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降让我想起的往事
去年霜降写的。居然发不出去。藏了一年，又霜降。再发。
现代人极无聊。巴不得天天是节日，好有“话搭头”，否则人要难过死了，我拿什么来刷朋友圈啊。
于是，像旧年，但凡年月日里有三个7、或两个17、两个217，都视为节日。一个月有五个礼拜五，也“惊呆了”；农历闰月，本来是“三年两头闰”，也稀奇弗煞。一直弄到 “二十四节气”，也像久入冷宫的妃子，被叫出来“宠幸”一番，当作节日来过。大家纷纷从网上去抄点什么下来，就刷屏。连电视台也来“轧一脚”。
我每年一到霜降，首先想到的就是一句江西的农谚：“霜降不割禾，一夜去一箩”。意思时，晚稻必须在霜降之前割完，否则就会减产乃至绝产。因为气温已经低到不利于水稻生长了。
水稻之所以在江南生长，就是因为江南每年的无霜期长，大致从清明到霜降，有170天。
现在大家都知道，要到日本去买电饭煲，而且煮饭最好开“72分钟”那一档，时间越长，煮出来的米饭越香。同理，水稻在田里生长的时间越长，它的米质也越好。
我在江西时，曾经试验着种过一种叫做“天津小站稻”。对，就是袁世凯练习新军的那个“小站”。这种大米生长期超过140天，而且亩产特别低，一亩只收200斤左右。正因为那么长时间的阳光雨露，那么多的肥力都凝聚在这200斤稻谷上，所以轧出来的米，细细长长的粒，特别紧实，煮出来的饭喷香扑鼻，且有嚼劲。
当年我对“小站稻”有好奇心，是因为据说当年，“小站稻”收了，是要悉数交到宫里去的。后来也一直送中南海。
不过，吃着“小站稻”米饭的，却提倡“农业学大寨”，要大家夺高产。
江西山区气温低，向来只够种一季稻。一学大寨，也种起双季稻来。一共170天无霜期，早稻80天，晚稻90天。算得“刻扣刻”。
于是，清明就必须插秧种早稻，霜降必须收晚稻。早了有霜种不活，完了有霜收不到。最要命，大热天要抢收抢种，巴不得早上割掉早稻，晚上就种上晚稻。抢收抢种，又叫“双抢”。早上两三点钟出工，一直做到晚上七八点断黑。农民无不怨声载道。
我也算参加过九年“双抢”，个中三昧，不足与外人道。
为来为去，就是为了那句“霜降不割禾，一夜去一箩”。晚稻不及时种下去，就没有收成。正所谓“人误时一天，天误人一年”。一箩谷是多少？至少50斤，推扳不起啊。
巧了，江西还有一句民谚，“上屋搬到下屋，去了一箩谷”。也与箩和谷有关。意思是，每搬一次家，总要丢掉些物事。真要算账，怎么也比一箩谷的钱多。
山里造房子，沿坡而起，只分上下，不分东西南北。其实，城里人搬场，也要丢物事，其价值恐怕远远超过一箩谷呢。
如此看来，“一箩谷”在江西农村，成了一种计量单位。几千年来，农民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就是为了种粮糊口，稻谷自然是最最重要的。
事实上也如此。
因为我的数学是数学老师教的，所以我在江西还当过大队的记工员。那是1973年，邓大人二度出山，全国农村都变相地悄悄恢复了各种承包制，不再使用原先的“大寨式评工计分”。
所谓“大寨式评工计分”，与当年上海工厂里的评奖金差不多。开小组会，先自报，后公议，最后评定当月各自的奖金多少。据说每次开会都吵相骂。所以，上海当年也流行一句话，就是“评奖评奖，越评越僵”。不过，据说现在有的单位的KPI考核，又在这么做了？
承包就要算账。每天谁干了什么活，干了多少，都要登记在册，月底或者年底才能轧拢总账。知识青年对此不大斤斤计较，当地老表就顶真了。每天一收工，头一桩事体就是跑到我这里来报工。
“今朝做了啥？”
“耕田。”
“耕了几亩几分？”
“呃……，大概五担谷田吧。”
我只知道一担谷是两箩。五担谷田是多少？
后来才晓得，自古江西人种田，不论亩数，只以产量计。历史平均产量是一亩田400斤，即四担谷，所以一亩田又叫“四担谷田”。耕了五担谷田，就是耕了一亩二分五的田。
我便问，1950年代初，土改分田地，不是说，为了公平，土改工作组曾拿着皮尺，一块一块地丈量过的么？老表告诉我，至少他们那里，从来没有那回事。一直是讲几担谷田几担谷田的。
然而——
问题就来了。江西水稻的历史平均亩产只有400斤谷。加上最近几十年化肥农药的使用，亩产最多也只有五六百斤。但“农业学大寨”的指标是多少？长江以南必须达到亩产800斤。
有些好大喜功的基层干部为了炫耀政绩，当地明明没有亩产800斤的水平，偏偏说领导英明，年年丰收，拼命多交公粮“放卫星”。为此，不惜克扣农民自己的口粮。
我在江西那几年，我们那里一个全劳力一年的口粮平均只有400斤谷。按出米率70%算，是280斤米，每月不到24斤，每天不到8两。显然吃不饱。
吃不饱怎么办？再花钱问国家买回来，叫“返销粮”。这个词语当年充满侮辱性。意思是，农民是种粮的，怎么可以买粮吃？而且，一个村，一个乡，乃至一个县，每年要吃“返销粮”，就算是被戴上了“贫困”的帽子，做人也抬不起头来。
这种现象，直到1978年安徽小岗村人按了手印以后，才算了结。
数据造假害死人哪。
过去有没有害死过人，我没亲眼见过。我只知道，现在各行各业数据造假的现象依然不少吧。将来会不会害死人，我也不知道。
幸好我们知青不在此例。确保知青口粮发放到位，当年是作为国务院的政治任务层层下达的，据说有周恩来的亲笔批示。
所以我们每天有一斤半米，一个月就是45斤，折合稻谷65斤。比在上海还多。记得当年上海一个闲散人员的定量是每月25斤米。
一开始，老表怕犯政治错误，是一两也不敢少给。后来因为知青往往出工少，便被扣去了一部分。这叫“工分带粮”。出工少，工分就少，口粮也相应减少。
其实，知青的口粮再少，也是当地农民的负担。老表自己吃不饱，还要养一群不怎么干活的城里人。
所以，知青大回城的决策出台之前，就有大人物说，知青问题，是“三头都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
一个霜降，引出了我这么多废话。
我也一直觉得自己很变态，永远喜欢多管闲事。上面说的那些，相信很多知青未必都知道，甚至完全不了解。那些进城打工的“农二代”、“农三代”恐怕也弄不明白。
不过，我至今同意这个道理：懂得吾国，须先懂得吾国农村。
我最近还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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