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今天，我们就这样被你“欢送”
前注：1969年3月9日，我坐火车离开上海，去江西插队。整整50年过去了，那天的所有细节依然历历在目。
太阳
每年到了3月9日那天，都会想起当年被集体“欢送”出这个城市的经历。
迟迟不动笔，当然不是因为懒，而是觉得不想写所谓的苦难。
那个日子不该忘，但时至今日，环境心境语境都变了，再重复那苦难就失了依托，别人看不懂，自己也无趣。至少，我们现在的生活中大概也并不需要完全的苦涩来做调味品吧。
今天的依然写，则是因为我的当年今天，有很多个人史料是从未透露过的，连家人也不晓得。
那个调皮、倜傥、玩世不恭、反叛另类的16岁的小男孩的作为，现在想来，也可以令到自己哑然失笑。
那天并不如有些人所记是个完全的阴天，早上是出过太阳的。
至少在我一路小跑穿过新康花园，到普希金铜像前去作别小红的时候，我记得太阳是看见我们的。
其实，到得那天，万事具备，户口已被迁出，大件行李也早在3天前被打包送学校集体托运，就差人被“欢送”了。
为我打包的是母亲单位里的几个高高大大的男同事，干活都有一股子蛮力。
我只是在一边看着。
记得当时心里并不难过，反而有几分欣喜。
因为我第一次有了我自己的新被子，新帐子，新线毯，尽管这些几乎化尽了家中本不宽裕的余钱，而且要数天后到了乡下才能铺展开来享受。还是有欢喜。
特别是父亲当年闯荡上海滩时带来的那个棕色牛皮的小手提箱，四边装满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锁器和攀带，非常的帅气，这次也让我带走。
我甚至因为想到自己可以平生第一次管理自己的作息时间，母亲不再会在午夜到我的那些狐朋狗党的家里去找我的踪迹而窃喜。
我必须承认，尚未到来的苦难只是由于周边人们的口口相传而被放大，即便这样，在年轻的心里，还是觉得非常渺远。
多年后我曾经回忆过自己那天幻觉般的心情：只觉得出再远的门，当晚还是会回到家里，钻进属于自己的角落去做梦的。
那种幻觉是那么的真，真到你可以坦然挥手告别你的少年时代和这座城市。
从行李送出的那一刻起，我就开始盘算我的小计划并付诸实施。
那就是我要与当时管理学校的“工宣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毕工组（毕业生工作组）”玩一把猫捉老鼠的游戏，以报复他们对我的不公的安排。
我并没有在规定的时间里去拿那张可恶的火车票。
那年头谁家里都没有电话，有公用电话来就说我不在，他们找不到我。
我心想，我反正是要走的人，怎么走你管着么？
再说，离开前的那些日子，家里人也特别宠容我，好象是一种可以预付的补偿。
我正好利用这一点，到处乱窜。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其实，同学中间几乎没有什么告别。同一个班级，同样的过去，有人留下了，有人要走，明摆着的不公平，我们这一群大概都不会去自找没趣，去听一些廉价的惜词。
现在想起来，我当年在这个城市最珍惜最割舍不下的不是什么抽象意义上的故乡，不是亲友，连不是父母。
我当时还恨着因为别人对他的不公而给我们家带来不幸的父亲，母亲要管束我，我自然也不喜。
我珍惜着的只有我年青的荒唐，苦涩中的欢娱——两段似是而非的恋情。
一段是与淳儿，到得那一天，已然有三年了。
她待我极好，似母似姐，我现在还记得，淳儿当年送我的东西最实惠，50张一版的8分外埠邮票，两刀信纸，和50个信壳。递到我手里时她是这样说的：
“嘿嘿，小鬼头，不要到时候，零用钱用得差不多了，不舍得买信纸信壳邮票，不给我写信。你家里要急煞，我要想煞的啊。”
多少年后的今天，我把这句话打成铅字，还是有想哭的冲动的。
但淳儿及她弟弟与我家有通家之好，尽管细心的母亲凭女性直觉早看出些端倪，在暗中阻止着这段恋情的发展。
淳儿毕竟是可以去火车站送我的，我不担心我离开时见不到她。
而另一个两个月前才闯入我生活的小红就不同，我们之间的事楞没有第三个人知道。淳儿也浑然不知，我不敢告诉她，怕她生气。
小红也给了我许多我从没得到过的快乐，但我不会让她来火车站送行，而我又不想与她草草作别，特别是当我决定我必须在我离开的当天见她一面时，我开始做自以为很周密的计划。
虽然我故意不到学校去拿火车票，我还是了解3月9日当天的学校安排的：当天中午前必须到校集合，然后集体乘车（说不定一路上还要微笑着唱歌喊口号，秀给沿途市民看！）去当年的北火车站，还要被训话，直到下午3点钟火车以及火车上可怜的我们才会被正式地“欢送”走。
我从心底讨厌这样的没有人性的安排。
更何况，按照这个要求做，我的计划就根本无法实现。
所以我的第一步就是向家里谎称，不用去学校，12点半到北火车站报到集合就行了。
这样，就为我争得了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
但家里听说既然是12点半集合，便特意增加了一个别的同行者很可能没有的饯行。
晕！“早中饭”！10点半开饭，半个上午又没了。
更要命的是，小红也有一个亲妹妹当天要坐同一班火车被“欢送”去江西，她先要送妹妹去学校，最早也要10点半回来。
但我们的作别似乎是打天下换朝代的惊天动地的大事，怎样去努力，去安排，去冒“风险”也值得。
于是，最后商定：就10点半，在普希金铜像下。
她早点从妹妹的学校出来，我将那么郑重其事的家宴推迟10分钟，不过如此。
那天早上起来，家里的氛围就有点严肃，相互说话不多，有也是轻轻的，象是怕吵醒了我的离愁。
参加送别的人也陆续来到，有大表哥，有淳儿姐弟。
小圆桌上早已放满了碗筷菜碟。好象有七八个菜，那年头，除了年三十，不会有比它更丰盛的了。
尽管如此，大家也还是兴奋不起来。
快到10点半时，有人提议，都是自己人，等什么呀，开始吃吧。
但这样的草率好象会变成一种不郑重，以至亵渎了饯行的原意。于是还是等。
时钟的分针指向6字时，我突然说：
“哎呀，我忘了打一个重要的电话了，我去去就来。”说完就飞身出房下楼。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子将远行，父母之命也只好违一把了。
再说一遍，那天上午是有太阳的。
那天的阳光见证，我轻捷地穿过幽静的新康花园，向那个著名的三角小花园进发。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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