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卫组织-中国冠状病毒病联合专家考察组新闻发布会实录+音频

北京时间2月24日晚7点30分，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冠状病毒病联合专家考察组在北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通报此次考察的结果和对中国以及全球应对疫情的下一步措施提出建议。发布会的嘉宾是两位联合考察组组长Bruce Aylward博士和梁万年博士。发布会由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主持。

以下为发布会实录：

因此，我认为此次考察团得出的最重要的建议之一，是我们要让中国完全从这场疫情中彻底地恢复其元气，因为世界需要中国的经验来应对这场疫情。在新冠肺炎的应对方面，中国是世界上掌握最多知识的国家，并且成功地实现了其转身、遏制和扭转。任何国家若在贸易或旅行方面采取限制和障碍性的措施，只会影响世界应对新冠肺炎的能力。任何国家对中国采取了超过了《国际卫生条例》推荐建议之外的其他措施都应重新评估，因为中国的风险在下降，而中国能够为世界带来的贡献在增加。

记者提问：

布鲁斯·艾尔沃德先生讲到中国采取的众多的积极的防疫措施，这是我们能够认识到的。同时我们想了解这个病毒最初在武汉是怎么样滋生起来的，到底什么地方出现了偏颇和失误呢？它最初又是怎样在武汉快速的蔓延开？在这一场疫情应对的过程中有哪些方面的教训是我们需要吸取的。你与当地医务工作者有过对话，我想问像公众的审查机制，又会在应对疫情过程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Bruce Aylward博士：

首先，我们考察团的目的是找到有效措施，并非回避问题，而是因为我们正处于全球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措施在中国有效，以便应用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您所言，我们同样需要从无效的措施中汲取教训。我之前提及，我们遇到的情况并非仅发生在湖北，同样在其他地区存在。对警示信号快速采取行动的反应上存在一些延迟。这是在任何疫情暴发或新发传染病应对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因为人们无法想象该地会发生这样的疫情。

对于是否有如您提到的其他疾病在起作用，坦白来说我不清楚，我们的关注尚不在此。其他方面因素同样重要。这种疫情的应对，我想任何人都无法想象到底需要多少床位，需要持续多久。目前湖北有数万病人在医院病床上，处于恢复阶段。如果有什么需要学习的经验教训，即是反应速度，需要快速的行动，速度就是一切。而我最担忧的是他国是否汲取了需要快速应对的教训。目前，多个国家疫情暴发呈指数增长。如大家所见，疫情席卷多地，可以在一个地区呈指数增长，这是极具毁灭性的。

我不明白的是中国用如此酸楚的甚至可怕的方式吸取教训，从而在其他30省出色的控制疫情，为何在疫情袭击其他国家时，仍如同炸弹，一点即爆。所以我花了大量的时间解释我都做了什么。速度这个教训非常重要。以及采取激进的措施，这些措施，如病例发现、接触者追踪，除了西非、刚果的埃博拉疫情，我们已很少用到。都是运用现代化手段进行传统的调查，进行尝试，这都是中国所做的尝试。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我们要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进行必要的改革，保障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运行。同时我们注意到在所有的疫情爆发过程中所造成的人力损失难以预料。我们都需要审视现有体系，坦率的说，没有任何一个体系能做到及时响应。

梁万年博士：

我们这次主要目的是来看哪些策略和措施是有效的。中方和外方专家也都曾一起讨论，我们对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尤其是武汉情况，如果回头来看，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可能是最好的。总体感觉就是，如果利用我们对已知病毒，特别是冠状病毒和流感病毒的知识，来阻止新冠肺炎疫情的话，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刚才布鲁斯先生在前面讲评估和建议时，也特别把这点写上去了。我们利用已有知识，比如对SARS、对流感的认知，来对待这个新的疾病、新的病毒，是不行的。现在看来这个病毒不简单，是很狡猾的。我们无法使用现有知识来应对，需要边阻止疫情、边总结经验、边改变措施和策略。这可以说是我们的经验。我们早期对疾病的认识不够到位，这也是我们的局限。我就补充这一点。

记者提问：

通过对中国四个地方的考察，对下一步疫情防控您有什么建议？当前的防控措施还存在哪些挑战？

Bruce Aylward博士：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虽然新增病例数量下降，但切不可沾沾自喜，未获全胜，不能轻言胜利。中国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人群仍普遍易感，因为这是一种新型病毒，人群对其尚无免疫力。虽然病例数量在下降，但仍有大量的脆弱人群，况且病例数的下降是通过大量努力实现的。它有反弹的风险，当出现反弹的时候又需要快速的进行应对。在防疫过程中，当取得初步成功后，最大的风险就是沾沾自喜，自鸣得意，接下来需要继续在扩容医院床位，购置呼吸机，疫苗等方面的持续投入，如梁博士所言，这是一种狡猾又危险的病毒。轻言胜利往往是最危险的，中国在这方面做的很好，尽管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但中国明白接下来仍然任重道远。

