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小说连载）第一次的回家路6
第十一章 打架了
捧着一大堆脏衣服被面被夹里，我俩来到了工地上的另一个小工棚。
工棚前，一位少妇正坐在一个硕大的脚盆前洗衣服，见了阿顺就热情招呼：
“赶紧拿来，赶紧，趁今天天好，我就一起洗了。”
“还有，这些是我的……”我的声音低得自己也听不清楚。
“都拿来，都拿来，阿顺啊，这就是你说的同学？”
“对对，叫他‘四眼’吧，我们都这么叫。”
“我们南昌人可不是这么叫的，我就叫他‘眼镜仔’吧，哈哈哈哈！”看来是一个很爽朗的女人。
“没关系，”阿顺说，“反正我们也叫他‘长脚’，嘻嘻。”
阿顺说的长脚，是她丈夫，足有1米80高。
他俩来自南昌，但算不得知青，长脚以前在南昌的工厂里做过钳工，也在南昌的建筑工地上打过短工。
为只为那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的断命口号，他们也被南昌“欢送”了出来。
正说话间，长脚抱着他们未满周岁的儿子走了过来。
打招呼，发烟，点烟，点头，就算认识了。
我抽空打量了一下这个小工棚。
它只有葛连长的一半大，十几个平方米，是夫妻俩自己搭的。
毕竟来自省会城市，他们夫妻俩就不愿意混住在大工棚里，何况还有个孩子，怕吵着别人，于是自己上山砍竹子，搭成了这个小工棚。
长脚和阿顺一起分在了打夯组。
老俵大多不会打夯，但长脚以前在建筑工地里打过，他变成了打夯组的技术核心人物。
从山上砍下一棵油松，取最粗的一段，一米二十左右，大约重可200斤。绑上麻绳，钉上把手，就是一个土夯了。
打夯要喊劳动号子，老俵都不会，全工地只有长脚会领喊号子，他便来教大家如何一起用力。
“这可大大便宜了我了，”后来长脚告诉我们，“领号者，必然就是扶夯人，而扶夯，比起打夯要轻松得多。”
在抄大字报不太紧张的日子里，阿顺和我主动向葛连长提出，还是多参加点劳动好，老是“脱产”呆在连部，不利于思想改造，会“修”掉的。
葛连长甚是高兴：
“对，知识青年就是要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不要脱离群众嘛。”
爆破组我是回不去了，我便提议跟阿顺一起去打夯组锻炼。
“不但打夯组，以后还可以去更多别的组，多熟悉熟悉基层的情况，对你们俩有好处。”
当时只知道他在打官腔过官瘾，谁知道那真是要提拔我俩呀。
在打夯组，我算是真正见识了劳动号子。
配的是南昌小调，很好听。
大家——嗨哟，
一起——嗨哟，
用力——嗨哟，
打呀——嗨哟，
拎起来！哟哟哩哟咗哩嗨呀，
哟——哟——哟嗬嗬——哟嗬嗬——
噼里啪啦打起来呀！
特别是还可以现编词，更好玩。
比如：
前面来了个小姑娘呀，
乌黑辫子粗又长啊，
哥想约你不能够呀，
哥在工地要打夯啊。
又比如：
那边来了葛连长啊，
检查工作走得忙呀，
大家现在别偷懒哪，
高高举起狠狠打呀。
此前，编词只是长脚一个人的事情，阿顺偶而插科打诨一下。
我来了，又岂肯善罢甘休，干脆和长脚一唱一和起来。
什么段子都敢编，怎么邪乎怎么来。
有时候大家都笑得拎不动夯了。
认得长脚夫妇，不光有人帮着洗衣服，有时也到他们家蹭菜。
当然，我们也帮着干活，比如，收工时分，在附近的山上捡一些枯树枝回来给他们当柴火。有时还帮他们抱孩子呢。
更要紧的是，彼此毕竟都曾经有过城市生活经历，共同话题也就很多，越谈越投机，很快成了好朋友。
这是我们晦暗的民工生涯中不多的晴好日子。
有晴好，就有乌云。
很快过了霜降，接下来就是漫长的冬闲了。
正因为如此，工地上又补充来了大批的新民工。
我们公社这个连本来已有七个排，每个排四十个人，已经超编。
没有办法，葛连长不但新成立了两个排，而且每个排都扩编到五六十个人，相当于学校里的一个班级。
出乎意料的是，葛连长把阿顺和我叫到连部，当场宣布我俩担任新成立的八排和九排的排长。
我们连一天班长也没干过啊。
另外，葛连长还没机会看到我们的档案，也完全不知道8月底发生过什么事，否则，这排长咱还能当成么？
自觉向组织如实交待？还是算了吧。
“不要怕，”葛连长说，“放手大胆去干，有困难找组织嘛。”
找组织当然就是找他。
一时间，造花名册、分班、选班长、发工具、落实床铺、分配工作，忙得不亦乐乎。
正忙着呢，长脚嫂派人来叫我：
“快去快去！打起来了！”
“谁跟谁打起来了？”
“还有谁，长脚和你的同学阿顺呗。”
奇怪，这么要好的朋友，怎么就打起来了呢？
第十二章 拗断了
我赶到长脚家的小工棚时，门前的空地上已经围了三四十个看热闹的人。
