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东京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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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祐四年（1059）十月，丁忧期满，苏轼一家乘船沿江而下再度返回京师。沿途经过三峡，走走停停，既观赏风景又拜会友人，留下诗文共计一百篇，取名为“南行前集”。苏轼的长子苏迈便出生在这趟旅途中。次年正月，由江陵上岸走陆路，于二月十五日抵达东京。这次他们先是租住在西冈一所宅子里，后又住进怀远驿。怀远驿是东京四大酒店之一，位于南城丽景门河南岸，也是主要接待外国使节的邸店。当时辽使住在都亭驿，夏使住都亭西驿，高丽住同文馆，回鹘、于阗住礼宾院，诸番国住瞻云馆或怀远驿等。

这段时光也给兄弟二人留下美好回忆，《苏轼诗集》卷二十二《初秋寄子由》、卷三十三《感旧时》都谈到居住在此的时光：“忆在怀远驿，闭门秋暑中。藜羹对书史，挥汗与子同。”《曲洧旧闻》卷三谈到，当时他们在这里准备制科考试时，日享“三白”，即一撮盐、一根生萝卜、一碗饭，觉得美味无比，不相信世间还有八珍。

苏轼的东京故事

文 | 高雅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摩羯男苏轼二十一岁，与弟弟苏辙跟随父亲苏洵一起进京参加科考。五六月间到达京师，当时恰逢京师大雨不停，父子三人寄宿在兴国寺浴室。兴国寺位于大内右掖门外、州桥之东北，离汴河不远，四周被办公机构如尚书省、开封府、御史台以及寺庙、钟楼等环绕，与御街不过一个街区的距离，既便利又安静肃穆。选择在此准备考试，而不是邸舍虽集中但过于喧闹的旧城东南角或相国寺附近，老苏可谓用心良苦。

兴国寺全名太平兴国寺，原为唐龙兴寺，周世宗显德年间废为兴国仓，宋开宝二年（969），经僧人争取恢复寺庙身份并予以重修。太平兴国二年（977）正月，以新兴国寺为太平兴国寺。该寺历史悠久，苏轼曾忆及所居住的房屋南侧有一座古屋，东西壁画上是六祖像，东侧的壁画被楼阁堂宇遮住，看不见全貌，西侧壁画上的三师，皆“神宇靖深，中空外夷”。兴国寺的中轴线上依次建有天王殿、大雄宝殿、太平兴国寺大塔、观音殿、藏经阁和三四个小型墓塔。中轴线建筑两侧是东西厢房，有二十多间，苏轼一家便居住在东座第二位、老僧德香院内。

在当时的东京，寺庙除了是僧侣静修之所，更兼具多种功能。如举行皇家仪式、群臣置办筵席、接待外国使节、举子考试、提供住宿服务等等，均为寺庙能承担之角色。同年秋，苏氏兄弟二人应开封府解，便是在景德寺参加的考试。景德寺位于丽景门外以东，上清宫之北，始建于周世宗显德五年（958），名为东相国寺，后又更名天寿寺，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才改名为景德寺，内有定光释迦舍利砖塔。

初来乍到的苏轼对京师的奢靡之风很是看不惯，他在《寄周安孺茶》一诗中写道：“粤自少年时，低徊客京毂。虽非曳裾者，庇荫或华屋。颇见纨绮中，齿牙厌粱肉。”他在兴国寺内潜心研读《公羊》《穀梁》《左氏》三传，并以此为乐。苏辙在《和子瞻宿临安净土寺》中回忆道：“昔年旅东都，局促吁已厌。城西近精庐，长老时一觇。每来获所求，食饱山茶酽。尘埃就汤沐，垢腻脱巾韂。不知禅味深，但取饥肠餍。京城苦烦溷，物景费治染。”放榜之后，苏轼名列第二。

时间进入嘉祐二年（1057），正月里便是省试了。苏轼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文风清新，无所藻饰，深得主考官欧阳修所喜，名列第二，位居章衡之后。三月初五，仁宗在崇政殿亲出考题举行殿试。三月十一日殿试放榜，兄弟二人同登进士第，因此得以参加琼林苑的进士宴席。进士及第后的苏轼，这才拜谒欧阳修。欧阳修对得了苏轼这个人才喜不自胜，决意好生栽培他成为文风改革的生力军，同时为苏轼引荐了韩琦和富弼。这几位重臣对苏轼期许很高，均以对国之栋梁的态度来对待苏轼，并纷纷遗憾于苏轼不得与范仲淹相见。这一年里，苏轼在东京四处拜会名士，并与曾巩等人交往甚密，开始蜚声于京城文坛。十一月，苏母程氏辞世，苏轼一家回乡守丧，就此结束了第一段东京时光。虽然只有短短两年光景，但简单纯粹，苦读加上考试，更不用说金榜题名之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之喜。

