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古怪孤僻的保姆，还是一流街头摄影师？寻找隐匿天才薇薇安·迈尔｜草地•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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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林晓蔚
薇薇安·迈尔（Vivian Maier， 1926-2009）并非成就最高、最富有才华的美国业余街头摄影师，却可能是其中最具神秘色彩、身世最为传奇的一位。2007年之前，摄影圈根本没有人听说过她，而从2007年到现在的14年间，她的名字迅速蹿红引人注目。
如今这个名字带着她的一部分照片和那部曾经获得奥斯卡提名的知名纪录片《寻找薇薇安·迈尔》，一起来到中国。3月21日至6月30日，“寻找隐匿的天才：薇薇安·迈尔”，这位摄影师在中国的首次大规模个展，在北京的今日美术馆展出。
北京今日美术馆展览现场。本报记者林晓蔚摄
但摄影只是薇薇安·迈尔的隐秘爱好——她的本职是一名工作了40年的底层保姆。她沉默又近乎狂热地拍摄街头，甚至有时将孩子带丢，却几乎从不将照片示人，更不向任何杂志投稿。她疯狂收集剪报，积攒了200个箱子，雇主们认定她无亲无故、古怪孤僻，并不知她悄悄地记录下整个时代。
薇薇安·迈尔街拍作品
这个传奇直到2007年才意外曝光。也许是早已穷困潦倒、无力负担租金，薇薇安长期未能认领在仓库里存放的个人物品。在一次清仓拍卖中，房地产经纪人兼城市收藏家约翰·马卢夫（John Maloof）拍下了她的所有物品。后者惊讶地发现，这个女人竟拍下了超过15万张胶片，拥有优秀街头摄影师的一切特质：用光、构图、捕捉瞬间的灵感、看穿陌生人的能力。
展览现场展出的薇薇安·迈尔自拍。本报记者林晓蔚摄
正当约翰·马卢夫逐渐着手整理薇薇安·迈尔“遗产”时，她正混迹于某个底层社区，邻居大多并不知道她是谁，只知道有个操着法国口音的老太太经常独自坐在海边的长椅上发呆。有一次，她遇到昔日的雇主，罕见地流露出脆弱而孤独的神情，央求后者是否可以暂时不要离开，多陪她说说话。
2009年4月，83年的薇薇安·迈尔在芝加哥一所疗养院内去世。她曾服务17年的根斯堡家族，在她生前的最后日子里为其租下了一间小公寓，又在她死后于《芝加哥论坛报》刊载讣告，称她是“一个自由而善良的灵魂”“魔法般地触碰到每一个认识的生命”，同时也是“一个会被极度怀念、真正独特的人”。
展览现场展出的薇薇安·迈尔自拍。本报记者林晓蔚摄
也正是因为这则讣告，几天后，约翰·马卢夫在搜索引擎上找到了此前根本不存在任何新闻链接的薇薇安·迈尔，得以像侦探一样逐渐拼凑出她难以想象、难于定义的一生。
双重人生
近些年对薇薇安·迈尔的研究揭示，她可能是移民到美国的法国犹太后裔，早年便父母双亡，和仅有的亲人异常疏远。她年轻时也曾回乡——一个地处阿尔卑斯山脉深处的法国小村子，卖掉她继承的农场，并拍下一系列关于故乡的照片，那也是她已知最早的摄影作品。
20世纪50年代正是相机开始大量进入美国家庭、街头摄影方兴未艾的时候，薇薇安·迈尔也走上了业余摄影师的道路。她一开始在劳动密集型的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但极大的工作强度和长时间的劳动使得她无法维持摄影爱好，很快她便辞职。
薇薇安·迈尔街拍作品
当她意识到保姆是一份既可以谋生、又有不少自我空间和空闲时间的职业之后，便再也没有换过工作。从1956年到1972年，薇薇安·迈尔在芝加哥的根斯堡家族安稳地做了17年的保姆。据根斯堡太太回忆，薇薇安·迈尔对做保姆兴趣不大，但她不知道还可以做什么。
她甚至用做保姆挣来的钱进行了一次环球航行：从中东的也门到东南亚的泰国，之后抵达南美，几乎贯穿了整个南美大陆。就像认识她的人一直记得的那样，她的脖子上几乎无时无刻不挂着一台相机，记录下任何一个她认为不容错过的时刻。在旅行中她的自拍看起来十分快乐，和平日里呈现出的严肃不太相同。
展览现场展出的薇薇安·迈尔自拍。本报记者林晓蔚摄
不过雇主和她带过的孩子们，对薇薇安·迈尔的职业操守评价不一。总的来说她尽职尽责，但由于过分投入街头摄影，她在带着孩子们上街时常常会丢下他们沉浸于拍摄之中，不止一次发生过将孩子带丢的情况。她也像个凡人一样偶尔脾气失控，在雇主不在场的时候动手打过小孩。
