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鹅阁”的意大利菜基本上只是一个传说
我从小住在淮海路华亭路，而天鹅阁就在淮海路东湖路转弯角子，只隔了一条横马路。
其实，天鹅阁基本上是一个传说，她在上海滩存在了约60年，只有最早的15年是名副其实的。
店主是一对曹氏夫妇，分别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和沪江大学。家住在平安大戏院附近，南京西路陕西路的一幢公寓里，与沪上女作家程乃珊家是楼上楼下邻舍。
据程乃珊回忆，天鹅阁的看家菜鸡丝焗面，其实就是曹家姆妈的私家手艺。
于是程乃珊猜测曹家姆妈毕业于沪江大学的家政系。
大学里还曾有过这样的系！这对女人是多大的福音啊。
可惜现在没有了。
曹家姆妈当然不仅仅从沪江大学学到了厨艺，她的一手钢琴弹得更好，先生又是学美声的，标标准准的夫唱妇随。
夫妻俩又好客，经常举办家庭爬梯（party），招待客人就用她的鸡丝焗面。
终于，曹家客厅容纳不下一批又一批慕名而来的朋友，夫妻俩才决定索性搞搞大，开只天鹅阁出来。
由于店主的品位，天鹅阁一开始就被经营成了一个艺术沙龙，小资得紧。
说天鹅阁只有最多15年好光景，我是着实考证了一番的。
程乃珊只是笼统说，天鹅阁开张于抗战胜利之后。
但我在网上查到一份1990年徐汇区对区内名特商店的情况统计表，上面天鹅阁的开张年份为1950年。
是否有原先国民政府无需登记，开了几年后，再去人民政府登记的可能？至少现在无法排除。
很幸运，这张统计表为我们保留了天鹅阁的地址：淮海中路1074号。
赶紧留此存照。
程乃珊又说，曹家夫妇1966年前去了香港。
在我家当年的隔壁邻居中，1960年代初前去香港（那时候叫“逃港”）的狠狠不少。
几乎是隔三差五的，我母亲就会在公共灶披间里听到邻居偷偷告诉她，谁谁又跑忒了，谁谁又跑忒了。
跟后来的知青大规模病退返城一样，先返城的会写信去外省传授“窍坎”；那年头，先逃的会从香港写信回来传授“越境术”。
母亲听了觉得新奇，晚上都会悄悄转告我们。当然，总要加一句“千万别说出去，要闯穷祸的”。
于是，我清楚地记得，那只能是1962年。
后来我看到过的很多书中描写和资料都证明了这一点。
因为1962年前是“三年大饥荒”，全国人口是绝对不准流动的，讨饭也不许出村，更不许出县，饿死也要死在家里，不能走漏消息，不准引起恐慌。
而1962年以后，又好像因为上峰有令，深圳那边突然又抓得很紧了。社会上也传出，“逃港”按反革命叛国罪处10到20年徒刑。之前只是遣返而已。
事实上，1962年也被认为是刘少奇、邓小平搞“资本主义复辟”最甚的一年，年初还开了批评毛泽东的七千人大会。直到同年十月，毛重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而且，我一直隐隐觉得，至今仍然觉得，1962年对“逃港”者有故意的网开一面的意思。
否则那么多上海的资产阶级公子哥儿娇小姐，怎么可能跟边防哨兵玩个“躲猫猫”，就越过罗湖桥而去了呢？至于潜泳深圳河，更是天方夜谭了。
1962年后，天鹅阁依然在，但老板老板娘一走，风味大变。
有位向明中学女生在博客里写道，1963年她才第一次进天鹅阁，同去的男生告诉她，罗宋汤的味道已经大不如前，而那个看家菜也已不是鸡丝焗面，而是鸡丝炒面了。
她说，那一年，她已经从里弄到学校都感受到一种出身资本家的孩子被歧视的压力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那个著名的运动近了。
还有一段关于江南京剧名家盖叫天与天鹅阁的记载。
盖叫天住在东湖路22号，与天鹅阁就隔着一个长乐路小学的操场。
盖老先生与大儿子张大鹏一起住，小儿子张二鹏就住在不远的上方花园45号，张二鹏的女儿是我小学同班同学。
盖老先生经常去帮衬天鹅阁的生意。
他每次进去，必点一道“金必多浓汤”，久尝不厌。
做法是先将番茄沙司炒成红油面浆，煮沸后，徐徐倒入牛奶，再放鱼翅、鸡丝、火腿丝、蘑菇丝、胡萝卜丝、卷心菜丝等，汤浓色美，风味殊佳。
据1962年后还在“天鹅阁”司厨的鲁先生回忆，有天晚上十点，盖老先生散戏卸妆后直接从戏院来此一个人消夜。
照例点一道“金必多浓汤”，但却轻声关照大厨，汤里不要放鱼翅，改加两个水潽鸡蛋，以示节俭，配合形势。
若是那么讲究的曹家姆妈还在，鱼翅换成水潽蛋，你还不如朝伊胸口戳一刀！
盖老先生亦必不会开这个口。
但是，形势比人强啊。
“天鹅阁”其实很窄也很小。
以前，淮海中路襄阳路与东湖路之间，只有两排两层楼的西式房子。
前面一排是街面房，我中学的同班同桌同学的家就住在后面一排。
因为后来居然在一个公社插队，回沪时到她家去过。
