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已经走了十六年了。
姥爷是上世纪30年代兰西县新兴村(今称星火乡)生人。因姥爷未出世之前,姥爷的父亲被日军抓走后死在异地,故姥爷便成了“梦生儿”(即遗腹子)。自小家境苦寒,上街要饭、翻垃圾吃都是姥爷幼时的家常便饭。六岁时,姥爷得了个相对“体面”的营生——给一个算命瞎子“领道儿”,领完一天的行程可以勉强混口饭吃,但是这份生计也仅仅维持了两年,为了帮自己母亲养家糊口,刚满八岁的、正处于承欢膝下年纪的、家中独苗的姥爷便孤身到地主家做了“半拉子”(相当于半个长工)。东北冬天如今的凛冽跟那些年的苦寒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一下了雪,冰雪封天,风刀霜剑,折胶堕指,只穿着单衣的姥爷满手满脚都是冻了又裂、裂了又化脓的冻疮,但是在屋里烘着火炉唱着歌儿的东家们断不会因这些不足挂齿的小事而中止放牧的,好在姥爷聪慧,不久便发现新鲜的牛或马或羊的粪是唾手可得的最好的“取暖神器”……姥爷的前半生,是劳苦、奔波、多舛的,“长松卧壑因风霜,时来屹立扶是堂。”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些磨难,才造就了姥爷性格中都有着常人所不能及的坚韧、沉毅。
从我记事起,我曾三次见到姥爷的眼泪。
第一次是一九九七年二月。时值春节期间,“儿童不谙事,歌吹到天明。”简直就是当时日日沉浸在过年中的我的真实写照,而姥爷虽在姥姥絮絮叨叨的劝说下,同意过了正月再去继续经营那爿因几年前的脑血栓后遗症行动不便、为了不给厂里增加负担便办了早退、之后时时日日闲不住、领着姥姥和老舅一家自食其力添砖砌瓦开的“龙安小吃部”,但勤劳惯了的姥爷依旧闲不住,或晨间一瘸一拐地扫院儿,或晌午翻翻掏掏酱块子酸菜缸,或晚饭前像个作战的老将军一样有条不紊地指挥着家人放炮、烹饪、走菜。说起来,过年的那些天,姥爷一天最安静的时刻,也就是每晚看新闻联播的时候了。忽而有一日的新闻联播中,播音员声音低沉、缓缓地播报了“……邓小平同志在北京辞世……享年93岁……”的消息,对于没心没肺、天天只琢磨着如何用最高效的方式吃到红宝石雪糕、大白兔奶糖的我来说,我并不知道“邓小平”这个名字在姥爷姥姥这辈人心中的分量,甚至,在当时的我的认知里,邓小平更多的时候是“春天的故事”里那个热衷于在南海边画个圈圈的慈祥和蔼的老人,所以,在新闻播报完片刻后,正准备吃红宝石雪糕的我对屋子里瞬间陷入的死寂感到不可思议,继而,不知何处发出“咣当”的一响,吓得我一哆嗦,手里的雪糕也“啪”的一声摔在了地上,不甘心地翻了几翻,我转头去看,才发现“咣当”在地的是姥爷嘴上叼惯了的宝贝大旱烟斗,它像失了拐杖的跛子,在地上举步维艰地摆着,我顾不上捡起地上摔得龇牙咧嘴的雪糕,赶忙拾起旱烟斗捧给姥爷,姥爷却并未伸手接,仍是直愣愣地看着电视。我仰头怯怯地叫了几声“姥爷。”半晌,姥爷像突然回过神儿一样,呆呆地望向我,这时我才发现,不知何时,姥爷平日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已变成了两汪深邃的“泪潭”,有几团泪流仿佛已经厌倦了眼眶的困囿,顺着姥爷脸上岁月的沟壑缓缓淌下,在姥爷的大酒窝里陷了几陷,便趔趔趄趄地坠在了姥爷黑乌黑乌的棉袄前襟上。我试图踮起脚尖拿手绢给姥爷擦擦眼泪,却够不着,“姥爷,你怎么哭了?”