嘉祐四年（1059）十月，丁忧期满，父子三人偕家眷乘船沿江而下再度返回京师。沿途经过三峡，走走停停，既观赏风景又拜会友人，留下诗文共计一百篇，取名为“南行前集”。苏轼的长子苏迈便出生在这趟旅途中。次年正月，由江陵上岸走陆路，于二月十五日抵达东京。这次他们先是租住在西冈一所宅子里，后又住进怀远驿。怀远驿是东京四大酒店之一，位于南城丽景门河南岸，也是主要接待外国使节的邸店。当时辽使住在都亭驿，夏使住都亭西驿，高丽住同文馆，回鹘、于阗住礼宾院，诸番国住瞻云馆或怀远驿等。

苏轼拒掉河南府福昌县主簿（九品）一职，参加制科考试入仕，其实冒了一定的风险。制科是由皇帝下诏临时设置的考试科目，旨在选择特殊人才。仁宗年间，考制科需要有两个大臣举荐（苏轼是经欧阳修、杨畋推荐），需要经历三道程序：首先向两制（即掌内制、外制的翰林学士、知制诰、中书舍人）呈送平时所作策、论五十篇，两制选取词理俱优者参加阁试；接着是秘阁试六论；最后才能参加皇帝的御试。两宋三百多年间，制科举行御试仅二十二次，入等者不过四十余人。苏轼两次参加制科考试，并且都入三等，已经是最高成绩了。

嘉祐六年（1061）七八月份的时候，兄弟两人入住父亲购置的宜秋门内南园，算是安定下来。八月十七日，就秘阁考试制科，苏轼入三等，与进士第一，除大理寺评事（掌管刑狱，正八品），以京官的身份签书凤翔府判官。比起之前河南福昌县主簿的官职，职位明显有所提升。同年冬天，苏轼离开京师赴凤翔任，四年后（宋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还朝，除判登闻鼓院。后参加第二次制科考试—学士院试策，又得了三等的好成绩，优诏直史馆（属从六品）。宋初有史馆、昭文馆和集贤院三馆，都在崇文院办公。崇文院内建有秘阁，与三馆统称“馆阁”。据洪迈《容斋随笔》记载：“国朝馆阁之选，皆天下英俊，然必试而后命。一经此职，遂为名流。”苏轼在史馆中得以饱读皇家珍藏的各类典籍，得到了最好的培养，不仅仕途不可限量，自身修习也受益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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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平二年五月，苏轼妻王弗病逝，葬于东京西郊。治平三年（1066）四月二十五日，父亲苏洵病逝。苏轼兄弟二人再度回到四川守制。苏轼遵苏洵遗命，携王弗遗骸迁回祖墓，葬在母亲程氏身边，在墓志铭里写道：“余永无所依怙！”夫妻十一载，一向天真烂漫、心无城府的苏轼，一朝失去谨慎持重的王弗陪伴左右，竟觉得从此永远没有了依靠。这一段东京岁月断断续续近三年，其间苏轼迎来新生命的降生，在京城有了安身立命的场所，仕途也逐渐趋于明朗。却又接连失去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位亲人，悲痛之心，可想而知。三十而立这句话对他来说，意味更为深长。治平四年（1067）正月，在位仅四年的宋英宗驾崩，二十岁的长子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二月初，兄弟除丧之后回到东京，均在南园居住。这一年的二月初三，也是王安石官拜副相参知政事的日子，轰轰烈烈的变法自此拉开序幕，苏轼的安宁生活开始迎来转折。二月中，苏轼以殿中丞、直史馆授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这是一个王安石为苏轼安排的闲散差使，苏轼颇觉悠闲，生活趋于慵懒。五月，苏轼上书《议学校贡举状》至神宗，严厉抨击王安石的取消科举以学校代之的新政，严重得罪王安石。八月十四日，作为国子监举人考试官的苏轼又出了暗讽王安石独断专政的考题，两人的关系雪上加霜。以致每次神宗想要重用苏轼时，王安石必在其间作梗。也有另外一种说法，称王安石起初并没有特别排斥苏轼，是因为吕惠卿忌惮苏轼才华太高从而挑拨离间，这才使得王安石对苏轼愈发厌恶。

