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体馆——请别动她，那是我的城市记忆

原创畸笔叟畸笔叟

位于漕溪北路中山南二路转弯角子上的上海体育馆正在整修。

那个地方，上海人一直叫“万体馆”。她的官名，四十多年了，我一直叫不惯。

一听到她要整修的消息，心里就是“嗒嗒动”的，动伊啥体。

现在的人手贱，好心办坏事的例子太多。西湖边有过老屋莫名翻新，石窟里有过佛像喜提彩色袈裟，复兴西路上也有过人造落叶，墙上还爬过骆驼。

前一阵，从太仓乘车回来，齐巧经过，看到万体馆已成工地，而且原来的四部很宽很有派头的露天大扶梯好像已被拆除，没了踪影。看了心里真是说不出的不开心。

据说还要动屋顶？阿弥陀佛。

写万体馆的文章很多，那些基本资料，网上都查得到，我就不做“文抄公”了。我只想写写我对万体馆的点滴记忆。

当年造万体馆，自然是因为上海没有敦样的体育场馆。我们小辰光，“市体育馆”还在陕西南路淮海中路那里，是早年的一只回力球馆改造的。终于可以到宽敞的万体馆去看球了，作为球迷，我们当然是开心的。

去万体馆看球，第一桩事体就是寻位子。因为万体馆有24只看台，分上下两层。票子上只标几看台，不印上下层。假使你投五投六，寻错地方，就要吃查票的白眼；假使几个人一道去看球，你因为寻位子而晚到，朋友就要骂侬“洋盘”了。

哪能办？上海人最善于学习，没多久，便总结出了规律：看台数+1，如果除得尽3，那就是楼下好位子；除不尽，对不起，请爬山。坐在楼上顶排，上海人称之为黄山一景：“猴子观海”。

当年万体馆不管球赛还是表演，票子都很吃香的。好玩的是，不管去过没去过，人人都会背口诀的：万体馆的好票子，加一除三。这还不算，还要讲得出，哪几个看台从几号扶梯上去，那你才算懂经朋友。如果你还晓得2、5、8台最好，因为靠近司令台，如果司令台里嘉宾坐不满，你还可以翻下去，适适意意地看，那才是真正头子活络的朋友。

一开始，万体馆的前几排位子是可以伸出来的，篮球架也可以从地板里钻出来的。后来拆掉了，所以来得晚的朋友就不得而知了。

1979年，NBA的华盛顿子弹队首次访华，曾经与上海男篮在万体馆打过一场球，据说当年姚明的父亲姚志源还在上海男篮呢。那场球的球票根本不公开出售，都是内部票，我们这种刚刚回到上海的知青再欢喜篮球也无法弄到。

其他球赛，只要是窗口头卖票子的，我们都努力地去排队了。实在排不到就等退票，“翻跟头”一语就是那时传开来的。不过那时的黄牛还算温柔的。

我在万体馆看的印象最深的一场球，好像是排球国际邀请赛，就是袁伟民带领的那一届老女排对日本队，郎平、孙晋芳都在，还有漂亮的周晓兰和杨希。国家队先胜两局，再输两局，最后胜出。大家看得激动啊，久久不肯散去。不料女排也不退场，就地开始训练，扣球啊拦网啊鱼跃救球啊，足足练了一个多小时。后来从报纸上得知，那晚比赛结束后，袁伟民只扔下一句话：“早干嘛去了。”意思是，可以3：0赢的球，为什么要打五局？女排队员已经不是第一次听袁指导这句话了，知道，一定是赛后罚加练，那就自觉开始吧。

而我们球迷更是赚着了，女排训练也不是随随便便可以看到的啊。

有必要讲一讲当年上海球迷看球的一个相当默契的规定动作，那就是“蹬地板”。因为万体馆的前排位子是木头地板，老早陕西路的“市体育馆”也是木头地板。比赛中，只要裁判漏吹“叫鞭”或乱吹“叫鞭”，大家就开始“蹬地板”，那“蹬地板”的声音响啊，大家开心啊。当年，将比赛直接“蹬停板”是常有的事。

后来，一进万体馆，喇叭头里就会广播看球注意事项，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请广大革命群众文明看球，不要蹬地板。”比赛中，还派出纠察巡逻，不过当年纠察也温柔，你蹬了，他用手一指；你再蹬，他也不过说，“好唻，蹬过么可以唻。”张牙舞爪、五斤哼六斤，像真的一样，都是近三十年才有的。

后来，上海的体育场馆都变成水泥地了，蹬不出声音，大家只好用嘴巴骂：“裁判，猪猡。”

