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贝聿铭大师谈到上海最早的英语角

原创畸笔叟畸笔叟

昨天一天，万圈里被贝聿铭大师刷屏，认得的与不认得的。那我今天也来蹭蹭热度。讲一段贝聿铭老先生在上海的故事。

如果没有记错，贝老先生第一次回国，好像是在1979年。

其实，他本来1949年就要回国的，与几个哈佛和麻省理工的老同学一起早早约定的。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1948年，年仅31岁的贝聿铭就被聘为纽约一家著名建筑公司的建筑设计部主任，而且有大量的楼盘等着要设计。作为华人，这样的重用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贝聿铭太爱建筑，太爱设计了，他丢不下手边的活儿，也舍不得难得的机会。于是，他留下了，与他的老同学依依惜别。

一晃就是三十年。

在一段音讯全无的日子以后，这边的大门终于又向世界打开。贝聿铭也终于有了时间可以回来看看。在上海逗留的时候，他住在茂名路的十三层楼，并写信请他在上海的老同学前来相见。

其中有一位老同学，姓名就不在此披露了。这位贝聿铭的老同学当时正从苦难中走出，平反后担任了轻工业局的副总工程师。接到贝聿铭的邀请，他便穿着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的半新旧涤卡中山装，坐公共汽车来到茂名路。

到大门口，他理所当然地被拦下了。当年，这里可是头等禁地啊。

他告知看大门的人，他是贝聿铭的同学，要进去见见老朋友。那帮人说什么也不相信，就是拦着不让进。这位读书人从小知书达礼，温良恭俭让，不会跟人争，跟人吵，连不会拔起喉咙讲话。但他也不离开。

对峙良久后，那些人终于同意，让他打电话到客房，如果那个叫贝聿铭的（估计他们也不知道贝是干嘛的）肯下来接他，就放他进去。

电话打通了，贝聿铭当然马上就下来了。

那天，贝聿铭破天荒地对着那些人讲了一大通话。大意是：

这么好的宾馆究竟应该让谁进来呢？应该让贡献最大的人进来。他（指他的老同学）才是最有资格进来的人。他们三十年前百废待兴之时就毅然回来，做了三十年的贡献啊。反倒是我自己，其实没有资格住在里面，因为我当年没有回来。我在全世界设计了很多建筑，但我还没有在此地设计过一幢建筑。你们可以把我赶出去，但必须请他进来。

贝聿铭老先生的话，我当然不敢瞎编。我之所以知道得那么具体，是因为那位总工程师的女儿是我的同学。这些都是她亲口告诉我的。

当时，我们都在仪表局工作，也都考入了一个英语的短期训练班。她结业后不久，就去了国外。而我结业以后，就被赶鸭子上架，去了康宁公司的项目做翻译，喜提宫爆鸡丁。

说起当年十三层楼门口那些人的做派，也许很多人都深有体会。我当然是更有体会的。

那时我刚从江西病退回上海，做代课老师教教书糊口，工余是很空闲的。我怕浪费了韶光，将来自己会后悔，就决定自学英语。还请了私教哦，每月6块大洋，是我工资的六分之一。

不过，学英语是需要语境的，不与人交谈，进步会很慢。于是，我的私教老师就说，你敢不敢，有本事到锦江饭店、和平饭店门口以及外滩去搭讪外国人，获得更多的交谈机会。

哼，我一个插兄，偷过鸡摸过狗，打过相打进过老派，还有啥是不敢的。

说去就去。平时傍晚或者礼拜天，我就出现在那些地方。到了那里一看，吾道不孤，少则五六个，多则十几个，都是英语爱好者。

因为锦江饭店离家最近，我也就去得最多。脚踏车寻地方一靠，就开始豁上。有时，街上没有外国人，还真的就等在大门口。只要有外国人走出来，我们就上去打招呼。“Hello，good evening。”然后磕磕巴巴地开始self introduction。像极了现在发小传单的朋友。

不过，我们都是彬彬有礼的。国格先不去说它，人格尊严对我来说同样重要。

事实上，我们在那里接触过的外国人都非常客气，很多人饶有兴致地站定跟我们聊天。现在想想也是，旅行者，谁都有兴趣与当地人聊天，最直接地了解风土人情。

不过，这样的交谈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兴尽而散。歇不歇，总归有人要来管的。谁？我们当年称作“条领”的呀。看大门的算“明条”了，还有穿便衣的“暗条”呢。

老实讲，他们中间大多也都是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