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优势仍在，“企业外流”也是转型良机 | 新京报专栏

原创陈永伟新京报评论

深圳能不能留住华为、能不能再造一个华为，关键的并不是房价有多高，而是制度成本到底能降下来多少。

▲深圳。图片来源：新华社

文 | 陈永伟

近日，华为第二批5400名员工离开深圳，搬至东莞的松山湖。这则新闻立即引发了人们的热议：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正在面临着企业的大量流出，这是否意味着它已经失去了吸引力？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一切？它的未来又会怎么样？这一切，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过高房价已成为深圳发展的一大障碍

长期以来，深圳凭借其繁荣的经济、良好的环境吸引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大批企业和个人来到深圳。这些企业和人才的大规模引进一方面为深圳带来了巨大的繁荣，另一方面也让深圳有限的土地变得供不应求。

在巨大市场需求的推动下，深圳的房价经历了迅速的上涨。从2000年到2018年，深圳的房价上升了十多倍，特别是在最近三年，房价涨幅达到了三倍以上。虽然高企的房价在很大程度上是繁荣和发达的象征，但它反过来又在成为繁荣的障碍。

我曾帮深圳市投广署做过三年的营商环境调查，期间走访过不少企业。被走访的企业几乎无一例外都提到了高房价对企业经营带来的负面影响。

居高不下的房价不仅让企业的运作成本大为增加，还让企业招聘、挽留人才变得更加困难。例如，一家国内著名无人机生产商的人力资源负责人曾对我说，不久前公司有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工程师辞职去了重庆，理由就是现在的薪酬很难负担高企的房价。

需要注意的是，这家企业的薪酬标准在同行中已经处于相当高的水平，但即使这样的薪酬都难以留住人才。房价对深圳企业带来的冲击由此可见一斑。

尽管深圳市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措施稳定房价，让房价迅速上涨的势头得到了一定的遏制，但至少在最近几年，深圳房价应该很难出现较大规模的回落。这表明，在将来的很长时间里，过高的房地产价格都将成为制约深圳发展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

相对于深圳，东莞、惠州等城市的地价和房价都要低廉很多。以东莞的松山湖为例，它毗邻深圳，但当地的房价却只有深圳的1/3左右，这就对深圳的企业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加之周边城市对企业给予的各项优惠措施十分到位，对优秀企业大都承诺给地、给房、减免税收，因此可以预期，深圳的企业向周边城市流动将会是一个趋势。

▲深圳。图片来源：新华社

深圳已形成了较强的集聚优势

尽管由于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深圳面临着企业外流的风险，但是从总体上看，其相对于周边城市的优势依然是存在的。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深圳已经建立起了完整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链配套。更为重要的是，长期以来对人才的友好态度已让深圳形成了较强的集聚优势。这些因素对于研发型企业来说，都是尤其重要的。

曾有一位在深圳创业的惠州籍企业家告诉我：“自己的企业主要是做研发的，之所以不选择土地和劳动力成本更低、政策扶持更为优惠的惠州，而选择深圳作为自己的创业地点，是因为深圳的研发条件更好、更能招到人才。”

而另一位在惠州创业的企业家则告诉我：“尽管惠州在土地价格等方面更具有优势，但在对人才的吸引上却远远不如深圳。现在的高层次人才都不愿意离开深圳，如果要从深圳挖人，就要付出比在深圳高得多的价格。”

由此可见，虽然房地产价格高涨给深圳带来了企业外流的风险，但这种风险的偏向性是十分明显的。

目前，搬离深圳的主要是那些劳动力较为密集，对员工的学历、技能要求不高的企业，而以研发为主的企业则更倾向于留在深圳。

从这个角度看，尽管深圳应该对企业外流引起重视，但同时也应该将其视为优化自身产业结构的一次机会。如果能顺势而为，将产业结构从“微笑曲线”中间的生产环节升级到两端的研发和销售环节，那么这对于深圳而言也不失为一次提升。

▲深圳。图片来源：新华社

降低制度成本比降低经济成本更重要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相比于土地等经济成本来说，制度成本的影响是更大的。尤其是对于处在“微笑曲线”两端的企业，优越的制度环境要远比低廉的经济成本重要得多。

尽管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拥有多方面的制度优势，但从现在的情况看，深圳在降低制度成本方面依然是大有可为。

根据我对深圳一千余家企业所做的问卷调查，目前深圳在行政效率、司法公正性、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依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如果可以在这些领域推进改革、积极发力，那么其对企业产生的正面效应就足以抵消成本上升带来的负面影响。

可以说，深圳能不能留住华为、能不能再造一个华为，关键的并不是房价有多高，而是制度成本到底能降下来多少。

□陈永伟（《比较》研究部主管）

编辑：李冰冰校对：郭利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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