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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十多年前看到过一句话，大意是说：如果你不同意某人的看法，说明他可能知道某些你所不知道的事。我自己又将这句话又引申了一下：还可能是因为你没有经历过他经历过的某些事。因此我在听到反对的声音时，一直会这样提醒自己，保持自己的开放心态，随时纠正自己的想法。每个人都有自己认知的局限性，说错话做错事才是正常人，谁要是宣称自己从来不会错，那你最好跟他保持距离。
鉴于这种局限性，我明白不管自己表达什么样的观点，都一定会有人跳出来反对，毕竟连“地球是圆的”都有人反对。只要是措辞比较得当且有自己依据的反对意见，我都是挺愿意把他们的意见精选出来让其他人自己判断的。跟这些持不同意见的读者进行平等地讨论，让我自己也很有收获——通过抽丝剥茧，我发现几乎所有观点分歧的根源，都是因为我们相信不同的事情。
- 比方说关于“墙”的问题，有人相信信息流动的不通畅造成了认知的偏差，只要让信息充分流通，包括宗教极端主义在内的认知问题就能解决；而我不相信现实中信息流动能够充分通畅，也不相信自由获得各种信息就能让人不再愚昧和盲目。
- 比方说关于伊斯兰教的问题，有人相信伊斯兰教可以通过改革来进步并适应时代；而我则相信伊斯兰教的教义被写保护锁死，无法像基督教那样进行持续有效的彻底改革。
- 比方说关于道德观的问题，有人相信人如果缺乏宗教信仰就无法具备自发的道德观；而我则相信道德观是人类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与生俱来的，道德问题的根源是经济问题——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 再比如关于自由的问题，有人相信个人自由比社会秩序更重要，没有自由的秩序是无意义的；而我相信社会秩序比个人自由更重要，破坏秩序的自由需要加以限制。
通过这些讨论我就发觉，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观念、立场上的冲突，一层层剥到最核心的问题，往往无关道德也没有对错，要么是难以证明或证伪的，要么是各有利弊、两害相权，要么就是概念模糊、定义困难，并没有标准答案。想起早些年刘慈欣和江晓原有过一场关于“吃人”的辩论。当时刘慈欣假设，如果世界末日，只剩下他、江晓原和现场一位主持人美女，“我们三人携带着人类文明的一切，而我们必须吃了她才能够生存下去，你吃吗？”刘慈欣强调，可是全部文明都集中在我们手上：“莎士比亚、爱因斯坦、歌德……不吃的话，这些文明就要随着你这个不负责任的举动完全湮灭了。要知道宇宙是很冷酷的，如果我们都消失了，一片黑暗，这当中没有人性不人性。只有现在选择不人性，将来人性才有可能得到机会重新萌发。”江晓原则认为：“如果我们吃了她，就丢失了人性，一个丢失了人性的人类，就已经自绝于莎士比亚、爱因斯坦、歌德……还有什么拯救的必要？”按照我的认知，这个问题其实还可以往下剥，就是如何定义“人性”——刘慈欣认为人性的定义首先要以人类的文明为基础，失去了文明的人类跟动物无异，将不再存在“人性”这个概念；江晓原则认为人性的定义并不以人类文明为基础，是高于人类文明的。所以说白了这刘慈欣跟江晓原的分歧在于如何定义“人性”，围绕定义的争辩往往谁都说服不了谁。很多人应该都知道“电车困境”，其大致内容为：一辆刹车故障的列车在铁轨上行驶，列车正行进的轨道上，有五个人被绑了起来无法动弹，列车将要碾压过他们。你正站在车站内，离改变列车轨道的操纵杆很近。如果你拉动操纵杆，则列车将切换到备用轨道上，但是备用轨道上也有一个人被绑着，所以你可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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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被心理学和伦理学研究得特别多：从功利主义角度看，为追求对最大多数人来说的最大效益，应该牺牲少数人来拯救多数人；从康德主义角度看，道德应该建立在必要的义务责任上。如果不允许杀人是一种道德义务，就不可以主动让一个人牺牲，即使这个行为的后果是拯救五个人。研究人员自然也对这个问题做过许多调查——结果显示，有90%的人选择杀死1人保全5人；然而，假如要牺牲的那个人是自己的亲友，大多数人就改变了自己的选择。既然人的选择会根据条件改变而改变，我觉得真正的问题出在人身上，不妨把这个“电车困境”问题继续往下剥——究竟是否应该允许有人拥有这种决定别人生死的权力？或者说什么样的人才可以被赋予决定别人生死的权力。假如剥到这一层，问题就会简单很多，我相信肯定会有许多人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有这种权力，因为没有人能够绝对理性不偏袒。