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良高：县城老街

如果说一个地方蕴藏着一点历史，那么，那里必定有一条老街。

其实，所谓老街是今人区别于新城而言。在我办理上调手续离开那里之前，根本就没有老街这一说。

我指的是几十年前的老县城。

我的青少年时代生活在一个滨湖临江的破罡古镇，对于县城，我一向非常陌生，陌生得就像五线谱里一个我看不懂的符号。我的亲戚，都在距离我居住的小镇不远的江南古城，与小镇隔江相望。可是，正因为那是县城，与我的生命息息相关，所以我必须时常抵达。

最早一次踏访县城，县城仅有的那条老街，一家招待所，一家电影院，一家百货大楼，好像还有一家门脸逼仄的文化馆，那是解放军中线渡江指挥部的旧址。套用我老乡的一句话说，一泡尿能从街的东头浇到西头。县城的街道确实太小！有一年的暑假，我在百货大楼的玻璃柜台前，磨磨蹭蹭，驻足良久，终于，掏出五毛三分钱买了一只分线器，回家兴冲冲地组装了一台没有发出声音的矿石收音机。其时，我非常喜欢《我们爱科学》那本少儿杂志，我是一个无线电爱好者！没有声音倒不是我的无线电技术太差，而是省广播电台的转播塔距离我所在的小镇实在太远太远。

若干年后再去县城，我已是一所学校的代课教师。傍晚，我和一帮嘻嘻哈哈的学生一起，步行十余公里兴冲冲地去县城看《卖花姑娘》，然后，借着若隐若现的月光，哼着电影插曲，感叹着历尽千辛万苦的花妮姑娘的坎坷命运，沿着长河逶迤绵延的堤坝，在村庄的狗吠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回那座叫永登的中学。

去县城最多的还是下乡插队之后。作为基层的通讯员，我要经常去县广播站送稿。那时候，还没有稿费一说，只是到了年底可以收到一本采访笔记和一张印有县广播站的日历画，可劲头出奇的足。往往是白天采访晚上写稿，夜深人静时拿方格纸规规矩矩誊清，次日一早翻山越岭赶40余里山路去县城，爬上一道陡峭的高坡就是广播站了。县站是当年唯一媒体，编辑史日清与我同宗，尽管妻小尚在农村，经济拮据，却对人和蔼真挚，时常留我去县革委会食堂蹭饭，晚上，就在那张单人床上抵足而眠。从他那里，我掌握了新闻与通讯的基本语言和写作技巧。也就在那时，我认识了写“撕片白云揩揩汗，凑上太阳吸袋烟”的著名诗人谢清泉，并在他主编的《战地黄花》上发表了几首小诗。我还与文友一起不知天高地厚的拜访了来县里采访的新华社著名记者保育钧，向他讨教新闻写作秘诀。慕名拜访了淹没在县城老街的许多名人，诸如身居陋巷的电影《渡江侦察记》的编剧沈墨君先生。那天，他正在走廊上用一滩黄泥巴糊一只煤炉，喘着气，蹙着眉，瘦高的身影弯成一把长长的弓。整整一个上午，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在他糊煤炉的过程中进行。那，应该是作家最狼狈的日子。

街道拐弯的地方就是教育局，每到暑期招生，这里车水马龙，人头攒动。写条子，打招呼，八仙过海。所有的“马力”都在这时蠢蠢欲动，为的去挣一纸招生登记表。我是一个没有丝毫背景的人，自知没有任何希冀，可仍不死心，一趟趟跑县城，看看有无别人放弃的指标。一双解放鞋就在那条路上磨得露出了脚趾。现在想来，当时的举止是多么的荒唐与幼稚。意外的收获是，我终于在那一年获得了参加美术考试的资格，在黑压压的考生中，我力挫群雄，夺得全县唯一一名赴地区参考指标。因为找不到人，在地区，我还是被无情地刷了下来。名落孙山的我痛心疾首，在一个深秋的夜晚将画笔画纸付之一炬，发誓从此与丹青汉界楚河。

县委招待所有一服务员是我初中同学，每次去县城，几乎都去她那里，找张空床凑合一晚。有个夏天，睡至半夜迷迷糊糊的突然被人叫醒，床铺来了客人，而我的同学此时早已下了夜班。无奈，只好拿张报纸当扇子，坐在冰冷的楼梯上与蚊虫奋斗了一晚。

县城给我最好看的笑脸是那次知青文艺调演。我撰写的表演唱《养鱼姑娘心向党》荣获了一等奖，并代表县里参加地区调演。那天，我站在县城的蓝天下，觉得街道是那样的舒展宽阔，那样的青春靓丽，与我擦肩而过的每个人，面容都是那么的和蔼可亲。

多少年后，再次走进那条街道。曾经的阳光活泼的女孩，早已变成了豁牙瘪嘴的老妪。没有了招待所、电影院、照相馆、广播站和人头攒动的百货大楼，往日的单位被一家家店铺和光怪陆离的游戏厅、麻将室取代，就连县革委会大楼都割据成了“彩旗飘飘”的民居。我站在街心一脸惶恐。我知道，世界会变的，不成想，所有的记忆，都在这一刻，被锐利的时光打磨得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