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小说连载）第一次的回家路10（大结局）
第十九章 卡住了
那一夜，我睡得很舒坦。
决定了也是断舍离。除了准备去做，所有其他想法都抛弃了。
突然好轻松。
记得那一夜做了很多很多梦，一个接着一个。
我又梦见了自己五六岁时的时光。
我学写字很早，三岁生日的礼物就是铅笔，五岁生日的礼物是儿童钢笔了，三截头，中间一段是玻璃的。都是父亲给的。
好像是个礼拜天，我们哥几个都起了个大早，因为可以去看早早场的儿童电影。
而且是父亲亲自带我们去，那个平时严格和严肃到不近人情的家伙。
母亲为我们哥仨编织了一样的咖啡色的薄绒线衫，下身配背带式西装短裤，白色筒袜和小皮鞋。
我们去国泰电影院，那里的座位更宽敞。
要紧的是父亲就坐在我们中间，而且，他还会不时地笑。
我还梦见回家时，父亲又买了罗宋面包。
平时吃中餐，礼拜天就开开洋荤。
桌上有果酱有白脱，而我最喜欢那把明晃晃的西餐刀。
后来，我已经可以为自己买钻石牌半钢手表，我却一直不舍得为自己买一把不锈钢的调羹，尽管我一直多么希望自己能拥有一把。
我知道，即便买了我也不高兴，因为我心里想要的是象那把西餐刀一样的老货，铜的。
我还梦见我小学四年级时，因为功课特别好，班主任建议我跳级，即直升六年级。
但父亲说，小学嘛，就一年一年读吧，跳什么跳。
长大了我才知道，如果跳了我就是66届，进工厂和留上海的机会比67届大好多。
于是，我又梦见了1968年的那个晚上，我家那小小的屋子里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人。
学校的工宣队和毕工组宣布，你家谁谁被分配进厂了，你家谁谁要做好插队落户的思想准备。
梦中我依稀听到我的名字，我觉得是我进厂了，于是我赶紧跑出去。
我要去告诉小红，我留下了，她不用苦等我。
我好像躺在她家的大沙发上，小红就坐在我的臂弯里。
她俯下身来，四只眼睛是那么的近，那么的近。
我们就这样对视着，直到有什么掉在了我的脸颊上。
我用手去擦——梦醒了。
站在我眼前的却不是小红，而是老金。
“快，快起来，你们俩，雪停了，班车恐怕要来，你们快起来，马上赶下去，也许还能赶上班车。”
却原来，我不在上海在老君洞，时间已是1970年的1月5日。
阿顺和我竟然在老金家呆了三天三夜，终于把雪等停了。
哪里还顾得上梳洗，穿上衣服，背起军挎，我俩就出门而去，连道别也是草草。
当时几点了亦毫不知情，反正天已大亮，但愿班车晚一点开进来，抑或因我们有票而等我们。
此去镇上，大概有十几里路，只有最后四里是公路。
虽然都是下坡路，但雪天下坡不易。
一路上，阿顺一直走在前面，很快和我拉开了很长一段距离，他只好停下来等我，嘴里则不停地催促：
“快点呀，快点呀，班车开掉了么就完结了。”
我身高不如他，又是平脚板，中学里径赛课是免上的。我再怎么使劲也跟不上他。
心里急，急也快不起来。
到了公路上，按理我俩可以跑起来，又是我拖了后腿。
阿顺已经懒得催我了，他干脆跑回来拉我的手，拽着我跑。
如此紧赶慢赶，总算跑到了镇口，望右看去，那班车竟然还在！
此时我们离车站还有两百米。
“我俩分工，”阿顺说：“你去把车子拦住，我到对面大院把行李拿出来。”
“好。”
“你无论如何要把车拦住哦，哪怕躺在它前面。”
“行。”
等我赶到车旁时，班车已经发动，司机见了我就嚷嚷：
“怎么搞的，这么多人都等你好久了，赶紧上车，我好关门开车！”
“还有一个人呢。”
“他人呢？”
“去拿行李了，马上就来。”
“什么马上牛上，不行，不等他了。你走不走，要走快上，不走拉倒。”
汽车站站长也跟着埋怨我：“不知道今天雪停了车子要来吗？没跟你们说过吗？如果有人要赶下午的火车不就脱班了？下雪，本来车就开不快，还晚点那么多。”
车上的其他乘客也有些不耐烦的嘟囔。
我只好跳上去，就站在门口，不让司机关门。
“快了快了，马上来了，再等一会儿嘛。”我一边说着，一边透过车窗看着对面大院的边门。
那边门离班车就20米距离。
阿顺进去有一会儿了，怎么还不出来。
“行李就在那里，很近的，”我指着对面大院告诉司机，“马上就出来了。”
“我不管，我要开车了，摔着你我可不负责哦。”
汽车站站长竟也伸出手来拉扯我的衣角。
“不，我就不下来，你开开看。”
那司机故意让车往前一冲，旋又刹车。
“我就不松手！”
正在这时，我看到阿顺从那边门里出来了。
但是，他的肩上只有一副担子，我只看见了他的竹椅竹籩旅行包，没看见我的竹椅竹籩旅行包。
“怎么是这样？” 8月25日以来的一切，像一台老式电脑在播放的一段蹩脚录像，磕磕巴巴地放到此刻，终于卡住了，死机了，崩溃了。
我记得我突然跳下车子，对司机说，“开吧，我们不走了。”
班车随即扬长而去。
阿顺这才气喘吁吁地赶到：“哪能不拦住它？”
“我拦了很久了，终于拦不住了。”
第二十章 回家了
“唉，就差一歇歇。”阿顺颓然将担子扔在了地上。