姥爷苍白的嘴唇抖了几抖,终是无言,缓缓又把头转向电视机,右手在炕沿边的把手上虚晃无力地抓了几抓,似是要找到因行动不便而日日倚靠的拐杖,一旁一直拿毛巾抹泪的姥姥抽了抽鼻子,忙把拐杖递到姥爷手里并顺手接过我手中的旱烟斗,姥爷颤抖着拄起拐杖,似乎用了很大气力,终于徐徐站起,往日高大的身躯不知为何瞬间有些佝偻,姥爷用油亮的黑棉袄袖狠狠地胡撸了下脸,接着,覆着我的小手,领着我慢慢蹭到窗前,我仰起头来想看看窗外的节日焰火,扭头却只看到焰火映衬下姥爷脸上一大片的老泪纵横,我不解于一贯刚强果毅的姥爷此时的悲伤,亦疑惑于姥爷此刻寂寥落寞的无言。我轻轻摇摇姥爷的手,“姥爷,你到底为什么哭呀?”姥爷还是沉默着,半晌,姥爷用被涕泪浸润得微湿的大手抚了抚我的头,喑哑地断断续续地说,“元子,你记住,你邓爷爷……他……是个伟人……就像我们的毛主席一样,他们……都是我们的恩人……唉,只差四个多月啊……”我听完之后似乎懂了,又似乎没太懂,姥爷那句“只差四个多月”也成了我心中的谜团。
转眼到了四个多月以后的七月一日,那天,我得到妈妈“特赦”——晚上不用读书学习补作业,可以和家人一起看“香港回归仪式”。可能是白天玩得太累,也可能是电视机里中国乐队演奏的《茉莉花》的清婉悠扬,不知何时,我竟一头栽在竹沙发床上睡着了。半睡半醒之中,忽觉有什么神秘力量啮咬着我的右手大拇指,我本能地把拇指使劲往前摁,瞬间惊醒,定睛细看,才发现我竟然徒手摁死了一条大蜈蚣!受惊之余我也不禁为自己小小年纪误打误撞的勇猛自鸣得意,这时,只听得大舅大喝一声,“好!”以为大舅是发现了我的英勇之举的我,刚要掐腰跟大舅自卖自夸,随之便听到了熟悉、嘹亮、高亢的国歌旋律,我不由得浑身一凛,转头看向电视机——屏幕上中英两国已完成交接,鲜艳的五星红旗正在英姿飒爽的解放军叔叔手中、在“东方明珠”香港的璀璨夜空冉冉升起,我的心中顿时涌起了无限的自豪之情,忽然,我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偷偷瞄了瞄姥爷——只见姥爷拄着拐杖,铮铮而立,双鬓的星星白发在灯光下泛着点点银光,脸上如被地壳板块挤压过的纹路在条条泪痕滑过后渐渐舒展,一对酒窝欣慰而满足地凹着,嘴唇颤抖着翕动,我从姥爷的口型中分辨出那翕动的字符正是我们神圣激昂的国歌!国歌演奏完毕后,在家人们的欢呼喝彩中,我悄悄溜向姥爷,轻轻拉了拉姥爷粗粝的大手,“姥爷,我现在知道邓爷爷去世时候,您说的‘差几个月’是什么意思了……邓爷爷一定也能看到这一切。”姥爷垂首用温热的大手掌怜爱地拍了拍我的头,转而自己像个孩子似的用手背拭了拭眼,默默拉过我的手,缓缓、欣慰地说了句,“好孩子。”
二零零年时,姥爷脚后跟突然裂了十厘米长的大口子,姥爷不想麻烦子女,一直隐忍着不说,直到伤口感染去了医院,舅舅们和妈妈才知道姥爷被这个因糖尿病并发症引发的始终未愈合的大裂口子已折磨得连续数夜睡不着觉。大舅立即找了最专业的大夫会诊,多番权衡之下,还是不得不手术截断了姥爷的左小腿,自此,之前因脑血栓后遗症加之年事渐高已行动不便的姥爷,便更长久地在炕沿上静止,以至于今日的我,想起彼时的姥爷,眼前始终浮现的是他如一尊讷言的雕像般,日日静静坐在炕沿边上吸旱烟斗的情形,霾蓝的烟雾斑驳中,姥爷时而握握空了半截的左裤管,时而看看电视节目强颜欢笑地咧咧嘴,剩下的便是长久的等候,长久的静默,任残忍的时光日日从他脸上漠然地升起又滑落。记得姥爷手术后第一周,妈妈带着刚刚放学的我回姥家看望姥爷,看到姥爷空荡荡的左下裤管的妈妈不禁把头埋在上面嚎啕大哭,连连呜咽着,“爸啊!爸啊!”骨肉连心!我从自己眼前的婆娑潸然中,睹见了姥爷毫无血色、干裂起皮的嘴唇随着妈妈悲痛欲绝的哭声,也跟着不受控地颤了几颤,喉结艰难地上下蠕了几下,本就灰白的面色变得更加颓唐而青白,终究,姥爷也只是心疼地摩挲着妈妈的后背,故作轻松地叹口气,笑着说,“别哭,老姑娘,我没事儿,爸这回穿裤子还省布料了哪!”