为了让苏轼俗务缠身少给自己添堵，王安石给苏轼加了个开封府推官的差使，以为他只是个文人，不擅长处理琐事，不料苏轼仍然做得有声有色。其间苏轼仍未放弃对新法的批评，上书神宗道，“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富与贫”，一派儒生口吻。他反对以获利为先和王安石的“旨在生天下之财”，不满青苗、均输法等，但又并未全盘否定新法。就事论事，而非全盘否定，忙于站队。此时对新党如此，后来对旧党也是如此。苏轼心之磊落，对真理之执着，从这里便可看得分明。

苏轼行书《治平帖》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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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升任宰相，权倾朝野。苏轼这一年作词《诉衷情》：“小莲初上琵琶弦。弹破碧云天。”作《一斛珠》：“自惜风流云雨散。关山有限情无限。”一股柔媚气，听来心情还不错。与驸马王诜开始往来密切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王诜本是宋朝开国功臣王全斌之后，娶了英宗二女儿魏国大长公主。王诜喜好书画收藏，是京城的社交名流，其宅邸西园亦是东京士大夫交游的中心。西园位于安远门外永宁坊，为神宗所赐，《西园雅集图》便是以王诜的西园为背景画就。苏轼曾去王诜的宅邸做客，与他一起写诗作赋，并为他书写了《莲华经》。作为回报，王诜经常送些酒食茶果给苏轼，一次还送了全套弓箭和包指给他，可见射箭在当时也是文人雅好之一。

好一个熙宁三年，苏轼的上书建言通常只有“不许”“不从”和“不用”三种结果。这段时间苏辙不在身边，苏轼更觉孤寂。他在给朋友杨济甫的信中叙述自己的南园，说子由不在，“无与为乐。所居厅前有小花圃，课童种菜，亦有少佳趣。傍宜秋门，皆高槐古柳，一似山居，颇便野性也”。他的诗里开始有了讥讽之意。在秘阁值夜班时诗呈王敏甫，“共谁交臂论今古，只有闲心对此君”。京城里多的是迎来送往，送走老朋友，迎来新朋友，倒是留下不少诗作，情绪在诗里一览无余。《送蔡冠卿知饶州》：“世事徐观真梦寐，人生不信长轲。”《送刘攽倅海陵》：“君不见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夸舌在齿牙牢，是中惟可饮醇酒。读书不用多，作诗不须工，海边无事日日醉，梦魂不到蓬莱宫。秋风昨夜入庭树，莼丝未老君先去。君先去，几时回？刘郎应白发，桃花开不开。”不高兴得一塌糊涂。这两首诗后来都有幸入选“乌台诗选”。

南宋刘松年西园雅集图

熙宁四年（1071），新党在朝内渐渐得势，旧党势尽。苏轼屡次上书请求外派。七月，苏轼正式调往杭州。

熙宁九年（1076），苏辙进京，寓居在范镇的东园，受到已闲居的范镇的热情款待。多年之后，他作诗回忆当年的情景：“敝裘瘦马不知路，独向城西寻隐君。”范镇是苏轼四川同乡，旧党精英，比苏门兄弟大了二十多岁，与他们情谊深厚，非同一般，后来在乌台诗案中亦受牵连。范镇在东京的宅邸有两所，一在城南，一在城西的东园。东园富有野趣，环境优雅，经常有人来访，饮酒作诗，互相唱和。苏轼则是熙宁十年（1077）二月才进京，此时离他写下那首青史留名的《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思怀苏辙不过一年，同时也是王安石罢相、自此永不复出的同一年。在过去的五年里，他一路经过西湖的烟雨和密州的苍莽，如今已是四十二岁的中年人了。此次经过东京，是在以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移知河中府的任上，仅是路过稍作停留而已。

