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节谈谈外滩情人墙（上）
注：文章分上下集，是因为在这里，超过30分钟的音频无法上传。只好一劈两爿。另外，本文音频是去年录制的，所以，音频里的第一句为“八年前的世博会”。希谅。
（以下正文）
（一）
九年前，上海办世博会，为此，将外滩的堤坝又重修了一番。
于是，央视又懵懵懂懂地来凑热闹，派记者在外滩现场报道“情人墙”，大谈其浪漫。
什么浪漫，说凄美还差不多。
唉，情人墙啊情人墙，里面有太多上海人的无奈。
谈外滩这段墙，我应该还是很有点资格的吧。
因为这个传说起于1970年代后期，止于1980年代中期，前后加起来最多只有七八年的光景。
而这段时间，正好是50后（亦即如今80后的父母辈）谈情说爱的年龄呢。
而那一代人谈恋爱，一次也没在外滩“荡马路”过的人几乎没有。
为什么没有更早开始？
曰，文革还没结束。
虽然文革期间没有明令禁止谈恋爱，但“花前月下”无论如何不够革命，绝对是要挨批评的“资产阶级情调”。
更要命的是，文革中上海的“工人纠察队”狠敬业狠敬业，晚上巡逻从来不打瞌睡。
而且眼睛专门朝“幺二角落”里“瞄法瞄法”，看到恋爱中男女有“不轨”行为，是绝对要出声加以阻止的。
说到“不轨”，有必要来介绍一些当年的“切口”（即黑话。）
谈恋爱除了叫做“荡马路”外，还叫做“数电线木头”。
没事在马路上闲逛嘛，不就是一根电线杆一根电线杆这么数过去的嘛，极言其无聊。
确立关系，准备谈婚论嫁了，就互称“敲定”，现在是直接就喊老公老婆了。
闺蜜间经常这么说笑：
“叫倷‘敲定’一道来呀，啥关系啦，敲也敲定了，还怕伊逃脱啊。”
婚前上过床了，叫做“敲图章”。例：“图章也敲过了，搿记总归保险了。”
结婚证书叫“支票”。例：“阿拉向来作兴先拉现钞，后开支票嗰。”
“现钞”么，当然就是那个了。
后来发展成“三六九，拉现钞”，又叫“豁上”，意即“花开堪折直须折”。
看这“三六九”的意思，频率还不低咧，三日两头嘛。
但是，一开始谈的时候，大家都还比较“规矩”，有肢体接触也备加小心，就别说拥抱甚至“打开水”（“打”即接，“开水”即kiss的谐音）了。
男孩如将手掌搭在女孩的肩上，叫做“小搭”；
如将肘内侧绕住女孩的脖子，叫做“大搭”；
如将手挽住女孩腰，就叫做“炒腰花”了。
男女俩人都用一只手搭住对方的腰，另一只手再绕到背后相握（这个有点难度咯），则叫做“搅花福禄”。
从“小搭”而“大搭”而“炒腰花”，即男孩试探性地得寸进尺之全过程了。
拥抱和“打开水”是绝对不肯在灯亮人多处做的。
当年的男孩之间经常这样说笑：
“侬辣手嘛，第一趟碰头就炒腰花啦。”
好，言归正传。
那工纠队员可以放任你“小搭”，也可以部分放任你“大搭”，但绝不允许你“炒腰花”！
“炒腰花”即“不轨”，好像会得“炒”怀孕了似的。
“搅花福禄”则是大大的“不轨”，至于拥抱乃至“打开水”，直接就是“耍流氓”了。
如你正趴在外滩那段墙上看黄浦江，一边很投入地窃窃私语，一边一只手情不自禁地“炒腰花”，那绝对用不了几分钟，你就会听到一个低沉的男次中音：
“喂喂喂，侬一只手勒做啥？自家注意点晓得伐。”
公园里，绿化带里亦然。无分白天黑夜。
这就要算人家是在文明执法了。
还有更下作的。
他从背后走近你们，也不言语，就在离你一尺的地方停下，眼睛看着你们的后脑勺。
这个竟还被叫做“看侬自觉”！
你在情话绵绵中突然感到脖子后面有热气，猛回头，一只陌生面孔，岂不要三魂吓掉二魂，六魄只剩四魄。
然后，他就这么大大咧咧地走开。
你若争辩，他是能以流氓罪将你拉到附近派出所里去的。
所以，那年头，外滩的恋人并不多，停下来趴墙的更少，盖因“背朝工纠队，弄弄就倒霉”。
文革一结束，工纠队就解散了。另外，社会上思想也解放了许多。
小搭大搭也很快变得随便搭搭了，炒腰花也不稀奇了，大家随便炒炒，赛过炒股票。
为什么没有延续得更长？
