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子德：我到这里工作是出于不满甚至仇恨

2月28日，中国计算机学会（CCF）宣布，其秘书长杜子德卸任，由唐卫清接任。

杜子德发表告别演讲。

“一个时代的结束，又一个时代的开启。”在杜子德为此次告别所发的朋友圈下，CCF副理事长、创新工场人工智能工程院首席科学家周明做了如此点评。

杜子德担任CCF秘书长近17年。2004年4月之前，CCF没有个人会员，年会每4年召开一次，秘书处只有4名员工。“那是多么简单啊！但没有个人会员的学会不是真正的学会。”杜子德在其《CCF向何处去？》一文中这样写道。

2004年4月17日，杜子德赴任CCF秘书长一职后，与时任理事长李国杰院士搭档，开启了CCF的变革之路。在其任期内，通过改革治理架构，以及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NOI）、中国计算机大会（CNCC）、计算机软件能力认证（CSP认证）等品牌活动和服务产品，CCF付费会员发展到8万多人，年度收入超过9000万元，搭建起了包括会员优惠、差额竞选、评价淘汰、奖励推荐等在内的完善的治理结构。

自2021年3月1日起，唐卫清正式开始行使CCF秘书长一职。唐卫清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2017年起任CCF专职副秘书长。他表示，未来几年，他将和中国科学院院士、CCF理事长梅宏一起，将CCF带向一个新的高度。“我们希望，CCF的付费会员能够达到10万人，年度收入超过1亿元。”

梅宏表示，未来CCF将继续朝着“企业化”“行业化”“国际化”的目标迈进，吸引更多的IT企业从业人员加入CCF并积极参与活动，实现CCF在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平衡发展，加强与别的行业领域的合作和融合，推动CCF走向国际，进一步提升影响力。

以下是杜子德在CCF秘书长就职典礼上的告别演讲。

今天是我在CCF以专职人员的身份工作的最后一天。我从1996年9月1日到CCF工作，到今天已有二十四年半。我从2004年4月17日担任CCF秘书长以来，任职十六年又十个半月，将近十七年。CCF是我一生中在一个单位任职最长久的机构。

我是从旧体制到新体制的过渡性人物。我原来在中科院计算所工作，到CCF本不是我自己的选择，而是一种制度使然和偶然因素。所谓制度使然，那就是当时CCF挂靠在计算所，该所必须为学会配置一名未来的秘书长人选。如果没有挂靠制，我就不太可能到CCF工作。

而当时的所领导之所以选择我，不是因为我的什么背景，也不是我在运营NGO方面有什么经验，而只是因为发现我平时似乎还能“张罗”点事儿。

但是，我到CCF工作意味着我要离开我热爱的科研工作，技术职称很难得到提升，薪酬也会降低许多。

当然，我到CCF工作的理由也决不是为了轻松，更不是出于对它的热爱，而是对它的不满甚至仇恨，因为我到来之前，尽管这个机构的行政总部就设在计算所，但我却不能从它那里获得任何价值，它对我的专业发展没有丝毫的帮助。

我当时想：如果我来运营CCF，我能不能使得这个组织改变，进而不让别人痛恨而是带来价值？这就是我同意到CCF任职的朴素的想法。

现在看来，我们对CCF的过去并不应该有过多的抱怨，它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因为几乎所有的社团都如此这般。

我到CCF工作时只有41岁，当然不愿意把自己的青春就枉费到这个地方。我有丰富的经历，是科班出身的计算机专业人士，受到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也有宽阔的视野，我不满足于早九晚五的轻松日子，我想促进改变。

于是，1998年，在得到正副理事长支持的情况下，我用全新的思路和规则创建了YOCSEF（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一个由青年人掌管的、全新的、具有生命力的活动及相应的组织就这样诞生了，不消两年，它在业界就名声鹊起。YOCSEF是我企图变革CCF的一种尝试，它的成功给了我极大的信心。

不过，YOCSEF的成功也使我有点“忘乎所以”，以为曙光即在前面，可以大显身手变革CCF了。

在CCF工作四年以后，正当我做着担任秘书长的“黄粱美梦”时，CCF的老同志们站出来说“NO！”秘书长需要由沉稳而又资深的学者担任，认为我太年轻，太简单，太天真，不适合担任秘书长一职。这对我无疑是当头一棒！离开，还是留下，这是一个问题。

这一打击使我冷静思考：想成就任何事绝不那么简单，必须要有艰苦而长久作战的准备。经过一段调整，我恢复了情绪，以低调而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这样，又过了四年。

当我不再考虑是否可以担任秘书长的时候，2004年4月17日，CCF换届，理事会聘任我为秘书长。

从此，我和新任理事长李国杰院士搭档，开启了CCF的变革之路，而这时，我到学会当学徒工已有八年。

经过十七年的变革，CCF和当年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它秉承3M（会员构成、会员治理及为会员服务）理念，现在已拥有8万多付费会员，完全按照国际规范治理学会，成为一个在业界有广泛影响力、具有一定国际声誉的学术社团。就我本人而言，我认为自己在学会治理架构的设计、制度的完善、新产品的创建、经济实力的提升以及品牌营销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看到CCF的变化和目前的成就，作为一个首席执行官，我感到无比自豪，因为CCF这样一个“作品”里凝聚了我自己的心血。

回顾这一生最长工作时段的经历，如果说我自己还有些优点的话，我认为就是守信、坚持和批判性思维。

没有行政一把手的守信、廉洁和纯粹就很难建立会员对学会的信赖，也不会取得外界对学会的信任；没有长期坚持和坚守，就不会依照所设定的崇高目标矢志不渝地为之而奋斗；而只有秉承质疑和批判性思维的特质，才能勇于变革，永不满足。

有人说，我到学会失去了很多，但我认为，我获得的更多；也有人说，我改变了CCF，但我认为，是CCF锤炼了我，改变了我。

确实是，如果没有在CCF的历练，我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能很快抓住事物的本质，也不可能有如此强的领导力和把控力。因此，我感恩CCF，感谢会员和理事们给了我这么一个好的平台来磨练我。

CCF十几年的变革说明，这样一条路在中国是可以行得通的。有CCF资深理事指出，尽管CCF有这样先进的理念和成功的案例，但却鲜有看到被中国其他社团复制，这似乎显得不正常，或者说，CCF对中国社会的贡献还不足够大。

确实，这是个问题，CCF可以改变自己，但还没有能力改变别人。就此点而言，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

从明天开始，我就要离开我工作了二十四年、担任秘书长十七年的CCF。尽管我热爱CCF，但我并不留恋秘书长这个岗位，因为我知道，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到时候必须离开，由其他人接棒把CCF的事业继续下去，唯有按制度更替并能持续发展，方能显示出一个组织的伟大。

再者，我将从一个亲历者和创造者，改换角色，从侧面审视我参与锻造的产品会向何处去。或许，只有卸任后的旁观者才能看得更加清楚。

不过，我不会离开CCF，我这一生都将会是CCF的一员，CCF永远在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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