苏辙特意去距离东京城三百里外的澶州、浦州之间迎接阔别七年之久的兄长。三百里路途，步行约需五天，马行约需一天，思念之殷，全写在这路途迢迢中。苏轼作《满江红·怀子由作》记下这次重逢：“一樽酒，黄河侧。无限事，从头说。相看恍如昨，许多年月。衣上旧痕余苦泪，眉间喜气添黄色。便与君，池上觅残春，花如雪。”从去年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到终于可以在黄河边“相看恍如昨”，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两人行至陈桥驿（东京城北四十五里）时，苏轼改知徐州的旨意下来了。到了陈桥门口，却被守门卒拦住不许进，两人只得掉头向东，在范镇的东园内稍作休整。苏轼还乐天派地想，“然彭城于私计，比河中为便安耳”，殊不知此举有可能是新党不想让他有机会面圣。苏辙在《寄范丈景仁》里回忆当时的情景：“及门却遣不得入，回顾欲去行无人。东园桃李正欲发，开门借与停车轮。青天露坐列觞豆，落花飞絮飘衣巾。”无论如何，兄弟相逢的好情绪并没有轻易被破坏，两人住在东园大约两个月时间，四月一起离京，其间交游作诗，为长子苏迈操办喜事，也不是没有乐趣的。

二月二十日，苏轼刚到东京，早已与他交好的驸马王诜便遣人送了茶果酒食到东园。苏轼应邀于三月初一在城外的四照亭与王诜饮酒，两人带了六七个婢女，美酒佳肴，不一而足，奔着郊外的好风景去了。其中有个俊俏小丫头，管苏轼要曲唱，苏轼便写了《洞仙歌》和《喜长春》与她。《洞仙歌》里这样写道：“细腰肢、自有入格风流。仍更是、骨体清英雅秀。”借柳树来暗写人，怕是哄得小姑娘红晕霎时飞上脸去。结尾却带了些悲戚的味道：“断肠是飞絮时，绿叶成阴，无个事、一成消瘦。又莫是东风逐君来，便吹散眉间，一点春皱。”眼前天真烂漫的可人儿，娇娇弱弱地站在初春早早的绿里，飞檐翠柳，鸟叫声促。本是一片大好春光可写，可是苏轼的笔头，却还是抛不开落寞之意。空有才华与抱负，却仍是不得酬，只能在京城之外频频迁徙，任是再好的春色与佳人，也无法点缀半分。

王诜《渔村小雪》图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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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下一次来京，便是元丰二年（1079）八月十八日。御史中丞李定和御史舒亶、何正臣等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之前所作诗句言苏轼谤讪朝政，在神宗默许下逮捕苏轼入狱，在御史台“乌台”监狱一关便是四个月。之前苏轼的四处奔走只是仕途不得志，“乌台诗案”之浩劫则是飞来横祸，几近送命。

先是七月二十八日太常博士皇甫遵拿了御史台的台牒（只不过是寻常追摄行遣，叫苏轼进京问话），带了两名台卒快马加鞭赶赴湖州，罢了苏轼湖州的官职，勾摄苏轼进京受审。临行前湖州市民冒雨泪送，眼见台卒押解苏轼登船之时，“拉一太守如驱犬鸡”“如捕寇贼”。八月十八日，苏轼被关入御史台监狱的知杂南庑。苏颂于同年九月也被逮入御史台的三院东阁，和苏轼只有一墙之隔。

出东京内城的右掖门一路南行，过汴河后不远，紧邻着开封府的院落便是御史台了。御史台里养了一群神气活现的言官，官署内遍植柏树，引来诸多乌鸦在树上做巢，因此人们常以“乌台”指代这里，一语双关，倒也十分贴切。这里距苏轼二十一岁初次来京赶考时居住的太平兴国寺只有几步之遥。隔了二十三年的时光，寺院依旧，人事已非。甫入狱，苏轼便作了两首诗交给待他友善的狱卒梁成，嘱咐他转交弟弟苏辙。梁成拿到他的诗后藏在自己的枕中。诗里写道：“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辗转交到苏辙手中时，苏辙以面伏案，不忍看下去。

苏轼描述刚到狱中时，“……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举动触四壁。幽幽百尺井，仰天无一席。隔墙闻歌呼，自恨计之失。留诗不忍写，苦泪渍纸笔。”苏轼欲绝食求死，并藏了日常服用的青金丹，将其余量藏在土中，准备一旦要判处死刑时，服用来自杀。但是神宗派了特使来狱中探望，使得狱卒不敢多加欺辱。苏轼察觉到神宗并没有要杀他的意思，这才断了求死的念头，坚持了下去。

从八月二十日到十一月二十日，苏轼连连受审，被审讯者揪住历年诗文各种上纲上线，常遭遇通宵辱骂，苦不堪言。李定、舒亶等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朝中搭救之士颇不乏人，不仅有苏辙不避嫌向神宗上表陈情，仁宗皇后、王安石之弟王安礼均正言直谏。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早已罢相隐居江宁的王安石也上书疾呼：“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十二月二十六日，神宗最终还是没能忍心夺苏轼性命，仅将苏轼贬到黄州充任团练副使以了结此案。“乌台诗案”共牵连司马光、王诜、范镇、苏辙等二十九人，或贬或罚。其中驸马王诜处罚最重，被罢免了一切官爵。

