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 | 所有语言都是切口和黑话
语言都是隐藏着对语言的纯粹经验的黑话，正如人民或多或少都是成功掩盖着factum pluralitatis（该词在词源上与populus有关，阿甘本以该词表示人类虽众但共属一共同体的事实）的面具。只有将人类言说着并相互理解这一事实——这是至今仍为科学所未解的一个事实——视为理所当然，才能建构语法，也就是说，建构我们可称之为语言的那种描述性同一系统。本文选自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原文标题为《语言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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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人民
文 | 【意】吉奥乔·阿甘本
译 | 赵文
在15世纪头几十年——那是一个以战争与混乱为典型特征的时期——里，一群群吉卜赛人出现在法国。他们声称自己来自埃及，由自称Egypto parvo的公爵或Egypto minori的伯爵所带领：
最初几批吉卜赛人于1419年在今属法国的地区被发现……1419年8月22日，他们出现在沙蒂永昂敦贝镇（Chatillon-en-Dombe）；第二天，由某个名叫安德里亚的小埃及公爵带领的一批吉卜赛人到达了六里格之外马孔的圣洛朗（Saint Laurent de Macon）……1422年7月，更大的一群吉卜赛人南下进入意大利……1427年8月，在穿越饱受战争蹂躏的法国国土之后，吉卜赛人第一次出现在了巴黎城门之外……这座都城已遭英国入侵，整个法兰西岛上随处有土匪出没。有几批吉卜赛人，在细小埃及或小埃及的公爵或伯爵们的带领下，翻过比利牛斯山，足迹远至巴塞罗那。
历史学家将黑话——coquillards及其他匪徒帮派使用的隐语切口——粗略地追溯至这同一个时期。这些帮派得到孳生的那些纷乱扰攘的年月，也标志着中世纪社会向现代国家的转型：“的确如此，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前面提到的强盗间使用的一种langage exquis，若无传授，其他人是根本就听不懂。此外，通过这种语言，他们可以辨认出所谓贝壳帮的成员”（贝雷内在审判贝壳帮的法庭上的证词）。
阿丽丝·贝克尔何仅将各种材料与这两件平行并列的事联系起来，就能意识到几乎全部用引文就能写出一部原创之作的本雅明式写作计划。贝克尔何这本书的主题表面上看没什么特别：正如副标题——“危险阶级黑话起源中一个被忽视的要素”——所示，问题就是要指明罗姆群中那部分黑话语汇——吉卜赛人的语言——的衍生过程。卷末简短而基本的词汇表将那些“在欧洲吉卜赛人方言中”有着“明显影响——更不要说有确定的起源作用了——”的黑话词语逐一列出。
这个主题虽说没有超出社会语言学的范围，但它暗含着另一个且更加重要的观点：严格说来，切口不是一种语言而只是一种黑话，就此而言，吉卜赛人并不构成一类人民，而是前代众多法外之徒（fuorilegge）所构成的一个阶级延续至今的后裔：
吉卜赛人封存着我们的中世纪；是来自另一个时代的一个危险阶级。演变成各种不同黑话的吉卜赛词汇像极了吉卜赛人：实际上，自他们首次出现以来，他们浪迹到哪个国家就从哪个国家获得姓氏——gadjesko nav，结果，在那些自认为识文断字的人们看来却差不多丧失了纸面上的“身份”。
这说明了学者为什么永远不能成功解释吉卜赛人的起源并熟悉他们的语言和风俗：在此情况下，人种学调查将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受访人都在系统地撒着谎。
这种最本原的假说——它归根到底涉及的是边缘语言现实和边缘人口——何以如此重要？本雅明曾写道，在那些关键的历史时刻，最后的一击必由左手挥出，打击社会认识机器（macchina del sapere sociale）上的关节要害。阿丽丝·贝克尔何尽管将自己限制在自己的主题范围之内，毕竟很可能相当明确地意识到她已经在我们政治理论的真正焦点之处布下了一颗地雷，随时都会爆炸。事实上，对于什么是人民，什么是语言，我们根本就一无所知。（众所周知，语言学家只有将factum loquendi视为理所当然，只有将人类言说着并相互理解这一事实——这是至今仍为科学所未解的一个事实——视为理所当然，才能建构语法，也就是说，建构我们可称之为语言的那种描述性同一系统。）不管怎么说，我们全部的政治文化都建立在人民与语言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之上。浪漫派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断地对二者的联系有所发明，进而不仅广泛地影响了至今仍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理论，而且深刻影响了现代语言学理论——试图凭借相当晦暗不明的东西（语言这个概念）来澄清更其晦暗不明的东西（人民这个概念）。而多亏了这样建立起来的共生对应关系，这两个偶然的（contingenti）且无规定的文化实体才使自身获得了必然法则和规律特性，从而将自身转变成为几近自然的有机体。实际上，政治理论虽无能力解释却必定设为前提的是factum pluralitatis（该词在词源上与populus有关，我以该词表示人类虽众但共属一共同体的事实），另一方面，语言学家虽无能力质疑但必定设为前提的是factum loquendi。这两个事实之间的直接对应规定了现代政治的话语。
吉卜赛人与黑话之间的关系就在按常规重演这种对应关系的同时恰恰对这一对应关系进行了彻底的质疑。吉卜赛人之于人民，正如黑话之于语言。尽管这种类比只能维持片刻，但它毕竟启示了语言与人民间的对应关系意图秘密掩盖的那个真相：众民皆帮、皆为贝壳帮，所有语言都是切口和黑话。
