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 刘正琛：公益20年，守护生命微光

原创 UG&PG 北大光华本科研究生

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创始人兼秘书长刘正琛

2002年1月，他创办北京大学阳光志愿者协会，建立起中国第一个民间骨髓库——阳光骨髓库；2009年，在他和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正式成立；2013年，“新阳光”第一批从非公募基金会转为公募基金会；2018年，“新阳光”成为第一个与世界卫生组织签署合作协议的中国公益组织……“如果我能使一只知更鸟免于忧伤，我就不虚度此生。”《知更鸟》中的这句话正是他的心声。

本期《对话》的嘉宾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2000级产业经济学硕士校友刘正琛。他曾当选首届“北京十大志愿者”、“首都十大公德人物”、“全国十大社会公益之星”、《大学生》杂志年度人物等。

从“抗疫”谈起，“新阳光”在行动

1、 武汉封城后，“新阳光”迅速采取了抗疫救援行动，请谈谈救援的初衷及具体开展了哪些行动？

“新阳光”本身是一家从事医疗卫生的公益组织，面对武汉封城这样的严重疫情，我们没有办法袖手旁观，必须要行动起来。

我们从1月23日开始征集“新阳光”湖北地区合作医院的需求，像口罩、防护服这类防疫物资都有需求。1月24日除夕上午，我们开始寻找口罩采购渠道。下午我们在淘宝公益平台上线了募款项目，当天就募集了5700多万元善款。但是在采购防疫物资的时候，我们发现很难从正规渠道买到，因为当时国家已经对口罩、防护服采用了国家统购的方式。

一个多星期后，我们改变了思路，不再采购国家统购的口罩、防护服类防疫物资。国家疾控中心向我们介绍了16家湖北地级市疾控中心的物资需求，我们就开始给疾控中心采购荧光PCR仪、自动核酸提取仪等物资。

另外，我们对接了青海省援助湖北医疗队。他们的反馈是口罩、防护服这些防疫物资可以先不买了，虽然存货量也不多，但每天都能从政府领到一些。青海省援助湖北医疗队前往的武汉市新洲区人民医院只有一个ICU，病房只有十来张床。他们仅有两台呼吸机，后来国家援助了一台，共有三台，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从正月初八前后，我们就开始采购医疗器械。

我们采购的物资有三大类：1）消毒防护类物资，包括口罩、防护服、酒精、等离子空气消毒机、紫外线消毒灯等；2）诊断类物资，包括荧光PCR仪、核酸提取仪、核酸检测试剂盒等；3）治疗和监护类物资：包括呼吸机、高流量湿化氧疗仪、制氧机、脉搏血氧仪、监护仪等。

青海省援助湖北医疗队医生进入缓冲区之前的背影

武汉市中医院汉阳院区接收谊安呼吸机

2、仅在阿里巴巴公益平台，“新阳光”筹集善款已达5700余万元。您认为，这一相当高的募款额背后，依靠的是什么？说明了什么？

我认为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祖国面对一个灾难性的事件、公共卫生的紧急状况，公众有非常高的捐款热情。而且此次公共卫生危机非常严重，如果不控制住湖北，会影响到全国。第二方面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责任感非常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第三个方面，“新阳光”的动作相对迅速，运作也非常规范。我们从除夕就开始募捐及采购物资，那时候很多公益组织还没有开始募捐。“新阳光”的捐款企业给我们的两个评价就是高效和专业。这是我们多年来做医疗卫生公益的积累，这些积累在紧急时刻得到集中体现。还有就是我们新阳光整个团队非常有凝聚力，在面对这样一个国家危机的时候，我们所有团队从正月初三开始全面复工。

3、在“新阳光”官网，已经发布了抗疫善款的第66次执行反馈。“公开透明”是慈善的生命线，“新阳光”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努力，有怎样的标准？

“新阳光”的机构使命与愿景就是做透明有效的公益，为更公平更美好的社会而行动。我们做的工作包括了两方面：一方面是我们每天晚上不管多晚都会更新当天的项目进展，进展包含采购了哪些物资、比价单、物资物流的进度等等。第二方面是我们的标准是非常高的，持续做项目资金的使用公示，连续两个月都是每天公布，之后按照每个星期进行公示。