梁万年博士：

我非常赞成布鲁斯先生的建议。刚才这位记者也问了一下对成效的评价。刚才布鲁斯先生在他的评价当中有一句话，是我们专家组在一起讨论而得出的，不知道大家记住没有，用一句话来总结，中国所采取的非药物性干预措施，改变了这个疾病的传播进程。他反复用刚才所使用的图来说明这点。这个疾病暂时没有特效药物，没有有效的疫苗，但是中国政府、中国人民采取了非药物性干预措施，也就是社会措施：隔离、医学观察、减少接触、自身防护。采取这些措施后，疾病的流行过程，也就是他讲的流行曲线改变了。我想这是中国应对此次疫情的最大成绩之一。我们报告中，对其他各国的建议，也特别强调推荐这种方法。在没有药物和疫苗之前，这个措施应尽早采用，越快越好。

第二，对此次中国防控策略，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既要统一领导，但又要实施基于科学、基于各地实际分析评估、有针对性的策略措施，并且不断调整和优化。

以上这两点给我们考察组印象非常深刻。

记者提问：

关于武汉的情况，什么时候武汉可以出现拐点，什么时候武汉的社会经济生活可以恢复正常？

Bruce Aylward博士：

关于武汉何时出现这样的拐点，在刚才这张图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拐点，我记得大概十天前这里的确诊病例数目就在下降。目前，我们已经看到治愈出院病例数已经大大超过了确诊入院病例数，这是可喜的改观，但何时为零，就非常微妙了，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非常狡猾的病毒。我们了解到现在依然还有成千上万患者在武汉的定点医院或方舱医院接受治疗及康复。从流行病学曲线来看，我们常常看到患者数量下降后，随后的下降会越来越快，这也符合传染病发展的相关理论。当然，我们此时依然需要保持谨慎，面对一个未知的病毒，我们没有先例可循。我不可能手拿水晶球，预测未来。但是参照以往疫情暴发的情况进行判断，可能几个星期之后，当新的确诊病例数下降到两位数时，我们就能知道局面已经得到了控制。

梁教授刚才也讲到了这一点，现在新的确诊病例中，与武汉暴露史或居留、旅行史有关的病例数正在下降，可见来自于武汉的风险已经大幅下降。当然重要的是要管理现有病例。但我们已经由此对武汉是否还给外界带来疫情传播的风险有了判断。

梁万年博士：

我赞同布鲁斯先生的评价，我们也曾一起反复讨论。总的判断是，武汉现在仍然是中国新冠疫情的中心地区。目前的形势依然是严峻复杂的。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现在是疫情防控能不能取得胜利的一个最关键时期。武汉每日新增病例数在下降，每日报告病例数在下降，重症病人、危重症病人所占确诊病人比重在下降，确诊病人病死率在下降，这些都是好消息，但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现在每天的确诊病例数还有400左右，疑似病例数还有四五百，每天还有新发病人出现。这就意味着疫情还没有被我们完全遏制。但是我们有一个基本判断，武汉在早期是一个暴发流行阶段，这种病例快速增加的势头已经得到了有效遏制。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对武汉还是要全力强化防控措施，对外要强化防止输出，对内要抓两个关键点：一方面围绕传染源的发现、管理，也就是对患者、患者的密切接触者、疑似患者尽快诊断出来，把密切接触者都找出来，进行管理和治疗，这是防止新发病人的根本办法；另一方面对已经住院的病人要强化治疗，一是对大量轻症病人要采取有效的方法防止轻症转重，比如中医药的使用、综合疗法，二是对重症病人千方百计实行“四集中”，让他减少病死。这几点是最为关键的。

记者提问：

对中国的质疑怎么看？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专家考察组过了那么长时间才到达中国开展相关的工作？

Bruce Aylward博士：

世卫组织相关部门从疫情暴发之初就一直在中国，每天都与中国政府共同工作。而且从2020年1月21日起，世卫组织的团队就到达了武汉，可见我们从一开始就在，而且从未离开。而我们这个联合考察组的特别之处在于，成员由许多外部专家组成。我是在两周前收到邀请加入这个联合考察组的，而且组建这样一个团队确实需要一些时间。我们也都是紧赶慢赶，不停地在工作。我们现在来正恰逢其时，因为我们不可能一切从头开始，现在一些工作已经开展，正好可以对其效果进行评估。我们的驻华代表处也一直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就此疫情在多个领域开展密切合作。

