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 ：一匹骆驼

10月2日，妻按乡下的风俗，包了饺子给我吃，亲自送我到车站，帮我拉了衣襟，叮咛勤勤注意把衣领整好。上车了，还说：“包儿不要放在行李架上，要抱在怀里。”我当然就抱了包儿，后来实在不方便，才放到最顶的卧铺，将毛毯紧紧围在铺角，过上几个小时，就爬上去看看。谁也不知道那包儿里装了什么，我一直留意周围人的神气，会不会发生被盗的危险呢？夜里去睡，包儿放在枕边，地方小，我不能仰躺，就侧着，恍恍惚惚的，但终没有掉下来。到了北京，乘客都争先往车下拥，我不敢妄动，最后一个下车。车站上人很多，通道全挤满了，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到了人多的可恼，又都慌慌张张，像要去武斗似的。我慢慢往前走，别人可以碰我，我却不敢碰别人。包儿挎在肩上，一只手又过去抱住，生怕包带突然断了。吩咐同行的三个同伴分别在我前后：“若有人要碰我，你们要保护呀！” 　　

出了车站，我仍疑惑不定，问道：“是不是有人碰着我了？”他们就哧哧谑笑。我说：“我怎么有一种破碎感？”他们更笑骂我书呆子气，又故意逗我，提出一些条件，说：“要不，我们就不保护你了！”我只好百依百顺。 　　

本来从北京到天津，坐火车两个小时就到。但出站、买票、候车，却花了整整四个小时，下午五点五十八分，我们才坐上去天津的列车。乘客不多，包儿就占了一个位，被我用手搂着。天黑下来，大家都疲困了，坐着打盹，我不敢睡去，竭力从窗玻璃上往外看。外边的世界是黑颜色，玻璃上映出好多乘客的脸面，当然最清楚的是我的眉眼了——头发乱乱的，腮帮子显得更瘪。我心想：“我真是要去天津了吗？”两年前，我发表了一篇小小的散文，孙犁偶然看到了，写了一篇读后感。对于他的人品和文品，我很早就惊服得五体投地，我一个才练习写作的小青年的一篇幼稚的散文，倒得到他的笔墨指点，这使我很激动，也激发了我写散文的勇气。于是，我给他去了一信。万没想到，就在收到我信的三个小时后，他便给我回了一封信，谈了许多指点我写散文的见解。从此，我们就通起信来。他的每一次来信都十分认真，有鼓励，有批评，直来直去，甚至在大年三十的中午，为我用毛笔书写了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里关于作文语言变化运用的条幅。但我又不敢多给他去信，怕打搅一个七十岁高龄的老人的生活。一些朋友劝我去天津看看他，我也时时做着去天津的念头。但三次要去，三次都没有去成。一次已经买了车票，却因为突然有个紧急会议没有去成。一次到北京开会，和妻说好顺路去天津，但在北京车站徘徊了许久，又作罢了。我知道自己的劣性儿，害怕见人，害怕应酬，情绪多变化，曾经三次要登华山，三次走到华山脚下，却又返回了。一回到家里，就十分后悔，自恨没出息。我想：“三去华山而不登，华山会长存；三次去见孙犁却不能，老人已经七十岁，难道还能再活七十岁吗？”现在，车是实实在在往天津开了，一个呆头呆脑的矮个子怎么行走在繁华的天津大街上，一个蹩脚蹩手的学子怎么坐在一位文学家的面前呢？我的胆怯又出现了，我赶忙闭上眼睛，心里说：“什么也不要想，什么也不要想了。” 