我不吱声。
我只是将手伸到上衣袋里，掏出那张车票，很慢很慢地，一下一下地撕成碎片。
3.35元，当年不啻是笔“巨款”。
就像那晚在卡车上一样，他不解释，我也不问。
他扔过一根烟来，我俩就站在原地抽烟。
“喂，你俩今天没走成，明天走不走？”汽车站站长发话了，“下了三天雪，压了一批客，这两天车票有点紧张哦。别怪我没告诉你们，这一大早的，明天的票也只剩十几张了。”
班车满座是40位。
我俩对视了一下，我便走到售票窗口去，又买了两张明天的车票。
“明天早点来，别又脱班，你们上海佬是有钱，但这也不是小数目，”站长的提醒。
“要不，行李寄放在你这里？”我问站长，“今天就是行李误事。”
站长同意了。
我便去对面大院把我的行李挑来。
我发现我们的行李因为放的时候没跟人家打招呼，被挪了位。
这可能耽误了阿顺刚才的一些功夫。
但是，两副担子加起来没有40斤重啊，就是竹椅竹籩黄豆芝麻以及替换衣物。
我俩在镇上买了几个馒头吃，算是brunch——早中饭。
又到小店里买了四包烟，一斤大桃酥——店里只有这一种干点——算晚饭，然后背着军挎回生产队去了。
一路依然无话。
2号那天去老君洞之前，我们已经把盖被垫被都放进了箱子，也不愿再打开，怕明早又一顿收拾，耽误工夫。
天黑前便和衣在各自的铺板上睡了一小觉，夜晚准备烤火坐过夜，天一擦亮就开路。
此外，我俩还是没说别的什么话。
果然是下雪不冷烊雪冷。
我们先到上坎的知青厨房里把所有散柴拿来烤火，很快就烧光了。
我们又把垫猪圈的稻柴拿来，反正圈里也没猪。
稻草很不经烧，火也不热，很快也烧光了。
估计还没到半夜呢。
硬挺吧。
抽烟，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饿了就咬一口桃酥。
依然无话。
沉默中，脑子可没停下。
我突然觉得很内疚。
如果我不是平脚，如果我能稍微走快一点的话，此刻我们的火车恐怕已经进入浙江境内，快到江山站了呢。
如果他不等我，他肯定能赶上啊。
但他并没有扔下我。
我扔过一根烟去，帮他点着，但依然没说话。
过了很久，他站起来：“实在太冷了，我都发抖了，得想办法。”
深更半夜的，到哪里去找柴火？
我们都不想偷老俵的，东家的柴火就在屋檐下放着呢。
我们早就没有了再犯一次错误的本钱啊。
最后，我们决定把搁铺板的板凳劈了，我俩有四条板凳呢，明年回来再做新的，花不了多少钱，眼下救急要紧哪。
做板凳的是好木料，尤其是宽宽的凳面，很经烧呢。
我们也注意火堆小一点，添得慢一些，有点暖气就行了。
这样终于等来了天亮。
终于要回家了！
班车开动的那一刻，我甚至想哭。
唉，这第一次的回家路，也太难了。
第二天在南昌转火车也还顺利，再过17个小时，也就是1月8号早上9点，我们就可以回到上海北火车站了。
火车上，我俩依然基本无话，只是不断地相互递烟，点火。
他依然不解释，我也依然不问起。
我又想到，也许两副担子一起挑太狼犺了，他是想先挑一副出来，然后换他拦住车，让我再去挑自己的？
那一刻，我的下意识是不是担心，万一我拿行李还没回来，他却跟着车子跑了？
这样想是不是太没根据？突然崩溃又是不是太脆弱了呢？
我又扔过一根烟去，帮他点着，但依然没说话。
我必须来写一写当年返乡火车进上海的感受。
火车一过嘉善，车上总会有骚动：“马上就要进上海了！”
但真的等到火车停靠枫泾，人们又激动不起来了，因为当年的枫泾与嘉善实在是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乡下。
离乡的上海人心目中的上海从来不是农田农舍。
快到北火车站时，火车当年经过的是上海顶顶蹩脚的一片棚户区，离乡的上海人甚至不好意思向外地朋友介绍这窗外就是上海。
大家只是忙着倒茶叶，洗茶缸，从行李架上取东西，神情里看不出喜悦。
而我，是要15路电车过了泥城桥，转到北京路，才算到了上海呢。连北火车站一带都不是。
我和阿顺是在15路电车上分手的，他比我早一站下车。
“再会，有空到阿拉屋里来白相。”
“我会的，侬有空也来呀。”
第四天早上，我接到阿顺打来的传呼电话：
“你一个人躲在家里干嘛，出来玩玩呀。今天有空么，有空么现在就过来，咱俩好好说说话，我们有好久没有在一起好好说话了。”
“好啊。”
“哦，你来时经过东湖路口，帮我到天鹅阁叫一碗肉丝焗面，跟老板说，碗一会儿我会送去还给他的。”
天鹅阁当年是上海唯一的一家意大利餐馆，它的鸡丝焗面名气极响。
文革了，餐馆选择宁要社会主义的肉丝，也不要资本主义的鸡丝。
十分钟后，我已经在阿顺的床前，他打完传呼电话又钻床了。
他就坐在床上享用那碗社会主义的肉丝焗面。
我在一旁抽烟。
那天，我们聊了很久很久。
四十多年的友情，这才刚刚开始呢。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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