染病已经来到了严重的阶段，尝试在源头的遏制措施（containment）已经不能有效延阻疫情的传播。相应地，各国应该将重心放在减灾措施（mitigation）上，比如扩大社交距离、增强医院救治能力等。其实，世界卫生组织的基本法律文件中并没有出现“大流行”这个词汇。世卫组织总干事也明确承认这是世卫首次确认由冠状病毒引起的“大流行”。那么世卫评估、界定和宣布“大流行”的依据是什么？世卫总干事在发布会中指出“以大流行来描述当前局面并不会改变世卫组织对病毒威胁的评估，不会改变世卫组织正在实施的行动，不会改变各国所应当采取的行动。”如果“大流行”的判断不是基于对疫情威胁的评估，那是基于什么？

在这种比较与竞争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和想法。世卫-中国联合专家组高度赞扬了中国的措施，但我们同时理解，不是每一个人都都是中国粉丝。有的人认为这仅仅是应对措施的选择，有的人认为这是措施背后的体制和意识形态差别。不同的理解并不关键。关键的是，不论你有什么个人意见，都应该意识到这一点：新冠病毒已经把人类带到一个康德意义上的世界主义时刻：你不需要喜欢你的邻居，但在此时此刻你必须和她在一共应对,走出危机。大流行疫情已经让我们失去了很多。它带来的痛苦已经足够。即使不谈携手，我们也需要为此共同奋斗。国家之间可能有意识形态之分，但病毒没有。所以请不要用无意义的指责来毒化公众。

要通过指导和示范将利弊得失分析透彻。一方面，要继续敲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警钟，让人们充分认识到，虽然疫情基本被控制住了，但并不是毫无感染的风险，应当继续加强防护；另一方面，要结合疫情防控进行耐心细致的指导和示范，使相关文明行为规范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和习惯。把道理说清楚，有助于引导旅游、社交乃至生活各层面实现理性、安全的治理。在疫情防控这种特殊时期，即便疫情基本被控制住了，扎堆到名胜景点旅游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对于这种行为进行规范，应当着眼于宣传教育，同时要强化指导和示范。

依法治理是实现我国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战略意图的重大考虑，也是补齐从这次防疫工作中暴露出来的制度短板的紧迫工作，我们只有统筹法治与改革，加快公共卫生治理工作中的重点领域立法，通过推进立法切实增强治理效能，才能实现国家公共卫生安全的长治久安。

在为新技术助力防控疫情感到欣喜的同时，我们必须关注人工智能可能的伦理风险。这里所说的伦理风险，不限于因技术尚不完善导致的负面后果，而是与技术本身的特征和它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相关。人们常见的担心是，政府在防控疫情的名义之下使用了人工智能系统来阻止病毒传播，可能会带来隐私信息泄漏、更多的政府滥权等结果。但是，对人工智能伦理的反思不限于直接的风险。如果是技术尚不完善，其负面后果还可以通过完善技术加以解决；如果是因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特征带来的伦理问题，则需要更深入的探讨。

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了我国在相关领域的法治缺陷，一种新的例外治理模式已经形成。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的确立比较晚，是公共卫生法、紧急状态法和法治共同融合的产物，以健康权利为最高保障目标，兼具必要性、科学性和程序性，注重协调与合作。中国目前欠缺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法治，需要通过多部法律调整紧急状态，建立稳定明确的领导指挥体制，赋权地方和社会，构建全方位的合作框架，强化两类监督，依法进行善后处置。

人大法学院防控新冠疫情系列推送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