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寄生虫》，可惜功败垂成！
韩剧《安娜》刚播出的时候，我想到了年初的美剧《虚构安娜》。
两部剧的「安娜」，都是女主的化名，而化名的情由，都是对跨越自身阶层的焦虑与渴望，为此不惜伤筋动骨地瞒天过海。
故事的戏剧性以及吸引力，就都在这个不可能的「虚构」任务里了，因为它带有一种近乎颠覆现实的挑衅在，可以让人们在等待另一只鞋掉落地面时，兴奋得后背发毛，而这牵涉到观众对于影像替人放胆做梦的诱惑。
单论这种张力，《安娜》就要比《虚构安娜》高明不少。后者是基于真实事件改编的，却不真实，因为所有实质表达都被里外浓郁的美式娱乐给冲淡。而前者是基于虚构小说改编的，却很真实，它在很长的篇幅，尤其是前半部分，树立起一个十分可信的女主。
女主李裕美（裴秀智饰）背靠着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底层，父亲在平民市场经营唯一的西服店，母亲有听说障碍，在家帮衬。这是一个经济实力寻常得不好支撑任何梦想的家庭，对此，李裕美在13岁就有了十分强烈的意识。
那一年，早因家境被冷眼嘲讽的她想要参加芭蕾秋季竞赛，但父亲觉得那需要一笔不菲的开销，哪怕她说不要化妆，而且去找人借衣服，换来的却只有沉默。那种从背影到姿态的巨大沉默，是许多穷人家孩子再熟悉不过的景象。
这只是一个开始。贫穷限制了视野，不仅看不到，而且不敢看。对绝大多数同温层的人而言，自此不会再做不切实际的大梦。
但是李裕美不同，她在仰视那座碑一样的背影时，选择了痛哭，是要挟也好，是软化也罢，终归她如愿以偿地参加了比赛，并且捧回了奖杯，从倒打父亲判断、同学嘲讽，擢升为倒打名为命运实为规则的阶级现状。
她之后的人生，都基于这一课。首先，你可以做梦，但做梦需要付出代价，譬如自我、自由，最次也是苦功。其次，做梦未必是为了实打实的眼前利益，也可以仅仅为了盖过对手，出口恶气。第三，面子一定比里子重要，为了维系，许多事情可被定性为无伤大雅。
有了这一课，角色就迅速支撑起了剧集。前两集的时间跨度很大，年年岁岁如日历般撕下，李裕美一路见证卑微出身在这个势利社会里，只能是原罪，而钱权的匮乏会使她在世上举步维艰。平等与公道，都跟芭蕾一样，是高阶的象征，但在得到的瞬间，就失去字面意义。
在这个过程中，李裕美的变化，慢慢书写了一段女人的史诗。借着她的心理历程与行动抉择，《安娜》很戏剧化，却也很聚焦地映射了女性，尤其是贫寒女性在当代史中的不变与变。
不变，是指那种实质性的苦难无论在什么语境，尤其在东方，在性别歧视依然强烈的韩国，始终厚重。男人一如既往地成为道德下滑的显性标志，而这种塑造手法，我们屡见不鲜。但可以预见的是，这种表达，仍在失衡的现实里持续大写加粗。
像是李裕美在中学时与老师谈恋爱，不说男人在饭碗面前，情愿以牺牲女性自尊与爱为前提，冷漠划清界限，而要说他几乎毫发无损，而她却要背井离乡地转学。
这种典型的差别对待方式，使得承载女性身份的李裕美可以更突出地体现性别劣势。恋爱是大难临头各自飞的结局，日后的婚姻也是用进废退的吸血模式，读书时因为家境和成绩，工作时因为面容与装扮，都会事先被分出三六九等。她的所有个体经历，全是集体境遇。
对女性的贬损，上至这些掺杂冷热暴力性质的相处关系，下至自我审视与质疑，无孔不入。而女性的尴尬在于处在傀儡地位。未觉醒时，外人看来不过玩偶，觉醒之后，幻灭胜于一切。史诗在被动创作之时，必然会挤出越来越多悲剧色彩。
在李裕美的个人篇章里，身边几个女性如同恒量一样成为她的对照与佐证。她所出身、成长的市场，多的是生活一眼看到头的女性，承继家庭小作坊生计的同时，也在承继相夫教子、操劳不断的人生轨迹。
特别是李裕美母亲，因为聋哑，更能写就底层命数。此间夹杂一个很明显的规则，即善良、勤劳这些美好品格，并不会带来生活上任何品质的飞跃。李裕美虽然孝顺，但她第一个需要反叛的，就是成为母亲，成为这一类东方传统女性。