至今印象深刻的是上楼的楼梯很窄。
屋子狭长，即门面不宽，三四米的样子。
天鹅阁是这排门面房的最西一间，紧靠东湖路。
东湖路不是正南正北走向，而是东南-西北走向的，所以天鹅阁的西山墙也是斜斜的，红红的瓦顶也是斜的。
一开间门面，也只有三四米宽，小门宽仅一米。
进门踩在地板上，地板还会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呢。
一楼除去楼梯、操作台已所剩无几，只有两个火车卡座，棕色皮套。没有大餐台。
1966年后卡座也没了，因为坐沙发吃东西，也是贪图安逸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从一部很窄的楼梯上去，二楼也不是很正气，一个斜顶小阁而已，只放得几张小方桌。
因此，我估计，曹家夫妇当年将其取名为“阁”，亦不乏自嘲或自得其乐之意吧。
但正所谓“室雅何须大”。
让老上海津津乐道的是天鹅阁的一些令人难以忘怀的浪漫细节。
比如店招。
黑色大理石铺底，上面用玻璃晶体粘出一只展翅的天鹅，闪闪发光，像一件放大了的水钻饰物。典雅、醒目、也颇具现代风格。
比如台布。
经典的红白小细格子。
1976年后，这种台布曾经风靡一时，红房子、红宝石、凯司令都用过。有的现在还在用。
比如霓虹灯。
红框蓝字。小饭店有霓虹灯在当年还是很稀奇的。
再比如店内摆设。
据程乃珊回忆，“小小巧巧的空间，角角落落都是夫妇俩的收藏，西洋摆件到中式古玩，小巧精致，或者在当时觉得不太值钱，直到公私合营后，仍保持原样。曹家不将其收回，或觉得这正是‘天鹅阁’的风格，倒也从不听说有人顺手牵羊……”
还有一事值得一提。
作为西菜社的天鹅阁，店堂里曾经一直挂着一副中式对联。
上联：天天天鹅阁；下联：吃吃吃健康。
后来才知道，这对联竟是国画大家吴湖帆的真迹。
但是，这一切，一直只有很少人关注或知道。
程乃珊说，1940年代出身的上海老白领家庭都知道。
她还说，天鹅阁是沪上雅皮文艺界人士的集中地。
但这样的人始终只是凤毛麟角。
1966年，上海的总人口只有690万，其中郊县农民约100万。
真正喜欢西菜的人恐怕有一二十万就了不得了。
而且，当年爱好者也只敢私下口口相传，哪个敢公开宣扬？连到报屁股上去写块豆腐干文章的勇气也不会有。
那纯属自找麻烦嘛。
世事就是这样难以逆料。
天鹅阁后来名气响的时候，其实已经名不副实了。
那十年，按程乃珊的说法，是“卖粢饭大饼油条”。
我记得还有炒面卖，去吃过几回，不过已经是肉丝炒面了。
它就是徐汇区饮食公司下面的一个网点。
运动一结束，言路放开，谈论西菜就不再是大逆不道的了。
天鹅阁的传说也随之悄悄地传开来。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正是像我这样的50后谈恋爱的黄金时期。
家住徐汇区的恋人们，几乎没有不去天鹅阁的，就像没有不去高安路牛奶棚吃掼奶油一样，尽管只是吃小馄饨和炒面。
为了表示“懂经”，每个人都不忘在口口相告时加上一句：“天鹅阁是吃意大利菜的，全上海只此一家。”尽管绝大多数人没见过意大利菜。
有一天，我在网上查到一篇有趣的博客。
博主是一个叫张仁仁的老上海，好像一直从事外贸工作，现在是一家美国机构的驻华代表。
1997年骆家辉当州长时曾经访沪，就是由这位张先生一手安排的。
据他说，骆太太也是上海人，讲一口刮拉松脆的上海话。他老丈人也同来，还特地到襄阳南路去寻祖屋，尽管结果很失望。
我这里要说的是他与天鹅阁的一段往事。
1980年代初，他去欧洲公干前，当时的天鹅阁经理托人请他来店吃饭，并请求他去意大利时带几个披萨回来。
理由是，天鹅阁要恢复经营意大利菜了，不能没有披萨，但他们还不知道披萨下面的面饼是怎么做出来的！
天鹅阁可是从来没卖过披萨的。这样的重振雄风很恐怖哎。
但张先生要在欧洲游荡一个多月呢，披萨还不得发霉。
最后双方商定，张先生争取在意大利多吃几次披萨，回来向经理汇报口感，店里再依法炮制。
回国后还真这么做了。
那位经理根据张先生汇报的口感，亲自做了六七种不同的面饼，再让张先生一一品尝，结果没一个像匹萨的。
总要有所交待啊。
于是张先生说：“匹萨下面那块面饼的味道不就像早上菜市场门口卖的羌饼吗！张经理沉吟良久，若有所悟。”
带引号的是张先生的原文，我就不作评论了。
终于，淮海路黄金地段也起楼了，从襄阳路到东湖路，连同偌大的长乐路小学也全部被推倒了。我哥和我妹都是在那里念了六年小学的啊。
天鹅阁，终于只剩下传说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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