首先是这段防汛墙不够高也不过坚固，达不到“千年一遇”的防御水平，如果不是当年资金筹措太难，早就改建了。
世博会前被拆掉的那段墙是拖到1989年才开始改建的。
但事实上，1984年以后，虽然还有人来此谈恋爱，已经不是盛况空前了。
原因很简单，那几年，大街小巷里突然冒出了许许多多舞厅、咖啡馆和音乐茶室，并迅速成为恋人们的新去处。
费用也不贵，舞厅茶室里，一杯茶三元两元的，咖啡么也最多五块洋钿。
“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多好。
于是，“荡马路”很快就式微了，不再是谈恋爱的主要方式了。
（二）
现在我就来说说外滩情人墙当年的空前盛况。
当年，最北面的黄浦公园还是封闭的，要收门票，尽管一张门票只有三分钱还是五分钱。
而南面的陆延线轮渡（延安东路-陆家嘴）也还是一条极为繁忙的交通线。
因此，所谓情人墙只从北京东路外滩到延安东路外滩，全长大约1，200米不到一点。
就是这么一段粗糙不堪的水泥防汛墙，曾经同时趴过将近800对情侣。
计算如下：
每对情侣所占空间可以以下公式求得：
X=（男臀围+女臀围）÷2
以平均值（男臀围三尺二、女臀围二尺八）代入上式，得：
X=（1.07m+0.93m）÷2=1m
而两对情侣之间的间隔一般不会超过一个半人身，否则就会出现“夹塞”。
如果平均算0.5m的话，那么全长1，200米的情人墙最多只能容纳800对情侣。
好了，告诉你，情人墙是什么意思。
情人墙，不是趴情人的墙，而是由情人组成的墙！
是“用我们的血肉，组成我们新的长城”！
下面一句，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恕我忽略不记。
何浪漫之有啊！
情人墙不是SB会，是没有预约的。
所以必须早到。
但到得太早也会很傻，天还没黑，光秃秃这么一对，很突兀地趴在那里，既显得急吼吼，又无法进入状态，只觉得有一千双眼睛在看着，如芒在背。
这叫“朋友不懂经嘛”。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
黄昏时分，江堤上恋人越集越多，大家都挨着防汛墙走，却不停下来。
一俟天色暗到某种程度，大家就会不约而同地靠上去，趴定——那情形有点像那个抢凳子的游戏。
大概也就是五六分钟的光景，1，200米防汛墙就能迅速趴满，没趴成的明晚请早。
也可以等，但很吃力，一般是不会有人让的。
偶尔也会有，突然肚皮痛，或者吵相骂了，或者衣服穿少了，江风一刮吃不消了。
但只要有人退出，五秒钟内绝对有人就顶上，就五秒钟。
盖因“情人墙”背后还有强大的“情人流”！
至少要到九点以后，才不那么紧张。
何必隐瞒，老叟当年确也去过多次。
曾做过首发，也做过替补，更做过强大的情人流中的一朵小浪花。
告诉你，距离真的不是什么问题。
尽管左右两边半米开外就是谈话声，但自己正在情热之中，哪里顾得上“听壁脚”。
除非自己弄僵了，冷战了，这时候，别人的甜言蜜语才会灌入耳际。
那时候，虽然没有了工纠队员，但却又出现了一些猥琐男。
他们的年龄大致在四十岁上下吧，也有更老的，估计老光棍居多。
只要两对情侣之间的间隔稍大，他就会独自插进来，装着抽烟看江景，其实竖起耳朵在猛听呢。
有时候还拿眼睛左面右面瞄法瞄法呢。
一般你不好意思开口赶他走，朝他翻白眼他是一律看不见的。
那样的晚上，要么离开，要么心里会很污糟。
其实，这样的景象当年岂止外滩一处，所有的公园和公共绿化带都如此。
稍长的木靠椅都是两头坐两对，水泥长凳有坐三对的，还有坐四对的。
来得早了，能抢到“头头子”上的位置，来迟了，只好两面荡空。
但老是“荡马路”，“数电线木头”，脚也要吃得消的呀，总归要寻个地方坐坐的呀。
若问，真的就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吗？
曰：是的，真的没有了。
