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宴用鸭”“赚568元罚40万”，“罚之有据”也需兼顾合情合理 | 新京报专栏

原创王琳新京报评论

让违法者倾家荡产，这不应成为对一个初犯者、尤其是不知情不知法的轻微违法者的必要选项。

▲万宁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文|王琳

最近，一则“一字十万”的处罚个案，引发众多网友围观。小案件获得大关注，与一些媒体在报道时使用的标题不无关系，如：海南一养殖户卖海鸭赚568元，因标称“国宴用鸭”被罚40万。

养殖户辛辛苦苦赚了点零花钱，却被处以天价罚款，如此对比强烈，在公共舆论场上很有吸睛度，也自然会引人质疑这一处罚意义何在。

行政法上有比例原则，行政处罚也要遵循过罚相当。在这一点上，情与法是交融的，法与理是合一的，自然理性与专业理性是相得益彰的。无论吃瓜群众，还是法律专业人士，都认同行政主体在对违法行为人适用行政处罚时，所科处罚的幅度要与违法行为人的违法过错程度相适应。小过重罚、大过轻罚、畸轻畸重都有违执法公正。

而其他影响性个案中常有的情法冲突、法理矛盾、精英与草根的割裂等等，在这起“国宴用鸭案”里似乎并未发现。舆论正是从“赚568元”和“被罚40万元”这组数据中，找准了议程设置。

但只要完整阅读过本案相关的报道，尤其是读过执法主体公开的处罚依据，就不难看出，围绕此案的争议虽主要是处罚尺度之争，但在事实层面，目前舆论场上所展现的，和执法部门认定的，尚有差距。

据《万宁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告知书》，被处罚的合作社于2020年2月份开通淘宝店铺“国宴用鸭笑康牌飞海鸭”，店内销售的“国宴用鸭-笑康牌飞海鸭（海上海鸭农场）”、“海鸭蛋-笑康牌飞海蛋（国宴用鸭）”均标注“国宴用鸭”字样。这一线上店铺自2020年2月份至10月份，的确只销售了58只海鸭，销售金额为8691元，获利568.4元。

执罚主体和被处罚主体对上述事实并无争议。但一些人却有意无意忽略了后面这一句事实描述：因该合作社在线下销售的海鸭产品未进行销售台账登记，所以线下产品的销售金额无法计算。

显然，40万元处罚针对的并不仅仅是该合作社线上销售的58只海鸭或568.4元的获利。“国宴用鸭”等字样被印在这种海鸭产品的4种包材包装，而这四个字被认定为《广告法》所禁止的广告违禁词——这种违法，既可追溯至线上，也可溯源至线下。我们不能因线下销售无具体数据，就仅仅把线上的获利数据作为处罚结果的唯一关联。

另一方面，执罚者称，依《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拟处罚幅度为20万元至50万元范围内。处罚幅度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自由裁量范围内，这也是万宁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最终作出40万元处罚的底气。

这种“罚之有据”的解释似乎很难反驳。但在自由裁量范围内，并不意味着这一幅度的处罚就是必要的。行政主体在使用行政处罚等手段实现某一行政目的或目标，如果存在多种可以选择的方式方法，应选择对相对人权益不会造成损害或侵害最小的手段。让违法者倾家荡产，这不应成为对一个初犯者、尤其是不知情不知法的轻微违法者的必要选项。

养殖户虽违法，也要充分考虑这一违法的具体情形，如是否初犯、影响多大、涉及面多广、是否及时停止违法并尽力弥补等等。从听证会上养殖户提供的信息来看，他们有从轻的理由——当然是否成立需要经法定程序来认定。

我要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处罚与服务、教育本不可分。广告法的执法单位应是市场监管部门，本案却是由万宁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来作出处罚的。

很多城市目前都在推行这种城市相对集中综合行政执法改革——那些原来属于各职能部门的执法权通过某种“转授”的方式，集中到当地城管部门来统一行使。这种“转授”是否合乎法理且不讨论，不过在这种“转授”过程中，很容易发生处罚职能、教育职能与服务职能的分离。甚至行政权应有的教育和服务职能在处罚权被转授之后，就莫名消失了。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任重道远。

城市相对集中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是否能取得成功，关键就看服务能否相对集中统一行使且运转良好。以“国宴用鸭案”为例，因受新冠疫情影响，当地政府鼓励养殖户利用线上资源推广滞销的农林牧渔产品，这是好事。但多数养殖户对广告法并不熟悉，平时接触也少。若能相应组织学习并在执法时发现初犯能够及时提醒，并践行“轻微违法初犯不处罚”，或许才能更好地达到执法的目的，相对集中的为民服务、为市场主体服务才能极大增加群众对执法部门的认同感和信任感。

观察“国宴用鸭案”，其在执罚尺度上，既不像一些人渲染得那么糟糕，也不像执法者所公开的那样全无问题。关键在于，这一天价处罚能不能经受过罚相当与必要性的考量。

□王琳（法律学者）

编辑：新吾实习生：祁倩倩校对：李项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