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同胞压榨同胞

坐下十多分钟后，他从口袋拿出一叠破烂机票，被订书钉钉在一块儿。他问我从北京到长沙的飞机应该怎样换乘。

我反问他，这么多机票都是谁的？都是他一个人的。为什么有好几张机票呢？因为从他打渔那个岛飞到日本，就得转换好几次飞机。

我仔细看了一番这些被揉搓得接近稀烂的机票，大概看出他曲折的航程：第一站是索莫娃，第二站是夏威夷，第三站是冲绳岛，第四站是名古屋，第五站是成田。

我奇怪了，一条空中之旅为什么会被切成一小节一小节的。他笑笑说：“因为这是最最便宜的机票嘛。老板不知道怎凑的，有两张都不是他花钱买的。”

他的笑容触动了我，这是一个乡下孩子的笑。一个吃惯了一种苦头，而把吃另一种全新的苦头看成见世面的乡下孩子，他笑起来眼睛几乎全闭上，嘴巴咧得很大，可以想象，他再苦都不会失去笑容，不会不淘气。

我叫他别担心，到了北京我会把路指给他看，肯定比在语言不通的前五个机场转机要容易得多。

几分钟聊下来，我才了解到有这么一小群同胞，被国外国内里应外合地输出到太平洋一些荒僻的岛屿上做渔民。

我问他能不能告诉我，每月挣多少钱。

他并不知道在西方是不允许打听他人收入的，所以爽快地告诉我，每月两百块美金，但要自己付饭钱。他还告诉我，这些渔猎公司是台湾人的，台湾老板花很少的工资把他们成批输出。但他们开的薪水再少也有九百美金，经过中间一层层劳力出口机构的抽成，到每个劳工手里只有两百块美金。我问他劳动强度是不是很大。他只是平淡地告诉我，出海一漂就漂很多天。然后他又告诉我，打渔是不分昼夜的，什么时候都不能睡死，一说起网就要起网。好天气倒没什么，来了暴风雨就不能吃不能睡了。

有一次夜里风雨大作，浪几乎把船打翻，等风浪停息，天亮了，数一数船上的人，发现少了两个。“哪里去了？”我很蠢地问道。“给浪冲到海里去了。”他还是平平淡淡，只稍微低了个调。葬身大洋的两个人是他的乡亲，和他一块儿被招募，一块儿在表格上签了名，立了三年契约的同伴。他最不能释怀的是，在船就要倾翻时，他听到了那个中年同伴的叫声。当时四面都是振聋发聩的风声浪声，他怀疑自己听错了，因此没去救他。后来他一再回想，觉得那是幺叔的呼救——他管那个比他大十多岁、处处做他长辈的人叫幺叔。就是那样的三年。

我根据他的讲述设想了一个天涯海角的中国渔村，照样听中国音乐，看中国影碟，村子上方，飘着中国炊烟，仅仅那一点，已足够他们苦极生乐。至于打渔之外的日子，怎么过呢？他豪气地一笑，说他偶然也会挥霍一下。怎样挥霍？到小馆子里，喝啤酒。这就是他的挥霍。小馆子是中国人开的？

当然啊！有中国馆子、中国食品店、中国……发廊。喝了啤酒，就会到发廊里坐坐，里面的小姐都从中国去的。

我问他有没有挥霍到小姐身上。他说没有、没有。但我猜是有的。地图上都难找到的一个小岛上，他遇上一个她，在她身上花些风浪余生挣来的钱，也不完全是一场风流生意。故乡的好的丑的，在小岛上都有一份，却好的丑的混为一体。我听了他的故事，觉得同胞压榨同胞是这故事中最黑暗的一部分。

冒生命危险，背井离乡地出海打渔，九百块美金已经少得可怜，还要被层层盘剥？那部分忍心对同胞下手的人，以宣扬同胞的劳力不值钱、时间不值钱、生命不值钱为自豪，动不动还会慷慨地说：“中国有的是人！”

飞机降落前，我问他，这一点儿性命换来的钱，是不是能在他回乡的新生活中派上用场。他几乎自得地回答我：这笔钱够买一台小型农机了。以后他只需要出租农机，就可以勉强为生，不需要像其他村邻那样四季在田里出苦力。农机旧了，坏了呢？那可以再想办法出国打渔。

难道不怕被海浪卷走吗？不怕！北京机场里，我送他到转机处，就和他道别了。算了算，他从那个小岛乘船到索莫娃，一直到北京，共有四五天在路上，没有睡过觉，但他精神好极了。苦海中三年，终于登岸的那种幸运感亮在他眼中。

我的同胞，只需那么一点儿，就能让他高兴，让他感到他比别人幸运。作为生还者，他似乎负载了那个未生还的幺叔的幸运。然而，我世世代代的同胞们，就连让他们感到幸运的那一点点，都常常得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