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们是怎样回上海的（一）
前注：这也是一篇短篇小说。写的是1970年代末知青争相病退回上海的故事。幸勿对号入座。
第一章 不遂
一大早就起来，是为了要去县汽车站送别琴琴。
其实我和琴琴相识，拢共也不过半个月。半个月前，我和琴琴都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县文艺汇演。
那天晚上是轮流彩排，因为县城里只有一个剧场，只有一个舞台。
我所在的公社小分队刚走完台，准备回驻地的时候，舞台上突然传来了很漂亮的小提琴声，那是当年风靡一时的小提琴独奏曲《新疆之春》！
于是我们很多人回头，驻足。昏暗的灯光下，一位穿着花棉袄扎着粗粗的麻花辫的姑娘正在演奏着。
哇，这么酣畅淋漓，大家都说，这水平，不得一等奖都难。
今天，这位酷爱小提琴的姑娘就要回到只有她一个人的生产队去了。因为每年汇演结束，往往已近年夜岁边，队里的其他知青早就回上海去了。
琴琴还告诉我，她今年不准备回上海，她将一个人在山里过年。
她说她不想把自己的挫败感带到家里去，她情愿独自面对。
文艺汇演是那个年代山民群众的狂欢，也是当地文艺爱好者的盛事。
入冬了，农闲了，喜欢吹拉弹唱的年轻人聚拢来，排练一些各式各样的小节目，不但在镇上演，还要下到各个山村去巡演。当然，最激动人心的便是到县里来参加汇演。
几千年来，中国人从来不甘心只闻名于一隅，有了武艺，有了文才，都愿意走出去，或打擂台，或赶考场，为的就是要会一会天下英雄。
每年都有不少上海知青参与到汇演中来。
他们有基础，也愿意施展才华，更愿意通过汇演来改变自身的命运。
这些年来，大家亲眼看到不少上海知青从汇演中脱颖而出，有的进入了县剧团，有的去县广播站当播报员，有的去县中教书，还有的成了县办工厂或机关的文艺骨干。从此，他们不再是农民，开始吃商品粮了。
而我们，正在努力的一群，来县里参加文艺汇演依然要带上一个米袋子，农村户口，吃饭得先交口粮。
我这已经是第三次参加汇演了。前两次都得了奖，尤其去年，我获得了剧本创作一等奖。
县里负责宣传的翟副主任早已看上了我，只是苦于没有编制名额，他答应今年一定帮我解决。
这不，一到县上，我就去找他了。
翟副主任是南下干部，操一口山东口音的普通话，整日里一套洗白了的旧军装，一双浅口鞋。
家里也很简单，家具都是1950年代初供给制时领来的，至今床头桌角还印着编号。
他一见我，就过来摸摸我的脑袋，说了起来：
“小鬼，好好干，”一成不变的开始语，“虽然今年县里的编制指标还是很紧张，但这次我是不会放你回去的了，我是个说话算话的人。”
我顺势递过一根上海寄来的牡丹烟去。
“我有我的问题，你有你的问题。招你当演员嘛，你又长得不好看；招你到我身边当秘书嘛，你又不是党员。”
他告诉我，今年县剧团也只有一个招人的名额，还是他争取来的。但剧团周团长还是心心念念要招演员。而他的意思是，年年都招演员，今年就招一个编剧吧，这样我就没有竞争对手了。
最后，他俩商定，还是先着手于招演员，如果今年没啥好苗子，就把这个名额给我。
“你可要好好表现哦，这次带了什么创作来啊？”
“您放心，去年是地方道情，今年可是正儿八经的采茶戏哦。”
“好，到时候我来看。”
排在最后一天汇演的采茶戏出乎意料地成功。
周团长陪着翟副主任上台，翟副主任握着我的手对他说：
“瞧，这么好的人，赶紧收编。这汇演也接近尾声了，看到什么可喜的苗子没有？”
“这次倒真没有太出挑的，都是老面孔，”周团长倒也直率，“要说有点心动的，只有一个。”
“谁？”
“黄沙公社的那个拉小提琴的。”
“哦，那个丫头，拉的《新疆之春》吧？那你有什么想法？”
“我还能有什么想法。这是地方剧团，配的是民乐队，加个小提琴也不像啊。”周团长是省城下放干部，原来在省歌舞剧院。
“就算保留一个独奏节目吧，这下乡演出面对的是老表，是贫下中农，太过阳春白雪了也不好，我还怕挨批呢。但她真的很有水平，可惜了。”
“那这样吧，明天下午组织一个座谈会，把这次获奖的都找来，我给他们讲讲话，年轻人，来日方长，需要鼓励鼓励嘛。”翟副主任说。
“那是再好不过了。”周团长拍手。
“那么你，”翟副主任指指我，又指指周团长，“明天一早就去报到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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