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进涛 ：先烈的傲骨

现在的人大都如此：前半辈子要么为钱或仕途全力以赴，基本不考虑生命的透支；后半辈子基本都为生命的健康尽心尽力，似乎看透了钱和仕途。而真正为人民谋幸福的革命者们，却一直为取得革命的最大胜利废寝忘食，直到生命的尽头。这是参观遵义会议遗址和陈独秀旧居后的感想。

试想有些权贵者的贪图以及利用权势视人民和国家财产而不顾并大肆挥霍的那些人，多想他们能对革命先烈用屈辱甚至用生命换来的今天说一声道歉。

陈独秀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但对他丰功伟绩的历史最多也只能算一知半解，作为一个文科生本来这是不应该的。

我们一般看到的伟人门头称谓都是‘故居’，而陈独秀先生在江津居住的门头写的却是‘旧居’。这是因为陈先生是流寓到江津的。其实，在二、三十年代因异乡日久而定居的人是非常多的，必定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有很多因素都可能制约着人们回家的欲望。

陈独秀先生因为早期革命的需要，曾辗转多个城市，最后一站是重庆。当时的重庆无论从人文环境还是战略地位都是非常重要的。这导致了人们后来对陈独秀先生离开重庆而去江津的猜想。有的说重庆酷热；有的说因为日机轰炸；有的说在江津的安徽老乡多；还有一种说法是老乡邀请陈独秀先生去江津同住。种种原由不得其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陈先生在哪里，都时刻关心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

陈独秀认为：中国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革命胜利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待资本主义发展后，无产阶级再发动革命，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最终导致陈先生在思想上依靠国民党，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和不主张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革命武装队伍。这应该是确定陈先生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开始和依据。

陈先生失去领导权和开除党籍或多或少与确定陈先生右倾机会主义是有关的。但历史并不否认陈独秀对早期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现在的人对左倾和右倾的概念是模糊的，必定这是历史产物。

从哲学上讲，主观和客观相互统一、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的理论就是正确的认识。说明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当时的实际，就是正确的。如果超越了当时的客观实际，一味追求速度和结果，做了条件不成熟的事情就是左倾主义；如果落后于当时的实际，一味的保守甚至妥协，条件成熟了还不去做某种事，就是右倾主义。

在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左倾和右倾错误，从思想根源上说其实就是主观主义。其错误特点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从主观愿望和臆想来认识和对待事物，导致主观和客观分离，理论和实践脱节。

抽象的谈论左倾和右倾是比较容易的事，但具体在实际中区分这两者是很困难的。因为要评价左倾和右倾，就必须寻找一个参照物，那么用什么作为参照物就成了棘手问题。所以，左倾、右倾在不同时期的表现也是不相同的。当然，左倾和右倾在历史上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特别是在思想统一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陈独秀先生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导致了晚年的落魄，但他做出的贡献是肯定的。其子陈延年、陈乔年，在深受父亲思想的影响下，为党奉献青春乃至生命，可谓满门忠烈，令人景仰敬佩！

晚年的陈先生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有史料说陈先生在重庆期间，因为太热，经常赤裸上身，下穿裤衩行走。就此事曾与好友邓仲纯的妻子发生过争吵，不得已只有离开邓先生家另寻居所。

陈先生在江津的旧居，是受光绪进士杨鲁丞的孙子杨庆馀的邀请而去。其邀请的目的是为其爷爷整理手稿。其实这份手稿早被章太炎奚落过，其孙邀请陈先生去整理手稿言下之意是想挽回其爷爷面子，没想到陈先生看后也觉得没有学术价值，这让杨庆馀非常失望，原本管吃管住就变成了可以住，吃自己解决。无其他来源的陈先生，生活因此窘迫。章太炎何许人？有学术宗师之称，是鲁迅的老师。

陈先生晚年之所以清贫，也源于他本身的骨气，也可以说是傲骨。其实因为他的才华和能力，蒋介石曾托人邀陈独秀出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长，陈当即拒绝。除了国民党，周恩来也曾亲自拜访过陈独秀。周恩来拜访的目的主要是想请陈先生回延安为党继续工作，希望他能够抛弃个人成见，以国家民族为重，回党工作写个书面检查即可。但陈独秀拒绝了这个意见。即使如此，周恩来还是希望陈先生再多多考虑，并告诉陈先生，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去重庆找他。但陈先生从未找过周恩来。

可以看出，陈独秀晚年是不想和国共双方有关系的，但他依然关心着政治，并有自己鲜明的观点。他认为：民主并不是某一特殊时代的现象，而是被压迫大众反抗少数特权的旗帜。他认为民主是与独裁专制相对立的，他相信未来的世界，民主主义必将战胜各种专制独裁制度；他还认为民主是人民流血斗争实现的，不是专属于哪一个阶级的产物，是人民斗争的产物。

晚年陈独秀虽然穷困潦倒，也从不接受馈赠，表现出了一个革命者刚强的骨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生毫不妥协的态度，坚决揭露和批判旧制度、旧思想、以及社会种种弊病，的确代表了对社会的责任和对人民的真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