4、请您谈谈截至目前，“新阳光”在抗疫救援中取得的成果，以及未来的计划。

“新阳光”可能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做连续疫情援助的，从国内湖北疫情到国际疫情，然后到北京疫情，我们都在持续做。

在湖北疫情援助方面，我们主要做了物资捐赠、药物研发资助、社会组织服务资助、基层社区工作者抚恤金、心理创伤治疗师培训和服务资助这五个方面。第五个方面是因为我们发现，疫情带给人们的心理创伤非常大，我们与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展开合作，建立了一个长期的心理创伤治疗师培训项目。因而，我们在湖北既有短期的物资支持，又有中期的社会服务，还有相对长期的心理创伤治疗师培训和服务资助。

在国际疫情期间，“新阳光”共筹集善款4000多万元，向伊朗、塞尔维亚、西班牙、印度尼西亚、英国、美国、意大利、波黑、泰国、日本、阿富汗、南非、马来西亚、德国、法国等15个国家提供了援助物资。

剑桥大学Papworth医院感谢平安保险（集团）和新阳光的支持

在北京疫情援助方面，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有创新性的工作。北京疫情期间天气已经非常炎热，医护人员非常辛苦，每天穿着三层防护服在炎热的夏天为大家进行核酸检测。我们和北京疫情防控指挥部核酸检测工作组对接，一个星期后，我们采购的移动核酸采样工作站就已经到位，捐赠给北京地区13家医院17台移动核酸采样工作站。

医生正在测试采样流程

北大第一医院安装就位的核酸采样工作室

下一步我们会对疫情之后的康复者、罹难者家属、公务人员等等，做心理支持工作，这是一个会持续两到三年的项目。另外，我们也在支持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做疫情的梳理和总结，探讨“面对紧急公共卫生事件，如何更高效专业地做出反应”。

“新阳光”的现在与未来

1、创立以来，“新阳光”在哪些方面取得了可圈可点的进展？

在患者资助方面，我们已经帮助5000多个家庭，总金额超过了1.8个亿；我们建立了国际上规模最大的病房学校；另外就是政策推动方面。

我们所服务过的云南的孩子，已完成移植顺利回家了

我们不仅做直接救助，也支持民间组织发展，特别是支持一些医生、患者去发起公益组织。比如曾支持北京儿童医院周翾主任发起儿童舒缓治疗基金。儿童舒缓治疗基金是给无法治愈的孩子提供心理、社会和疼痛管理服务。舒缓治疗不仅是在提供直接救助，也推动了相关学术发展，获得了专业领域的认可，比如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学组专门成立了儿童舒缓治疗亚专业组。

此外，我们还在开展儿童兜底式治疗救助、儿科医生的系统化培训、卫生技术评估，推动合适的药物以合适的价格进入医保目录，为患者家庭节省治疗费用，减轻家庭经济负担。

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血液学组儿童舒缓治疗亚专业组成立大会

2、从无到有，从创建“阳光骨髓库”到形成多种救助项目，“新阳光”不断向上生长。过程中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人和事？

第一例骨髓配型成功，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捐献者是北大医学部学生穆颖，她捐赠的时候是2005年，当时她正在读临床医学八年制博士的四年级。她勇敢地去捐赠造血干细胞，拯救了来自江苏的患者小敏（化名）。

捐献者穆颖和患者晓敏在移植一年后第一次见面

然后就是我们这次武汉疫情期间得到了淘宝平台上面接近100万爱心网友的捐赠支持，这是我们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互联网募捐项目。近100万网友的爱心和沉甸甸的托付，让我们必须兢兢业业、如履薄冰，这也是让我极其印象深刻的事情。

3、 “新阳光”成立近20年，之于您有着怎样的意义？

“新阳光”成立于2002年初，已经近20年。那时候我24岁，我经常开玩笑，“新阳光”是我的大儿子。我还有两个女儿，一个三岁半了，另一个快一岁了。一开始是非常艰难的，连合法身份都没有，作为一个学生社团，做着公益组织的事情。我也没有合法身份，只能以北大阳光志愿者协会的身份来运作。直到2009年，我们成立了基金会，才得以不断发展，发展过程中也遇到很多很多困难。