王诜行草书自书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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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三年（1080）正月初一，正是东京的大年节，开封府下令市民可以纵情关扑三天，官员和百姓家庭一大早就开始互相庆贺，大街小巷里到处都是叫喊着赌博的人。街上立满了出售各类货物的彩棚，舞场和歌馆喧闹喜庆，普通百姓也都换上新衣，举杯欢庆新年的来临……

这一切却与苏轼没有任何关系。他正是在正月初一当天离开京师赶赴黄州，开始了于仕途最黯淡、于个人文学生命和心境演变却最为关键的一段岁月。这段岁月里，潦倒有之，感怀有之，做出东坡肉，书下《寒食帖》，写出《赤壁赋》。人生起落至此，还有什么对他来说是可以执着的？之前官宦羁旅虽有不忿，但总体是有所期许，因此是大开大合的豪迈搭配些许落寞。经此大难，苏轼后期那股真正豁达通透飘逸之风，对人生和世事的顿悟，从尚儒转为尚道佛，真真切切乃是从黄州开始。

宋人绘《赤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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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再回到京师的元丰八年（1085），他几乎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以功名利禄为意了。神宗驾崩，哲宗继位但未亲政，亲旧党的太皇太后主持朝纲，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全面反攻，受其举荐，苏轼与苏辙双双奉召东山再起。苏轼经由登州任上，十二月上旬返京任礼部郎中。后迁起居舍人，他对这个官职起初是不接受的，但终未被许可。元祐元年（1086）元月，免试为中书舍人，苏轼仍是请辞，仍未被允。后又升为翰林学士、知制诰。

苏轼行书《春中帖》页，书于元丰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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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里的事，无非是上书议政、官员交游、写写颂诗、拜会禅师，优渥是优渥的，但是否痛快透彻，不得而知。从元祐元年（1086）到四年（1089），苏轼对新法内容尽废持不同意见，屡屡上书。九月司马光过世，苏轼因为司马光治丧的事情屡屡耻笑过度拘泥旧礼的著名学究程颐，又结下新的梁子。苏轼开始重复熙宁年间新党当政时自己的节奏：元祐二年（1087）请辞，不准；元祐三年（1088）请辞，不许；元祐四年（1089），终于如愿再次知杭州。再往后，回京升官和出京反复出演，元祐七年（1092）十一月，苏轼入仕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元祐八年（1093）哲宗亲政，全面恢复新法，所谓“元祐党争”火热上演。九月，苏轼离开了东京，此生再也不曾踏足此地一步。

闹心的政治到此为止。在这里我只想说说元祐元年，苏轼得以与阔别七年之久的王诜再度相见。王诜身为皇亲国戚，成为“乌台诗案”里获罪仅次于苏轼的一位。当初，也是他第一个将御史台欲治苏轼罪的消息紧急通报苏辙，这个朋友当得够意思。王诜西园里的文人雅集，元祐年间雷打不动地进行着。元祐三年（1088），黄庭坚在西园曾水阁听侍女昭华吹笛。李之仪曾有诗写到西园，晚上坐在园内的池上看“松杪凌霄烂开”，一派怡然自得之意。西园之东筑有宝绘堂，富丽雅致，古代书法绘画收藏颇丰，在京城文化圈内负有盛名。苏轼为其所作的《宝绘堂记》云：“驸马都尉王君晋卿虽在戚里，而其被服礼义，学问诗书，常与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远声色，而从事于书画，作宝绘堂于私第之东，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为记。”

苏轼行书《题王诜诗帖》页，书于元祐元年九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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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开李公麟的《西园雅集图》，看到西园内松竹茂密，小桥流水，房屋两三处，掩映在婆娑之间，低调素朴，却不是一般的风雅卓绝。王诜、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米芾、晁补之、李之仪、李公麟自己等主友十六人自得其乐，他们衣着素雅，形态安详，或写字吟诗，或抚琴唱和，或打坐问禅，各有各的乐趣。米芾为此图作记，即《西园雅集图记》。有云：“水石潺湲，风竹相吞，炉烟方袅，草木自馨。人间清旷之乐，不过如此。嗟呼！汹涌于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岂易得此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