说到数据的问题，我记不清以前自己是否回答过类似问题，但我也确实经常听到对每天病例数字变化提出的质疑。每当出现突发事件，尤其是当我们面对一种全新疾病时，我们都在努力搞清对病例的定义和其特点，希望能够尽快为患者提供治疗。这都需要时间，所以在数字上有些变化并不少见。每天的数据并不是主要问题，我最关注的是疫情的发展趋势。如果回顾一下中国的情况，我们会发现，虽然不同渠道的信息各不相同，但疫情趋势显而易见，符合逻辑。所以我就不对新闻里播出的数据进行评价了。疫情总的趋势是非常清晰的。病例数的上下浮动不足为奇，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也遇到过许多类似需要解释数据的问题。

记者提问：   

为什么说这次疫情是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梁万年博士：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为什么防控难度是最大，我感觉是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从病原学来看，它和SARS不同，目前了解，它的传播力高于SARS，它有一个指标“基本繁殖率”，也就是自然状态下这个疾病可以传几个人。这次我们考察团借鉴了前段时间有些学者的研究，做了综合分析，大概判断是2.0-2.5之间，这是它的传播力，也是比较快。尤其是在一个封闭状态下，它可能更高。第二个，从毒力上看，还有很多东西并不是很清楚。这个病毒的来源、致病力很多方面都不清晰。从这种疾病来看，它有很大的隐匿性，这是我们这次感受最深的一点。SARS一个很典型的症状就是发烧，几乎所有SARS病人都发烧而且是高烧，用测温计就可以识别出来，识别出来以后可以追踪密切接触者进行管理，意味着传染源能够很快得到控制。但这个病，从疾病的全貌来看，有无症状感染者、有轻症患者、有普通型肺炎、有重症肺炎，包括危重症肺炎。而无症状感染者、轻症患者、普通肺炎的比例，从现在资料来看占比比较大。如果没有及时就医，不论是患者，还是医务工作者，都很难发现，发现不了就难以控制，密切接触者也无法发现和管理。这种隐匿性是新冠肺炎和SARS非常不同的特点。

再一个从临床学来看，早期感染的大部分病人可能只有轻微呼吸道症状，一部分病人有发烧、有咳嗽，有一些轻微呼吸道症状，进展很缓慢，但是往往很多病人，一周以后可能突然出现病情变化，体征和症状并不成比例。这个病对老年人，对一些存在基础疾病的患者，从现有资料来看，似乎它的毒力、致病力比较强，表明了它独特的临床特点。

第三，到现在为止，从对易感人群的保护来看，还没有有效的疫苗。所以从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三方面来看，对比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新发传染病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确实是防控难度最大的一种传染性疾病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记者提问：

请问布鲁斯·艾尔沃德先生，我能够理解你讲到的一条核心讯息就是中国全政府、全社会的方法是值得其他国家遏制病毒蔓延过程中采用和借鉴的，但是比如封城这样的做法在很多国家是不切实际的，意大利采取了仿效的做法，对某个城市进行了类似的限制措施。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坚定有力的措施是您推荐的吗？

Bruce Aylward博士：

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存在这样的偏见，即认为武汉方式、湖北方式就是中国方式，但事实并非如此。武汉方式、湖北方式是中国方式中的一种特殊方式，适用于出现社区传播的地区。我们在其他一些地方见到的实际都是家庭聚集性病例，并没有产生二代传播，所以说这些地区的做法过时并不公平，事实上这些做法相当现代，目的是为了迅速地找到每一个感染者，穷尽式地追踪到密切接触者并进行隔离，也许他们还没有症状就已经被感染了。认真推广最基本的卫生措施，包括不断地向公众强调勤洗手的重要性。像我们做卫生的都知道，30%的呼吸道传染性疾病是通过手接触传播的。然后在此基础上取消公众聚集的活动，关闭学校，暂停返工复工这些再慢慢进展到比较严厉的强有力的措施。

在最初我们考察团接触过程中，我与梁博士也有沟通，我经常说这是中国方式，他会告诉我，不是的，这不是中国的方式，中国的方式是因地制宜的方式，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式。当然在我们传承公共卫生这些最经典做法的时候我们要用现代化的技术方法，因为病毒和疾病的演变本身是快的，我们要快速地去应对。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并不需要在不必要时采用封城的方式，也并不需要等到当一种疾病到了大暴发的情况下再迟缓地考虑其缓解的情况。有一条中间道路可以去走的，那就是像这些经典的方式以现代化的技术性的方法去加速其应对，这样一条中间道路的效果，让我很惊讶，我的这些同仁也很惊讶，当然这需要全社会有这样的凝聚力，愿意做出这样的承诺，需要政府坚定有力的领导力去汇集相关的资源，这样有清晰的领导力，明确的方向，我认为在这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情况下是可以凝聚起民众的力量的，所以我想强调的是这种传统的经典的方法是奏效的，在中国是奏效的，让我们同样效仿。

所以我也想借此机会向梁博士深深地致歉，因为最初我也不断地说这就是中国的方式，但是他不厌其烦地非常耐心地一次又一次地跟我解释：不，这只是广东方式，这只是北京方式，有众多的工具而最基本的经典的东西是不变的。感谢你的耐心。