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心颂百年 | 形迹·献礼——陈紫葳：让更多的青春力量在乡村振兴的伟业中生长

1.乡村振兴工作营到现在已经为几百名同学提供了实践机会，也服务了15万村民，这些成绩都证明了乡村振兴工作营有着很重要的意义。那么建城学院与您个人一开始是如何想到要建立“乡村振兴工作营”项目？

陈：最开始走到乡村，是因为国家号召高校学生参加乡村振兴主题的实践活动。建城学院希望能结合我院建筑学的背景，进行某些机制的创新，让学生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发挥更务实的作用，或者说能帮当地落地一些需求。

当时的学生社会实践中有很多问题，一方面是大学生社会实践经验不足，重点未落在“乡村”二字上；另一方面是大学生缺少引导，很难发掘有意义的实践项目，使得大学生人才资源变相浪费。

基于这个问题，我就想要搭建一座桥——连接大学生力量和乡村振兴需求，让大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力所能及地为当地工作做一点实在的贡献。

幸运的是，最开始的时候，学院和乡村的关系就是打通的，只是乡校合作缺乏载体，让同学们来把项目做细做深。后来我和许多热心老师一起，创办了“乡村振兴工作站”，把乡校合作的学生实践运作起来了。也很感谢学院里老师的信任，让我发挥自主性，创新组织形式和工作内容，把项目做大做强。所以这个也算是个人的一次公益性创业，把一种社会服务性质的创新创业思路从头脑中“变现”，并且不断成熟定性。

2.这样的一个项目也需要有强有力的团队支持，据南小青了解很多创业团队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为难以寻找志同道合的的成员而苦恼。那么“乡村振兴工作营”一开始是怎么组织起团队的呢？

陈：创业最核心的就是团队的问题。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先去认真做一项工作，并且争取去做这项工作中最核心的那个角色。这个过程中虽然没有抱着创业的目的，但是你和很多人共事、创造的经历，就给自我提升与团队筛选创造了条件，最后大家很开心，有获得感，有了机会就能慢慢组起创始团队。我们这个团队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和三个在乡村共事过的同学，大家都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从村里回到南大也没有散，听说有科创项目和乡校日常工作就一直保持一种共事的状态。后来通过一些自媒体的招募渠道逐渐把这个团队变得更大了。

3.你如何看待乡村振兴工作营这个项目的意义？

陈：我觉得这个项目不仅有意义，而且意义重大，对个人与对社会两方面都是如此。

对于参与下乡的大学生而言，他们获得了与学校里完全不同的思考问题的机会，能迅速获得社会经验层面的个人成长。比如，下乡时间短、任务多，怎样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出实质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你不得不站在一个新的高度，更加系统化地思考下乡过程中，谁是服务对象、什么是任务目标、如何调配资源与时间等问题。想做出东西，就要主动思考、主动参与，时时刻刻拿主意，在没有正确答案的路上不断探索。如果说象牙塔里追求的是真理的深度，象牙塔外的实践更追求思维的广度，像在不断变化的河流中行船，你需要考虑方方面面的约束，还需要满足方方面面的条件，这对人是一个很大的提升，能全面促进一个人的思维广度。

对于社会来说，我们这个项目能够存活下来，就能够证明它确实在满足着乡村社会的需求，帮助乡村获得了以往无法从其他渠道获得的青年力量。一个项目，能让更多大学生在乡村这片大有可为的土地上去实践，也通过一些努力、反思与改进，逐渐打造出一套可行的乡村振兴的人才振兴模式。我觉得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

最后我也给工作营项目“打个广告”。大家可以多关注乡村振兴工作营项目和工作站的公众号，积极参加下乡实践相关工作，多多投身祖国乡村振兴事业。乡村是极好的“教科书”，亲眼见到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自己做一两件有意义的实事，自然能明理、增信、崇德、力行。

4.对于创业来说，一开始可能会有一段甜蜜期，但是很快就会因为现实约束来到一个十分令人失望的“死亡谷”时期。尤其是对于乡村振兴工作营这个项目，偏公益的属性会很难看到直接的收获。那么你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心灰意冷的时候吗？

陈：没有。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社会意义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即使没有做出样子，也要抱有一种信心。这种信心来自于信念，或者说是信仰。

当然，信心也不能是妄想。培养信心，首先要认清自己，再逐渐弄清楚未来要碰到的各种事情。比如说你突然遇到了一件在你预计之外的事情，如果你事先没有认识到自己作为个体的局限性，这个时候你只能怀疑个人能力，全盘否定自己。而不是寻找能改进的可能，从自己的能力和事物的本质上逐步去把握这个意外，建立自信。

如果是同伴心灰意冷就需要传递一种强大的信念，遇事冲在前面，再把坚定的想法和判断传达给同伴。团队合作不仅要有效率，还要发挥团队每个成员的价值，要用合作过程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实现任务达成与个人成长的双目标。所以过程中大家可以多交流收获和心得，让大家都觉得一起做事的过程中开阔了视野，有很多的个人收获。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团队怎么会迷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