薇薇安·迈尔对于街头摄影痴迷到什么程度呢？她会在深夜出现在一些不太安全的场所，有一次还带着相机前往一起凶杀案现场拍摄照片，以至于被关入警局。她以一种近乎偏执的态度和高度的创作自觉，拍下城市街头和彼时人民的精神风貌，尽管有时候她照片里的人看起来对于被拍不太高兴，甚至要挥拳动粗。
和这种“摄影癖”构成鲜明对比的是，她固执地守着卧房与暗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禁止外人进入。一个她曾经照顾过的孩子在纪录片《寻找薇薇安·迈尔》里回忆说，当年她未经薇薇安·迈尔同意卖掉了后者存放于房屋公共区域走廊上的一部分旧报纸，引发了薇薇安·迈尔的愤怒和抗议。她对报纸上形形色色的案件有着格外的偏好，收集的剪报大多是耸人听闻的社会版。
纪录片《寻找薇薇安·迈尔》海报
根斯堡家族的阿夫龙·根斯堡（Avron Gensburg）先生回忆，“她不让我们进她的暗房，尽管我们也没想要进去。”有时薇薇安·迈尔在和新雇主面试时的唯一要求就是，屋子里能有足够的空间存放她那些庞大的行李。外人看到的只是一个个箱子，并不知道里面放的是尚未冲洗的胶卷、电影片段和旧报纸。
尽管以上很容易形成对薇薇安·迈尔孤僻、封闭的刻板印象，但她心灵的窗口也曾打开微小的缝隙——她并非完全拒绝分享，而是只分享给那些她认为值得的人。收藏者约翰·马卢夫多次前往她的故乡，在那个法国偏僻小村子的照相馆，他找到了薇薇安·迈尔的信。在信中，薇薇安·迈尔感谢照相馆老板冲洗出了她的若干当地风景照，并表示有机会还会再寄来一些自己的得意作品，她甚至还对冲印的纸张提出了技术上的要求。
薇薇安·迈尔街拍作品
也许，在内心深处，薇薇安·迈尔始终与故乡保持着真诚而微妙的联结。而在美国，她甚至故意伪装出别扭的法国口音，也不给冲印店留下联系电话或真实姓名，保姆就像是这个神秘女人混迹于俗世的外衣，在某个摄影机拍下的访谈片段里，她说，“我就像是一个间谍”。
登堂入室
今日美术馆的“寻找隐匿的天才：薇薇安·迈尔”摄影展，其内容十分集中而统一，本次展出的80多张照片几乎全都是薇薇安·迈尔的自拍照。观众可以看到，这个身材高大、神情严肃的女人，以各种方式端着她那台标志性的禄莱双反相机，出现在各种各样的镜面反射里。
这些镜面既有房屋内的化妆镜，也有车辆的后视镜，还有街头店铺的玻璃橱窗。即便没有具体形象出现，作品也总是以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宣告着拍摄者的存在：影子。薇薇安·迈尔本人的影子，要么出现在画面的角落里，要么干脆就覆盖着对面的拍摄对象，令观者意识到这本质上还是“自拍”。
薇薇安·迈尔街拍作品（自拍）
这位摄影家声名鹊起的最初几年，也是以大量的自拍吸引了摄影界的目光。她的照片体现出冷峻的自省，表达出薇薇安·迈尔观察和定义自我身份的愿望与态度。她以摄影家的姿态活在照片里，而不是保姆。通过外表形态和带着强烈存在感的“影子”，她将自我自觉地嵌入到属于那个时代的街拍里。
不过她的十几万张胶片里，显然有更多自拍之外的创作。1953年，27岁的薇薇安·迈尔就已经掌握了夜间摄影和闪光灯技巧，当年的圣诞节前夜，她抓拍到纽约东区人行道上的一场打架斗殴，两个中年男人血迹斑斑地躺在路边。这张照片像一个经典的黑色电影场景，又具备了优秀的新闻摄影水准，同时还充满了一种戏谑和幽默的味道。
薇薇安·迈尔街拍作品
2020年，文化发展出版社出版了美国西北大学教授、摄影学者帕梅拉·班诺斯的《寻找薇薇安：从“神秘保姆”到“传奇摄影师”》一书，对薇薇安·迈尔目前已知的摄影摄像作品及其扑朔迷离的身世进行了系统化的梳理。事实上，她不仅拍过凶案、拍过街头，还拍过艾娃·加德纳和奥黛丽·赫本这样的大明星，不可思议的拍照热情使得薇薇安·迈尔的照片涵盖题材极为广泛。
如果没有足够的才华，薇薇安·迈尔只会永远停留在“一个爱拍照的保姆”，但比她小十来岁的美国著名街头纪实摄影师乔尔·迈耶罗维茨（Joel Meyerowitz）在看过她的照片后说，薇薇安“兼具慧眼与悟性”，作品中“透着对人类的理解，带着温暖、带着戏谑”。“我想，她是一名真正的摄影师。”乔尔说。
薇薇安·迈尔街拍作品
薇薇安·迈尔的戏剧性人生在她成名之后并未告终。尽管在媒体热捧之后，她被认为是可以和罗伯特·弗兰克、威廉·克莱因、黛安·阿勃丝平分秋色的街头摄影师，但公认的摄影艺术最高殿堂——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伦敦泰特（Tate）等从未为她举办过个展，佳士得和苏富比两大拍卖行也从来没拍卖过她的任何照片。