万体馆后来转向，变成上海大舞台，专门演出。其实，万体馆开张后，一直是文体并重的。说起来，也是她的命。万体馆开张的第一个活动就不是体育比赛，而是在1975年9月20日下午2点开始的上海市幼儿体育表演大会，全市各区幼儿园来了5000多个小朋友。现在看来，主办者还是动过一点脑筋的，表演也是体育表演呢。

万体馆第一次最火爆的文艺演出，要算是1980年4月1日的朱逢博独唱音乐会，开票只有三个钟头，1.7万张票子就统统卖光。

说起来，万体馆是当年许多明星登陆上海滩的第一站。马季、姜昆，还有当年一众男女歌星，上海首演都在万体馆。当年，那些明星是众口一词，称赞上海观众素质高。很多明星对上海报社记者说，第一句唱出去，上海人的掌声像轻轻漫过沙滩的海浪一样，“沙——”很暖的。

那是上海人一种发自内心的肯定：“是伊，是灵光嗰。”那年头，大呼小叫，什么“哇哦”，什么“有”，什么拼命拍手，都是不得体的。

这样的看戏风气也早已随风而去了。

1980年代万体馆的演唱会，大多是拼盘的，1988年上海电台经济台成立一周年，就包了两场那样的拼盘，一台是演唱会，一台是综艺。我是总负责。手里的票子整排整排的，多到发不光，后来浪费了好几排。我一直是有社交恐惧症的，不懂招呼人，所以，司令台也基本是空的，有一场只有我一个人坐在司令台第一排。

说起来也好玩。那台演唱会，陈汝佳是solo的，刘德华只唱串烧，压台的是孙国庆。那年，小女才5岁，我让她坐在第一排，刘德华绕场扔花时，她总算握过他的手了。老父亲很欣慰。

那场综艺，我们请了沪剧越剧名家，也请了姚慕双和周柏春两位老先生。我至今记得，那时没有什么明星单独的化妆间，大家都在一间大屋子里候场，化妆的镜子全部靠墙一排头。

七点一刻的演出，姚周二位是最早到的，六点半刚过。工作人员也没到，我只好拿杯子从保温桶里倒两杯开水给他们。他们连不开灯，就这样静坐默备。实在无聊，姚老先生就从上衣内袋里拿出他最喜欢的唧蛉子，放在耳边听。于是，我就过去跟他聊几句。初次相见，他也很随和。问他贵庚，他说自己70岁了。问身体好否啊，说有糖尿病呀，“夜里睏觉醒转来，嘴巴里一眼馋唾水也没。”吓得我从此以后，半夜醒转来，先咽一口馋唾水。

要说有关万体馆演唱会的最美丽的传说，那就是1988年传出的邓丽君要来万体馆开个人演唱会的消息了。当年真的传得有鼻子有眼。我有一位朋友在对外文协，是当年海外演出的归口单位，他也说，确实有人在实际操盘了，但审批难度不小。

那些日子，我们电台办公室里议论最多的也是这件事。大家都说，真来了，一定去看。借债也要去看。那么，黄牛票翻到啥程度可以接受？有人说八千也要上，有的说一万。这位说一万的老兄，现在是相当一级的官员呢。

后来传出什么“劳军”的照片，这一动议便歇搁了。第二年逢九，就更不谈了。

事实上，万体馆除了比赛，演出，还有一个重要用场，就是开大会。特别是市里的大会。我就单说一件事，就是关于1980年代物价频频调整的事。老百姓的讲法就是“又涨价了。”

我记得很清楚，上海改开后第一次涨价是在1981年11月，正好女排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大家兴高采烈连夜到解放日报去送喜讯，一直狂欢到第二天早晨。一摸，袋袋里香烟吃光了，就到附近汉口路的烟纸店买，一问，价钿上去了。时机也是真会挑，一开心嘛，就忘记发牢骚了呀。

其实，老百姓有所不知，每次涨价，市里都要开会统一口径的。这会就在万体馆开，总归是下午三点，这样开完会正好工厂下班商店打烊，工厂四点半就下班了，商店最晚六点也打烊了。这样，消息最不易扩散。与会干部则必须严守纪律，不得向亲朋好友通风报信。所有商店必须准时打烊，然后关门改写价格牌，做好各种准备，明天一早实行新价钿。

能够参加万体馆这种会的，都是高级干部。当年虽然比较廉洁，局级干部也不单独配小车，而是三四人合用。不过，到万体馆来开会，还是要坐小汽车来的。所以，一开会，万体馆里就停满了小汽车。可以讲，当年上海最好的小汽车都在万体馆集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