事实上，中国民营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所有困难，我们在“新阳光”的发展历程中都遇到过，包括内部管理、绩效考核、组织文化，还有我个人作为创始人的定位。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个人成长的过程，越来越知道谦卑的重要性。

我也很幸运，2018年12月到2019年1月，在光华管理学院担任实践导师，开了一门课叫《公益组织管理》，这门课让我自己对公益组织管理有了进一步反思和研究。

刘正琛在光华管理学院给学生们讲授《公益组织管理》

4、您对“新阳光”的未来有怎样的规划与憧憬？

我们的愿景是做透明有效的公益，为更公平更美好的社会而行动。目前，我国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希望能够为更公平、更美好的社会而努力和行动。在这个过程中，医疗和教育是两个特别大的社会问题。我们的重点是在医疗方面，我们正在通过系统性的方法推动医疗卫生体系的发展，联爱工程就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公益“老”人谈慈善“新”悟

1、您在“新阳光”的组织管理方面有哪些探索？

我们正在运用的是阿米巴的管理方式。在管理体系方面我研究了很多，包括KPI，最终选择了阿米巴。有几个原因：第一，稻盛和夫的哲学思想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和西乡隆盛。西乡隆盛是日本明治维新三杰之一，他的思想很多来自于中国的王阳明先生。第二，是阿米巴核算，像是一个“监护仪”。它并不是真正的独立核算，而是在确保工资保密的前提下，让每一个组能够看到各自的人均工作小时能效。这不是绩效主义的管理方式，不是KPI，因为即使你完成了，也要看因为什么原因完成，是偶然因素还是什么。第三，来自于英文的日语发音叫Company，像机构内部一起聚餐，共同分享。

我个人觉得，稻盛和夫能够白手起家创业，把京瓷带到这么高的高度，一定有它背后的原因。他在70多岁高龄还去拯救了日本航空，也是非常杰出的一个成就。稻盛和夫管理思想的核心就是阿米巴的管理体系，还有工作哲学手册等等。这是我们正在做的——管理模式的变化和贯彻。

2、请您谈谈做公益的“幸福”与“烦恼”？

做公益的幸福在于我们能够帮助到很多人，包括直接帮助一个个生命，支持其他公益组织，推动一些政策变化，帮助有爱心的医生、有爱心的患者的家属，他们再去发起公益组织，这是很幸福的事情。

烦恼在于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曾经有位领导感慨说，在中国做好事比做坏事要难很多。因为做坏事一个人就做了，但是好事要得到很多很多人的认可和支持才能成功，特别是推动一些体系的变化。举个例子，我们希望推动青海儿科医生激励机制的提升，但是想去民族地区做调研都很困难，直到最后一刻才成行。因为要有省级政府部门的介绍，但是政府部门也很忙，如果政府部门对我们没有绝对的、120%的信任和支持程度，那就不可能。所以想做好事儿确实很难，但是后来想想也释然了。如果很容易做，那就不需要我们做了。

3、对于青年学子参与公益，您有哪些期望与建议？

公益属于公共服务领域，是很值得去投身的领域。有一个北大金融数学系本科的同学跟我说：看了大家的通讯录，觉得你做的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事情。我想这可能是他有了一定的社会阅历、经历了一些周围人的生老病死之后的感慨——生命和爱，才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希望大家做好充分的准备，因为美好的事情是有代价的。比如想买一台好的电脑，我们需要花几千块钱作为代价。拯救一个生命，需要很多很多人的努力。要想改善一个系统、拯救很多生命，则需要更多人的努力和更大的代价。做公益，需要我们有更高超的智慧去研究，去探索更好的解决方案。

建议大家一方面要意识到很多公益的工作确实值得我们去做；第二是这个代价不低，不仅仅是要有资金，更重要的要有更先进的思想，更系统化的模式来改善目前的状况。要持续地去学习，不仅要学习一个领域，而且要学习多个领域。我们做医疗卫生不仅要了解临床的知识，还要了解卫生经济学，要了解公共卫生体系，要了解政府的职能架构等等。我们要推动政策，还要了解政府的优先级是什么，我们的工作如何能跟政府的优先级对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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