这里，关键的不在于对该命题的科学精确性进行评估，而是相反，在于切莫使它的解放性力量从我们手中溜走。我们的目光一旦盯住了这个问题，控制我们政治想象力的那台倒错且强大的机器顿时就失去了力量。毕竟，每个人都明白，我们正在谈论一种想象，尤其是在人民这一理念已经长久地失去了其实质现实性的今天。我们承认，这个理念除了老哲学人类学列出的枯燥乏味的特性目录之外，从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即便如此，它还又被同样现代的自命为人民之守护者、自命为人民之表达的国家搞得毫无意义。尽管所有老生常谈再怎么善意，人民这个理念不过是国家身份的空洞支撑，并且就是这么得到承认的。对那些或许对此仍持疑虑的人来说，不无裨益的就是从如下观点来看看我们周围发生着的一切：一方面，世界各国武装起来保卫一个没有人民的国家（科威特），另一方面无国家的众民（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巴勒斯坦人，巴斯克人，流散的犹太人）却遭受着肆无忌惮的压迫与灭绝。只有这样，那些也许对此仍持疑虑的人才会明白，人民的命运只能是一种国家身份，人民这个概念只有在公民概念内得到编码之后才有意义。这样看来，留心那些没有国家尊严的语言（加泰罗尼亚语，巴斯克语，盖尔语等语言）——语言学家当然视它们为语言，但这些语言实际上就是黑话和方言，几乎总是带有某种直接的政治意义——的特定状况，也是非常重要的。语言、人民与国家之间的恶性缠绕在犹太复国主义的个案当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它是这样一场运动：它力图将一群par excellence人民建构为一个在其土地上保有该民的国家，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又要使早已在日常使用中为其他语言和方言（拉地诺语、意第绪语）所替代的一种纯礼拜性语言（希伯来语）重新复活。而在传统的守护者看来，对这种神圣语言的复活恰恰是一场荒唐的亵渎，语言终有一天会对此加以报复。（1926年12月26日，杰舍姆·肖勒姆在从耶路撒冷写给弗朗兹·罗森茨威格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如行走在深渊边缘的盲人般生活于我们的语言之中……这种语言充满了未来的灾难……当它变得与言说着它的人们相敌对时，那一天就到了。”）
隐含所有人民都是吉卜赛人而所有语言都是黑话这一主张的论点则解开了这个纽结，使我们能以新的方式对我们文化中周期性地出现而又被误解并被拉回到那些主导观念之中的语言经验进行审视。但丁在《论俗语》中讲述巴别塔神话时说造塔人被打散为众多族类，各族类人皆获得了自己独有而为其他族类无法理解的语言，他这么说还能意味着什么呢？他要说的正是：大地上的所有语言都是黑话（生意买卖上的语言就是再好不过的黑话）。但但丁并没有（像他长久以来的那种伪饰思想可能会做的那样）提出对民族语言和语法的矫正，使之免于所有语言皆备的内在黑话倾向；相反，他提议要加以改造的恰恰是对词语——也就是他所说的“高贵的方言”（volgare illustre）——的经验方式。这样一种改造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黑话俚语的一种解放，并非语法上的解放，而是诗学和政治学上的解放，使之同样名正言顺地成为factum loquendi。
在某种意义上，普罗旺斯行吟诗人所使用的“特鲁巴克利斯风格”（trobar clus）是把奥克语转化为秘密黑话的一种改造（其改造方式与维庸以贝壳帮行话创作其某些歌谣的方式大不相同）。但这种黑话所言说的，仅仅是另一幅语言图景，一幅被标记为爱情经验的地点及对象的图景。从这个观点来看，在近期的一些争论中，难怪有维特根斯坦主义者会主张对语言之纯粹存在（即factum loquendi）的经验是与伦理学一致的；也难怪本雅明将获得了救赎的人类的图景全托付于某种“纯语言”之上——这种“纯语言”既不可化约为某种语法，也不可化约为某个特殊语言。
语言都是隐藏着对语言的纯粹经验的黑话，正如人民或多或少都是成功掩盖着factum pluralitatis的面具。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我们的任务既不可能是把这些黑话建构成语法，也不可能是将人民再编码为各种国家身份。相反，只有时时处处打断语言、语法、人民和国家之间的纽结，思想和实践才能胜任当务之急。打断的方式——只有在这种打断中，语言factum和共同体factum才瞬间曝露出来——随时随地而变，多种多样，可以是对某种黑话、“特鲁巴克利斯风格”、纯语言的复活，也可以是对某种语法语言的少数化实践，等等。但不管怎么说，显而易见的是，这里的关键并不在于纯语言学或文学，而首要的是政治和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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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目的的手段》
【意】吉奥乔·阿甘本 著
赵文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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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是继《牲人》、《未来的共同体》、《没有内容的人》及《剩余的时间》之后阿甘本的又一力作，收录了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散见于各处的文章。除了表达对舞蹈的蔑视之外，书中还出人意料地显示了对权利的虔诚渴望——《人权之外》：如果没有法与执法的结合体（即某种类似于国家的东西），权利是多么富有意义啊！除此之外，对“贝克特的梦与夜”的指涉也让让我们疑雾重重。
《没有目的的手段》紧靠吉奥乔·阿甘本那独一无二的躁动思想列车的一贯核心：在大屠杀之后，集中营将例外状态列入了国家主权的基本模式，考虑其遗留的影响，我们该怎样思考今日的政治？
在讨论居伊·德波《景观社会评注》的《旁注》中，阿甘本那支柱性的矛盾化政治学依旧锐利逼人。这一点既反映在《面孔》中的对话（其中那位不明身份的谈话者据说是伊曼纽尔·列维纳斯）里，也见于作者对当代政治学——尤其是对意大利政治——所做的深刻个人思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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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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