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继续讨论下去会很有意思。看过《三体》小说的朋友都应该知道“执剑人”这个设定——执剑人手中的按钮，同时掌握着毁灭两个世界的能力，用来威慑对地球虎视眈眈的三体人。执剑人手中的权力可远远不止决定5个人的生死，而是直接关乎两个世界的生死。《三体》小说为了剧情推动，叙述了极端的民粹让道德高尚但毫无威慑力的程心当上了执剑人，导致了三体人的入侵和太阳系的毁灭。我觉得这个设定跟整部小说硬科幻基调有点格格不入——要么执剑人本身就不应该存在，要么得有一个机制能够保证执剑人的绝对威慑力。照理说执剑人绝不应该是被选举或推举出来的，估计刘慈欣是故意通过这个设定来黑民粹——民粹并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很多三体粉丝都非常不喜欢程心这个人物，与其说这是对民粹造成的恶果反感，倒不如说执剑人注定要做背锅侠。911事件发生后，有人开始讨论，为什么不在飞机撞大楼之前将其击落？我们这里不妨做一个假设：我们先将各种条件简单化理想化，姑且假设当时美国政府知道劫机者要撞大楼的意图，并且也有能力将被劫持的客机拦截击落，他们会不会牺牲客机上的乘客做出这样的决定呢？我个人觉得，即便只要一个按钮就能让客机爆炸、大楼得救，美国政府也会眼睁睁地看着飞机撞大楼。因为按照美国人的价值观，他们不会允许有政府拥有这种决定别人生死的权利。我虽然没有去过美国，但看了很多美剧、美国电影，这些影视剧里面其实能看出很多美国文化的思维方式。比方说《萨利机长》（Sully）这个电影，萨利机长在水上迫降拯救了一整架飞机的人，事后调查却怀疑他当时做出的判断不是最佳选择，认为飞机是有能力降落到机场的，幸亏有电脑模拟证明了他的清白。可以想象，假如911的时候真的把客机击落，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排山倒海般的伦理道德质疑和阴谋论，吃瓜群众会假想出各种各样避免悲剧的可能性。再比方说《大谎小事》（Big Little Lies）这部迷你剧中，梅德琳（Madeline）的社区话剧遭到一部分居民的投诉抵制，面临禁演的处罚，她说了一段话：“我们难道只能上演只有一小群人觉得可以接受的话剧吗？现在被禁的是《Q大道》，下周就是《摩门之书》，接下去就会限定只能读哪些书，或者孩子们只能看哪些电影。”![]()
我觉得这段话非常能够代表美国人一些观点背后的逻辑，他们把一切的限制都会看做对自由的限制。这正是美国社会拥护持枪的民意基础——你今天能不让我们持枪，明天就会不让我们持刀，再接下去我们会一点点丧失各种个人自由。再比如说“黑命贵”运动——你今天能把一个黑叔叔跪杀了，明天可能是黄叔叔，后天就可能轮到白叔叔。用这个逻辑也可以反推：假如今天给了政府击落客机的权力，怎么能保证明天他们会不会把导弹瞄准其他的无辜人民？总之美国人非常害怕在某些问题上哪怕只是开很小的一个先例，所以你会发现美国人很喜欢维权，在我们看来似乎是小题大做，但他们觉得是防微杜渐——哪怕只是一点点权利受到侵害，也可能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剥到再里面一层就是：有些人相信自由和管制的平衡可以有折中方案；有些人则相信一旦对自由进行了管制，就不可避免会失去越来越多的自由。我们再来换个假设，假如说类似于911这样道德选择发生在中国，中国政府会怎么做呢？我个人觉得击落飞机保住大楼的概率很大。其实都不用假设，今年夏天的洪灾中，王家坝蓄洪区决定开闸蓄洪其实就是“电车困境”的现实版。我们国家宣传了那么多年的“舍小家保大家”的集体主义教育，说白了就是以国家为整体进行考量的利益最大化的功利主义思想。要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前提，那就得赋予国家政府“执剑人”的权利，对利益分配和危机都有绝对的处置权，而这一点这是争议的所在——有人相信个人利益高于国家利益，有人相信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有人相信执剑人政府利大于弊，有人相信弊大于利。执剑人政府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背锅政府”。一旦少数人真的被牺牲后，得救的大多数往往会被忽视，那些牺牲者会受到过度关注。比方说老城改造的拆迁中，9个人受益1个人受害，在过度关注下，往往就会有人通过那1个受害者否定整个老城改造。像王家坝蓄洪区分流这种得到社会普遍理解的情况其实很少，民众的情绪总是容易被那些有名有姓的个人悲剧所带动。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反正也没有执剑人那么大的权力，在许多问题上索性就不负责任了——政府要是击落了飞机，杀人的是政府；飞机跟大楼同归于尽，杀人的是恐怖分子。发生了枪击案后，谴责枪手的声音，一定会盖过谴责政府的声音——虽然是政府允许枪手持枪，但又不是政府鼓励枪手去杀人的。