当年唯一的娱乐场所是电影院，全上海所有电影院一个月就放这么四五部电影，其中新电影最多一部，翻译片也最多一部。
再说，看电影在当年还是件挺奢侈的事情呢。
夜场电影票要两角或两角五一张，还不一定弄得到。
看完电影出来，总归要吃点夜点心吧，一碗酒酿圆子或者小馄饨也要八分或一角，开心起来再来一客春卷一角二，开销就上去了。
送女朋友回去还要电车票，这样加加弄弄，要块把钱呢。
那时的月工资是一律36元，在厂里食堂搭伙要12元，吃三顿。中饭照牌头，有时来不及了总要吃吃早饭什么的，晚上还要带些馒头花卷回去。
为了结婚的开销，至少一个月要存出15元吧，有的朋友更辣手，存20元伊讲。
女孩子一般都存20元，她们胃口小，其他也省。
男生本来剩下的零花钱就这么几块洋钿，断命还要吃香烟唻。
所以，一个月最多看两次电影了。
但谈恋爱谈得闹猛的时候，一个礼拜碰头四次不算多的呀。
不看电影怎么办？只有“荡马路”了。
家里为什么不能去呢？
这就说到了外滩情人墙成因里的最痛处了。
那时候的上海人家，夜里来个客人，坐都无处坐啊。
何浪漫之有啊。
（三）
从外滩情人墙终于谈到了当年上海人住房条件的局促。
“好了伤疤忘了痛”，人就是这样的动物，所以现在基本无人提起，大家要面子嘛。
于是，后来的人们外来的人们就再也无法知道当年的情形了。
那老叟我就来揭它一揭。
说当年上海人家晚上来个客人都没处坐，绝非夸张之语。
这么说吧，直到1980年，上海官方的住房困难户的标准还是人均2平方米以下。
人均2平方米以下，是个什么概念？
即，如果一家5口住一个10平方米的亭子间，是不够条件提出改善之申请的。
我们可以来计算一下：
5口人，至少要支两张床（约4平方米）吧。
再加上一个吃饭的方桌（约1平方米），一个五斗柜（约1平方米），两把椅子（约1平方米）——就这几件，至少已经占地7平方米了。
所以，大衣柜、沙发等即便买得起，也无处放啊。
更有甚者，剩下的3平方米，如果同时站5个人是什么感觉？
还记得，有一次我从江西回来省亲时，帮一个要好的同学带了一点笋干板栗芝麻什么的，吃过晚饭给他送过去。
他们家特别客气，一见我来，全体起立以示欢迎，我只觉得屋子里黑压压的全是人。
说实话，上海市当局在住宅建设上曾经存在着很大的误判。
这种误判也只有上海才会有。
而那种“先生产、后生活”的所谓“大庆精神”和“生活上向差的同志看齐”的雷锋精神是全国一致的。
但影响并导致上海住宅建设起步晚，步子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上海一直没觉得缺住房。
1949年，当局一下子没收了这么多的“敌产”，上千座别墅、花园洋房和高级公寓楼啊！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和其他国民党高官，以及英法帝国主义者如沙逊、哈同之流，都“夹着尾巴逃跑了”，留下多少不动产。
当年的南京、杭州、武汉、西安、广州也会有一些，但数量上绝对没法跟上海比。
在我的印象里，直到文革之前，这些“敌产”里还有相当数量的空置房没分配完。
后来，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就曾经在那么好的大楼里开设过几百家街办小企业，就是明证。
文革又是一波“扫地出门”，几乎所有的资本家都被从原来宽敞的住房里驱出，塞进狭小的亭子间。
上海的资本家数量又是在全国首屈一指的。
这些空出来的别墅和花园洋房除了做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司令部之外，其他就这么闲置着。
单单这两条，很容易使人产生误判：上海，不缺房啊。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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