年年月月花相似,岁岁年年柿不同。一年后的七月十三日晚九时许,我们一大家人又齐聚在姥家的电视机前,焦灼紧张地等待中国北京申奥的结果。21点56分,随着清癯的萨马兰奇的一声“CHINA,BEI JING”,我们全家与电视机里的中国代表团们情不自禁地齐齐跳跃欢呼,亦如当时因中国申奥梦圆而欢欣沸腾的整个华夏民族!激动兴奋的妈妈更是试图抱起我,虽然当时已经严重超重的我耽误了妈妈试图抱起我旋转跳跃一表自己激动兴奋之心,却并未耽误我跟妈妈双双击掌比V,雀跃之余,我转头看向姥爷——姥爷满是苍发的头微微后仰,灰白了多日的脸上泛起了阵阵微红的涟漪,眼中充盈的泪光跃跃欲试地向眼角层峦叠嶂般的鱼尾里流泻,笑意却在姥爷脸上塌陷成括弧状的酒窝和芜杂的老年斑中藏不住似的和我招手,继而,姥爷嘴上叼着的旱烟袋的火光随着姥爷猛的几下抽吸,陡地亮了几亮,转而,姥爷满足地眯着双眼,缓缓拔出旱烟袋,把烟袋锅扣在炕沿边上敲了几敲,“当,当当”,让人听着有种莫名的似千帆过后般的熨帖。那夜,姥爷姥姥睡得极晚,虽熄了灯,二老也一直坐在炕沿上抽烟拉呱儿,起初兴奋欢悦的我,听着姥姥姥爷长一声短一声的忆苦思甜,和着姥姥时表赞同的“啧啧”之声,就着黑夜里姥姥姥爷忽明忽暗的烟火,终是困了,睡着之前,依稀听见姥爷一声长叹,“哎,我说,现在日子是越来越好啦!国家也越来越强大了!……唉!老蒯,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活到北京举办奥运会那天……”
没想一语成谶,二零零三年的冬天,姥爷,突然地、永远地走了。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转眼,今年已是共和国的七十年华诞,七十年的青春远航,七十年的大国担当,七十年的栉风沐雨,七十年的初心不忘,七十年的红旗飘扬……望着如今大街小巷那招展着的一方方五星红旗—— 一如一九九七年东方明珠上空的鲜艳夺目,一如一九九九年国庆时天安门前的庄严威武,一如二零零一年申奥成功时的气势磅礴,一如二零零三年飞天梦圆时的猎猎作响,一如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会上无数次伴着国歌而起时的威严激荡,更如七十年来共和国儿女每一次吹响鼓号、乘风破浪时的光芒万丈……片片耀眼的红晕中,我仿佛看到了姥爷那被盏盏红光映衬出朵朵红晕的华发下,那双清亮、沧桑的双眸中又闪着的斑驳的泪光——这盛世,一如他所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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