至于学姐郑智媛（朴艺荣饰），则是励志向的李裕美，出身一般，但是凭一己之力，踏踏实实地念书，工作，撑起自己的一小片天。但这个因为不同流合污而不被大流容纳的女人，也充满反讽的空间。
她的天花板最终被打破，是因为李裕美暗中运用关系协助，一个调查记者，间接倚靠的，依然是政坛男性的直接力量。她在年薪翻倍后，为出租房内有完备暖气而高兴，对此，大概不只是她意识到荒谬。就像是一个社会试验品，她的所谓成功，恰恰表达了更大的失败。
对李裕美而言，真正激发她艳羡与仇怨的，是二十来岁时遇见的李安娜（郑恩彩饰），一个绝对的反面。优渥家庭，豪泼性子，思想跟十指一样不沾阳春水，李安娜越是有意践踏下人的意志，越是把李裕美激发出铤而走险的冲动。最终她决心盗取的，是这个女人的护照，以及包括学历与名望在内的身份。
这是李裕美作为穷人的变。《安娜》的几段华彩，都在于变，在于她内在的自卑与懊丧，在触及脸面的场合，激发出撒谎的天赋，或者说防御、放任的本性。这种连锁反应，先于剧中现实，诞生出一位名门望族的「李安娜」，也就是说，在盗取身份之前，「李安娜」已经成型了。
于是，李裕美身上聚集着苦难者与投机者的双重属性。她就像《寄生虫》的金家，从介入朴社长家中开始寄生，直至具备游戏轮廓的冒险开始失控，抖落一地社会问题。
李裕美化身李安娜，完全改写了自己的命运。只有高中文凭的她成了海归教授，甚至一步步成为准首尔市长的太太，非但衣食无忧，而且能够在权力风眼，感受到资源倾斜的轻易。
一如《虚构安娜》，「安娜」成了虚伪的代号。虚伪被自我鄙薄，却又甘之如饴，她那常人无法企及的进阶物质生活，频频暴露出许多与世道捆绑的错漏与矛盾。而弱势女性处在舆论风口，天然就能勾出更多讽刺。
但《安娜》终归不是《寄生虫》。剧集也像陡然身处高位的李裕美，不知如何对付后续发展，而只能夹生地对上流，对社会，进行一个刻板的想象。为什么这部剧高开低走，就是不仅在于有效叙述的高浓度逐步降低，而且在于后续只有模式化的「反派」，无论是具体的人，还是广义的生活。
韩国近年许多影视作品，都生发于常规性的苦大仇深之上。比如一望无涯的贫寒与一眼望穿的富贵之间，是必然呈焦黑状的社会，下有睚眦必报，上有为富不仁，尤其是官家，必然在大局之下恶事做尽，这多少剥夺了一些叙事的快感。
李裕美的丈夫崔志勋（金俊翰饰）就是一个代表。参政的暴发户，在阶级晋升后与过往一刀两断，可以比上流的「原住民」更心狠手辣。他对于迟到司机的暴打，对于所谓糟糠之妻的抛弃，对于李裕美的操控与恐吓，达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尽显一个所谓政客的真实嘴脸。
以他为中心的上层恶人们，因为在众多作品里反复雷同出现，因此少了前些年井喷初期那种底层控诉的快意，而多了一些脸谱化的乏味。这就使得剧集后段，因为充斥僵化了的符号性人物，而不再具备原初充满未知的朦胧美感以及叙述张力。
锐度居高不下，就需要更多新鲜刺激。这类韩剧的困局，就在于不知道还能讲什么，怎么讲。好不容易惊喜地立住一个足以令人挂心的独特李裕美，旋即就把她弃在贫血的常态里，这就削弱了她的光彩，甚至诗性。
那诗性，原本可以通过找准个体在当代史中的丧文化代言，抵达当下的集体情绪表达，像《我的解放日志》那样，以难以自控的颓唐，反映并破解都市人等的精神困境，并在超脱的可能中实现女性的翻身。可惜，一切都在聚焦之中，失去了多元的活性，因此李裕美也只剩下一个复仇的爽剧功能。
可是复仇的结局也是早早摆在开篇的，那个解气的动作，支撑观众走过李裕美丧到极点的日常生活与巧到极致的人间传奇，却也减损了这个充满神秘的角色的魅力与余味。
但怎样都好，李裕美在某种程度上，算是能够全身而退，这对于不得不向往光明的我们来说，也已算是开过眼的天方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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