薇薇安·迈尔始终没有得到权威的认可，约翰·马卢夫在纪录片里认为，这是来自主流艺术圈的某种排斥。将她塑造成平民英雄的努力固然是一部分理由，但更多的原因恐怕是版权上的疑问：美国版权法例认定，拥有作品并不等于拥有版权。在被指出版权存疑之后，约翰·马卢夫也不再在媒体上露面，不像此前那样，为让薇薇安·迈尔“载入史册”而不遗余力。
北京今日美术馆展览现场。本报记者林晓蔚摄
薇薇安·迈尔终身未婚无子，孤独终老。《寻找薇薇安·迈尔》里对她进行了一番病理上的揣测，认为她也许在原生家庭影响下形成了自闭倾向，厌恶男性、厌恶社交，将房间作为自己的堡垒、将相机作为另一重人格。也没准，在长期作为保姆和街拍摄影师接触陌生人的过程中，薇薇安·迈尔获悉了关于人类悲欢的终极哲学，始终以俯视的姿态自我隔离于人世。
在某段纪录短片里，薇薇安·迈尔曾经对着镜头说：“我认为没有什么是永恒的。我们要给别人留出空间。像是一个轮子，一旦转起来，就终有尽头。”
传奇未了
对于约翰·马卢夫对薇薇安·迈尔费尽心机的挖掘，不论是业界人士还是薇薇安·迈尔生前的朋友们，多多少少都存在着一些不同看法。在纪录片《寻找薇薇安·迈尔》中，不少和她相识的雇主都认为，如果薇薇安·迈尔还活着，如果薇薇安·迈尔泉下有知，她不会喜欢约翰·马卢夫为她所做的一切。她还会像过去那样，将作品固执地封存在行李之中，局限在自己的世界里。
帕梅拉·班诺斯也在《寻找薇薇安》这本书里写道，这部约翰·马卢夫参与执导的纪录片“是面向广大观众制作的”，并非要描述一个专业而复杂的命题，电影本身并没有把薇薇安·迈尔作为一个真正的摄影师来描述，而是从“年轻男性的视角出发”，“成功地讲述了一位神秘女性的故事”——对她的其他方面大书特书，这对主人公来说无疑“是一种伤害”。
展览现场展出的薇薇安·迈尔自拍。本报记者林晓蔚摄
尽管纪录片获得当年的奥斯卡提名及其他诸多奖项，但其中充斥的八卦意味并不令所有观众感到愉快。自以为是猜测他者的生活，并投射种种价值判断，尽管整体基调带有一定的同情与关怀，但终究是以某种“圆满”和“成功”去衡量那些未必以此为乐之人，薇薇安·迈尔的快乐和满足又怎么会是外界所能臆想与体会的呢？
刻意戏剧化的讲述口吻，多多少少怀着商业或造神动机在发挥创作，大型刻奇现场总是群魔乱舞，哪怕这种经年累月的“寻找薇薇安·迈尔”之旅，最后已经远远超过了作品的客观价值。我们总是津津乐道于大时代下的奇人，在他们身上，自由意志与柴米油盐的悲剧性碰撞，总能飞溅出最具谈资的浪花。
根斯堡家族为薇薇安·迈尔刊登的讣告，称她是个杰出的摄影师与影评人，但她作为影评者的一面，也许并非生活重心、也许不具传奇价值、也许成就乏善可陈，几乎不被提及——由此好奇，纪录片和收藏者为了“制造”薇薇安·迈尔，藏起了多少无法为核心故事服务的旁枝末节呢？她的十几万张胶片里，又有多少甚至是约翰·马卢夫本人也尚未知晓的秘密呢？
薇薇安·迈尔街拍作品
相较而言，在帕梅拉·班诺斯的书里，他致力于将薇薇安·迈尔的摄影技术、人生故事与时代氛围、摄影变迁史结合在一起，让薇薇安·迈尔回归于作为一个摄影师的价值、意义及其在摄影史上的地位。这样也许略显平淡，但更逼近真实。帕梅拉在书里写道，当他小心翼翼地重建薇薇安·迈尔的零散档案，他的目标始终是在后者的人生故事里“为她代言”。
街拍大师尤金·阿杰特（Eugene Atget）生前默默无闻，直到死后4年才有第一本摄影集、第一次个展，去世38年以后才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进行了第一个大型展览，从而逐渐开始确立在摄影史上的不朽地位。薇薇安·迈尔在摄影史上登堂入室，也许还需要很长时间，她那些未开始冲洗的胶卷里，还藏着有待世人发掘的才华和际遇。
薇薇安·迈尔是将摄影视作精神修炼的隐士，大半生完美地藏于保姆外壳之下，清晰操控着时间之河的清浊分离。尽管如此，晚年她在与故人邂逅时还是流露出令人伤感的孤寂，犹如卸下十字架、褪去神性的殉道者。其实我们从未真正知道她在想什么、走过怎样的路，于是我们永远在“寻找”薇薇安·迈尔。在展览的最末，我想起电影《路边野餐》里的一句诗：“当我的光曝在你身上，重逢就是一间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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