大家别看美国有时候看起来乱哄哄的，这乱背后有乱的逻辑，他们心甘情愿承受这种乱，对他们来讲“不允许乱”的和谐社会才是更可怕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应对疫情也是一样的逻辑——放任老百姓感染是可以的，限制他们的自由、侵犯他们的隐私则万万不可，即便为此牺牲也值得。说白了和谐社会和自由社会选择的是两种不同的管理逻辑——和谐社会的政府相当于执剑人，宁错杀不放过，这样就难免会有冤假错案，以及由于管理水平的低下造成了一些个人悲剧，政府免不了被老百姓所害怕和仇恨；自由社会尊重每个个体的权利，宁放过不错杀，但也就造成了姑息养奸的问题，各种极端思想、愚民思想都有了充分传播的机会。大家如果到油管上看看那些满天飞的阴谋论和谣言视频就知道了，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分辨的能力。执剑人政府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如何提高管理水平，如何确保执剑人的绝对理性可靠，如何避免一刀切的做法牵连无辜，每次可以做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执剑人的机制很大程度上基于理想化，依然有许多现实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再往下剥一层就是：有些人相信能够设计出一种机制确保执剑人做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有些人则认为从一开始就不该有这种机制。所以，归根结底不就是大家相信不同的事嘛！可为啥有那么多人要为想法不同相互撕逼呢？不同的人相信不同的事本来没什么，问题出在大家都预设自己是对的。一旦预设了自己是对的，很多人会一跑上来就先矮化、侮辱对方。经常有不同意我观点的人，可能只读过我一篇文章，一上来就先劈头盖脸评论我这个人，而不是讨论观点，比如你肤浅、你幼稚、你无知，言下之意他深刻、他成熟、他懂得比你多。我碰到过最奇葩的是《扒一扒所谓“外交官眼中的印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那篇文章发了之后，有个人跑来说袁南生是“灵魂洁净”，具有“天眼通、他心通”，所以能发现印度的“灵性之美”，而我则是“肤浅之至，灵魂不洁”……但她没有提任何具有实际意义的论据，简直让我哭笑不得。即便碰到这种人，我依然会试着理解一下——她或许知道/经历过某些我所不知道的事，所以才会有这种想法。这种思考方式已经成为了我的习惯——不要预设自己是对的。我这人不大喜欢跟人争辩，君子和而不同，大家和和气气讨论，讨论完了你信你的、我信我的继续做朋友不也挺好？因为我明白，人很少会被别人说服，只有靠自己想通。虽然当时互不认同，但说不定过了几年之后的某一天我们中的某一方就想通并认同对方了——这样的事在我身上发生过好多次。我经历过观念的革命，深知当下坚信不疑的一些事情，很可能过段时间回头再看就会自我否定。既然今天的自己都会否定昨天的自己，那又何必急着否定别人呢？可惜总有很多人，把迫不及待“说服别人相信自己相信的事”作为使命和信条。相信同一件事的人多了之后，就有了各种宗教/思想/主义；他们预设了自己是对的，并且对说服不了的人不惜诉诸暴力，于是就有了宗教战争、文字狱、政治迫害。思想必须通过传播才能生存，生存这件事跟道德、正确完全无关，流氓把自己基因复制给一代的概率肯定要高于坐怀不乱的正人君子。越是懂得如何强迫/诱导别人相信的思想，也就具有更大的生存优势，因此宗教/思想/主义这些玩意儿是自带原罪的——“强迫/诱导别人相信”；不带这一原罪的思想，你根本没机会了解到。回过头看人类的历史，你会发现有不计其数的人仅仅因为“相信不同的事”而失去生命，并且今时今日依然不断有人因为“相信不同的事”而被弄死——听起来很荒谬，究其原因在于当前整个世界的文明是由“相信同一件事”的人合作建立起来的，“相信同一件事”的共识是社会发展的基石——如果不是所有古埃及人都相信法老是神的化身，就不会建起金字塔；如果不是所有现代人都相信一种绿色的纸能买到任何东西，就不会建立起全球贸易合作。因此我觉得假如未来万一实现了“世界大同”的话，大概会有两种可能性——
当然，有的人可能不相信“相信不同的事”的人们也能够彼此合作，有的人则相信。我觉得吧，有些事现在看起来不可能不代表将来不可能，你跟三十年前的人描绘当代互联网带来的便利和认知革命，他们肯定也不相信。“相信或不相信”这件事本身就会跟随着时代而改变，如今相信民主的人不就越来越少了吗？我相信这个世界的大多数问题可以通过科技和经济的不断发展来解决，解决不了是因为发展水平还不够；有的人则相信世界上的大多数问题是科技和经济发展所造成的，越发展会造成越多的问题……
网名随水，纪实摄影师，专注印度社会文化、喜马拉雅传统文化等主题。自2012年起深入印度社会拍摄专题，驻地印度田野调查。2018年迎娶拉达克姑娘为妻，目前定居南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