夜里八点多，到了天津，我们给散文评委会打了电话，我估计车来还需一段时间，就放下包儿，一个人去找厕所，又一个人去买烟。才悠悠抽着，同伴就大声喊我，原来接站车就在近处，在我去厕所时他们已接上头了。我忙跑过去，人都上了车，我一钻进去，车就开动了。我悄悄问同伴：“我的包儿呢？”回答：“都装在车上了。”“没轻放吗？”“还用你说？”街道在白天或许平平坦坦，夜里灯光一打，路面却坑坑洼洼起来，车时不时颠一下。每一颠，我就心一紧：会不会颠坏骆驼？真想把包儿抱在怀里，但行李全放在车后尾仓，要取是不可能了。我心里就嘀咕了：“不会损坏吗？”“哪儿就能损坏了？”“天津街道这么不平？”心里总不踏实，只恨离驻地太远了。到了招待所，车停了，迎接的同志指着面前的楼房说：“就住在二层上。”我看见二层楼上灯光亮着，窗口有人在说着欢迎的话，我多么高兴啊！这时候，迎接的人去打开尾仓取行李，仓一打开，突然掉下一个包儿来，“咚”的一声，我一下子惊慌起来：这是谁的包儿，不会是我的包儿吧？包儿掉下来，在空中是翻了个个儿，依然底部着地，那是一个崭新的不大不小的外边有一个小兜的皮包，我“嗡”地脑袋就大了。一把将它拎起来，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了。同伴们也都发觉了，都闭了气，看我的脸色，问：“怎么会是你的？”我还是说不出话来。“不要紧吧？”我说：“不要说，不要说了！”言语里有了几分恼怒。再也顾不得与一些人寒暄，提着包儿就上了楼，进了安排好的房间。我自言自语：“不会打碎吧？怎么会打碎呢？”我不敢打开包儿看，反点上一支烟，千声万声在心里祈祷：“它是不会碎的，它掉下来的时候是底儿朝下的，哪会打碎呢！”足足过了两个小时，我又走出房间，故意和一些同志打招呼，说笑。然后再走回来，将门插了，慢慢将包儿打开，心中充满了战战兢兢又迷迷糊糊的神秘色彩。啊！果然没事，骆驼依然在包儿里站着，高昂的头颅，下垂的脖子，我太兴奋了！再用手往下摸去，突然触到了什么东西，硬硬的，慢慢取出来，竟是一条断了的腿的瓷棍儿。我站在那里，眼睛一下子直了。骆驼破碎了四条腿，三条是硬伤，一条的脚上碎裂成几十个颗粒儿。我没有勇气把它送给孙犁了。第二天，到了孙犁家，老人正眯着眼睛站在门口的花台子上，暖洋洋的太阳照在他身上，衣服似乎有一种黑和蓝的颜色。经人介绍，他迟疑了一下，就叫着我的名字，同时拉我进了屋子，连声说：“我才给你写好了信啊！”桌头上果然放着一封写给我的信。这封没有邮票、不加邮戳的信手接手地邮到了。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他显得很快活，倒水，取烟，又拿苹果；问了这样，又问那样，从生活到写作，一直谈到读书。他打开书柜，让我看他的藏书，又拿了藏书目录让我翻阅。吃罢午饭，当我红着脸讲了骆驼破碎的过程，他仰头哈哈大笑，说：“可以胶的，可以胶的！文物嘛，有点破损才更好啊！”两天后，我将用胶粘好的骆驼放在他的书案上，他反复放好，远近看着，说：“这不是又站起来了吗！”便以骆驼为话题，又讲了好多为人为文的事。 　　

他是慈祥而又严厉的人，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又一个上午过去，又在那里吃饭，他又戴了帽子，拄了拐杖送我到院门口，又是叮咛我多来信。 　　

这天夜里，我给家中的妻写了信，信中对于骆驼破碎的事自我责骂了一通，写道：“你也不要再怨我，其实世上的事本来就没有十全十美的，愈是不十全十美才愈有了诗意吧；越是珍贵的东西，越是容易破碎，越是容易破碎的东西，也越是珍贵的吧。我留给孙犁的，是一匹破损的瓷骆驼的遗憾；孙犁留给我的，是人品、文品的永久启示的满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