拨开人群，只见身高1米80的长脚用他那双钳工的手紧紧拽住阿顺的双臂，并不时地把他拎起来转，阿顺则灵巧地应以两脚腾空，待到长脚放下双手时，他两脚也稳稳落地，眼睛还挑衅地看着长脚。
“你还不认输？”
“说好的，屁股没着地，就不算输，”边说着，阿顺伸出腿去伴长脚的腿，但长脚纹丝不动，劲道是他大。
旁边是一阵接一阵的起哄。
起哄间歇里，我才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在高喊：
“别打了，别打了，都是自家兄弟啊！”小工棚前，长脚嫂抱着孩子，急得眼泪都快要下来了，“你个死鬼，你是大哥你就不能先放手啊。”
长脚根本不听，依然不时地把阿顺拎小鸡似的拎起来，但阿顺就是不摔倒。
阿顺在上海读中学时是颇学过一些摔跤的。
1960年代，摔跤在上海极为风行，中学男生几乎没有不会摔跤的。
我们学校七八个体育老师里，就有三个是摔跤等级运动员。
“真打还是闹着玩的？”我走到他俩身旁，试图去掰他们的手，但四手死死紧拽，我根本拉不开。
“你问他！”
“你问他！”
谁也不服软。
“他们是真打呀，赶紧拉开他们。”这是长脚嫂绝望的声音。
“放手吧。”
“你先放。”
“你先放。”
“还是你先放吧，”我只有劝阿顺的。
“我一松手他会乘机甩我的。”
“那你答应我别甩他。”
长脚稍一松手，阿顺一个虎跳，警惕地往后退了两三步才停下。一边整理衣袖，一边嘴里哼哼：
“你摔啊，有本事你把我摔倒地上啊。”
长脚闻言又要冲过去，我只好伸手拦在了他俩中间。
“你俩怎么回事？这么多人看着好看啊？”我问。
“你问他。”
“你问他。”
“唉呀，刚才还好好的，我还烧了菜留你们吃晚饭的，这不，一言不合就这样了。”长脚嫂的解释。
既已如此，这晚饭自然也就蹭不成了，好可惜。
我只好拖着阿顺往回走。
后来，我了解到，这事竟然跟我俩当上了排长有关。
长脚嫂当然是蛮喜欢阿顺的，要不也不会帮他（以及我）洗衣裳。
那天下午，她得知阿顺当上了排长，便对长脚说：
“你看人家阿顺多棒，18岁就混了个排长。哪像你，这么大年纪了，也没啥出息。”
长脚自然不买账，尤其这当面鼓对面锣的。
“排长怎么啦，排长了不起啊，我的本事比他大多了。”
“你有什么本事？就喊个打夯号子？”
“至少打架他打不赢我，”长脚原意大概是要给妻子以安全感。
谁知阿顺年少气盛，也不买账，“打架你也未必能赢我。”
好嘛。
我私下里反复问过阿顺，他说他绝对没有跟长脚嫂走得太近。
但我怎么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男人，一种是女人，任何事都离不开这两种人呢。
更为现实的问题是，我们还能让长脚嫂继续帮我们洗洗衣裳么？
唉。
其实，当排长对我俩来说，并非什么好事。
别的不说，就说这每天早晨的军训吧。
五点半听到起床号我们就得先起来，然后沿着通铺一个一个地把整排的人叫醒，有的还要拽起来。
山民老俵大多数没上过一天学，最简单的队列动作都不会。
我俩每天就从立正、稍息、左右转，起步走开始教起，转错方向出错脚是家常便饭，还得逐一纠正，还不能笑。
嘲笑再教育我们知青的贫下中农可是大罪过哦。
管出勤也不易。
吃罢早饭，好不容易把人都带到工地了，有时还要回工棚查铺，偷偷溜回来补觉的绝非个别现象。
当民工实在太苦了，老俵们吃又没得什么吃，说起来也可怜，但完全不管又不行。
中国就流行“赶羊文化”。
而且，既为排长，就要身先士卒，根本不能再“脱产”，还要重活累活脏活抢着干，自己也累得够呛。
每天早上的起床真是有一万个不情愿啊。
这么一来，就更没有功夫写信了。
以前在生产队的时候，给亲友写信可是插队生活的一大乐趣。
当年邮路闭塞，一封信在路上一个来回得走七八天，但我每个月还是至少要给家里写两次信。
至于跟好朋友通信，我曾经创造过疯狂的纪录。
无以名之，就叫做“双循环”吧。
即从到生产队的第一天起，先发一封信，不等回信来便再发一封。
这样，不是每隔七八天才收一次信，而是每隔三四天就能收到一封信，并写出一封信。
我与那个半年多前在普希金铜像前告别的小红，就实行过这样的“双循环”通信。
可是，来到工地后，我寄出的信就少了下来，她似乎也回得不那么及时了，我也没太在意。
终于有一天，我收到了小红的来信，她在信里突然说，我们就到此为止吧。怎么？这断命的所谓“官场”得意，一定都要“情场”失意的么？
（未完待续）
我最近还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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